席的發明，緩解了人們直接坐在地上的不舒適感，但由于席的材質本身存在缺陷，席不僅容易卷邊，而且起身時還會移動，給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不便。《史記》中就有一則與席移動的相關故事，說商鞅第二次拜訪秦孝公時，詳細地闡述了變法方略，秦孝公聽得入神，不由得向商鞅靠近，以致膝蓋超出了自己坐席的邊緣，坐席整體也隨之發生移動。在今天看來，座位發生移動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在崇尚禮法制度的先秦時期，這可以說是一個“大事故”。
古人極重禮儀，對于席的使用也有諸多嚴苛的要求，如《論語》中記載孔子就有“席不正，不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等規定。為了避免秦孝公“身體離席”這樣尷尬的“事故”時常發生，也為了保證席一直處于正位，古人就在席的四角放置重物，用來壓住席的席鎮便隨之出現并流行于世。
錯金銀銅豹鎮（河南博物館藏）
翻閱中國古代文獻典籍，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有了與“鎮”相關的記載，如屈原的《楚辭》中記載“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描寫的是湘君在幻想中與湘夫人如愿相會的情景。盡管這是詩人的想象，但俗話說藝術源于生活，以玉石為席鎮可能正是當時的一種風尚，所以才被屈原寫入詩詞之中。東漢王逸對“白玉兮為鎮”注曰：“以白玉鎮坐席也。”除此以外，在一些古代小說中也有鎮的身影，如《西京雜記》如此描述昭陽殿內的布置：“玉幾玉床，白象牙簟，綠熊席……有四玉鎮，皆達照無瑕缺。”由此可見席鎮在社會中的普及性，席鎮已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必需之物。
那么，席鎮到底是什么時候出現的呢？席鎮是伴隨著席的出現而出現，還是禮樂制度形成后催生的產物？目前沒有確切答案，但從考古發現的實物來看，春秋時期席鎮已經開始流行，并以玉為尚，有的古籍中直接寫作“瑱”。浙江紹興印山大墓出土數件春秋時期的玉鎮，這是現在能見到的較早的席鎮實物。然而，縱觀所有的考古資料，玉石質席鎮卻十分罕見，原因有二：第一，玉石容易損壞，不容易保存；第二，審美進步，隨著對美的不斷追求和制造技藝的增進，人們開始制作紋飾復雜、造型多樣的席鎮，由于玉石難以加工成精美的造型，逐漸被更容易加工的金屬鎮所取代，繼而退出歷史的舞臺。
玉鎮的退出并沒有阻礙席鎮的整體發展，及至漢代，席鎮達到了空前發展，出現了一批造型多樣、工藝精湛、堪稱藝術品的席鎮。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展廳里，展出的一對鎏金熊形青銅鎮便是這一時期的佳品。
以“熊”為形
漢代席鎮一般用金屬鑄造，體積不大，高約3.5～10厘米、底徑6～9厘米。為避免牽羈衣物，席鎮往往被制作成扁圓形，就算席鎮制作的原型有支棱出來的細節，也會被工匠刻意隱去，或通過其他方式表現出來。此外，為了更好地壓住席的四角，工匠們有時還會往席鎮里灌滿細沙或鉛，漢鎮一般重600～800克，約合2.5～3漢斤，很適合壓席。這一時期的席鎮大多制作成動物造型，常見的有虎、豹、羊、鹿、龜、蛇、熊等，這是因為漢代人認為它們具有驅除災難、帶來吉祥的神奇能力，正所謂“羊者祥也，鹿者祿也”。
從先秦時期開始，人們也把熊視作吉祥的動物。《詩經》中就有這樣的詩句“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東漢儒學大家鄭玄釋為“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意指夢到熊是為生男的吉兆。北宋時期的《太平御覽》曾引先秦古籍《山海經》所書“熊山有穴，恒處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若冬啟夏閉，乃必有兵”之言，認為熊是神獸。此外，在神話傳說中，也有關于熊是吉兆的記載。在《封神演義》中，西伯侯姬昌夢到長有雙翼的虎，周公解夢說“虎生雙翼為飛熊”，認為他一定能得到賢人相助。果不其然，不久之后，西伯侯姬昌在渭水之濱偶遇垂釣的姜子牙，故后人以“飛熊”指君主得賢的征兆。為了取熊的吉祥之意，工匠們也常常將席鎮塑造成熊形，正如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的那對鎏金熊形青銅鎮。
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豹形銅鎮
這對席鎮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一座西漢墓中，出土時共有四件，剛好可以放置于坐席的四隅。除了中國國家博物館珍藏的這一對，另一對同樣憨態可掬的熊鎮藏于安徽博物院。這四件席鎮造型相似，整體呈熊形，昂首張口，長嘴前伸，雙目炯炯有神，短耳豎起，前肢自然上舉，后肢微微彎曲，肩背豐隆。
既然熊在古代被人們視為祥瑞之獸，漢代工匠又非常擅于制作熊形器物，那么按照常理來說，漢代熊鎮的數量應不在少數；但是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的熊鎮卻并不多，僅有零星的考古發現，其原因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家具樣式的變化，出現一種新的坐具，上面的席得到了比較周密的保護，席鎮便失去了實際用途，逐漸淡出人們的生活。
本文節選自《百科知識》2022.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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