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現狀崔永元最新情況怎么樣?還以為崔永元是正義的化身，現在覺得貌似也不是，投毒殺人犯有什么可同情的？廢除死刑是對好人的褻瀆！

崔永元調查轉基因的紀錄片并不可靠

本文依據新華社、人民網、科技日報、農民日報、鳳凰網、生物谷、環球網、知乎、中國網、萬方數據、東南快報、中國江西網、中國新聞網、澎湃新聞、大河健康報、果殼網、中國日報、中國生物技術網、科學公園、賽先生、知識分子、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華中農業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的相關官方報道綜合編寫。

官方報道

主流媒體均不認可其結論

鳳凰網官方報道：崔永元的美國轉基因調查紀錄片的立場被認為有失偏頗，引發了很大的爭論。比如，彼時紀錄片中采訪對象的資格受到質疑，片中的部分實驗和結論也被稱為不嚴謹，同時帶有傾向性，嚴重誤導了讀者。

在上海科研機構工作的一位植物分子生物學博士曾在2014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稱，“（崔永元）這部紀錄片，從宣傳上看是成功的，而從科學角度看則是完全失敗的。在宣傳上，神奇的個例、豐富的個人體驗和對一些轉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擊，讓這部紀錄片具有很強的煽動性。但其背后，無論從被采訪者的構成、所表述的觀點還是其論述的科學性上看，無不流露著被操縱和選擇的痕跡。而從科學角度來看，一個好的調查，需要對采樣和采訪對象進行良好的設計，并對獲得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從全片來看，由于調查取樣的偏向性，使得本片所得出的結論并不客觀。”

在國內知名科普網站果殼網“2014十大科技謠言”中，崔永元的轉基因紀錄片因“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而名列榜首。據知名科學網站“科學公園”撰文稱，崔永元在這部所謂的紀錄片中，植入了極多已被科學界反復辟謠的謠言和謬誤。

2014年10月17日，美國學者馬丁娜·紐威爾—麥格勞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她發現她在崔永元轉基因紀錄片中的一些言論被“編輯”過，以及“被錯誤的翻譯了”。她舉例稱，當時崔永元問，很多轉基因產品是在美國生產的，但并不在美國消費，而是出口到了中國。但事實上，美國消費者也在食用這些產品，美國有一萬億的食用人次，還有十億家畜食用轉基因作物，目前并沒有發現任何的問題。

馬丁娜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在崔永元拍攝的轉基因紀錄片中多次出現過，，她指出，崔永元的紀錄片中描述的老鼠食用轉基因作物后形成腫瘤，也存在一定問題。馬丁娜解釋稱，“其實這些大鼠自發地就會形成腫瘤，如果測試對象數量增加之后，肯定會有腫瘤的出現”。她表示，如果看到采訪的文本，可能回答就不同了。

崔永元的紀錄片中接受采訪的這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教授指出，“我接受崔永元采訪是在去年11月，當時交流了一個半小時，后來并沒有看過他的紀錄片。但根據看過該片的朋友反饋，我認為播出的內容經過了編輯，有些內容可能是錯誤的翻譯，或是溝通語言有障礙。實際上，我認為轉基因技術非常重要，并且從科學的角度有過嚴謹的評估，進行過安全和環境的測評才進入大規模的種植。”

請端起科學的武器嚴格審查

小崔錄像貌似公允，不偏不倚，把兩方面的觀點都呈現了出來，但錄像的片面組織和編排會讓觀眾得出一個結論：轉基因食物是危險和有害的。什么叫誤導？這就叫誤導。

崔永元的“美國轉基因調查”錄像討論的是一個科學問題：轉基因食物是否安全。

要談科學問題就要有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知識：那就是科學證據和證明。

小崔的“美國轉基因調查”錄像似乎是有了一點科學的態度，知道要調查和收集證據。但錄像里的調查方法、訪問的人選和收集的數據表明他極度缺乏科學知識——不知道什么樣的人選是代表性人選，什么樣的數據是科學證據，什么樣的試驗是科學試驗，什么樣的證明才叫作科學證明。

崔永元的調查對象選了兩個群體，一個是專家群體，一個是老百姓群體。專家群體里沒有去走訪美國在轉基因技術領域的主流科學家，即美國著名大學里的權威專家和美國科學院的院士，而是選了少數的支轉專業教授和多數的反轉非專業教授和醫生。這樣的選樣顯然不能反映美國主流科學家對轉基因技術的觀點，而片面地給大眾一個錯誤的印象：美國的多數教授是對轉基因技術存懷疑態度和反對態度的。

崔永元在老百姓群體里選的多數個體是反轉基因的個體。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是選了一個把轉基因食品和核武器畫等號，并聲稱自己癌癥晚期吃了一個月的有機食物就治愈了癌癥的神奇的個體。這樣的個體是有代表性的個體嗎？這樣的思維能代表美國老百姓的普遍思維嗎？

錄像里出示了兩段看起來“強有力”的、但也是非常誤導的“轉基因食物有害”的證據：

一段是小鳥選吃“非轉玉米”的錄像；另一段是美國退休女教授出示的轉基因植物種植量和各種疾病發生率的時間相關性曲線。

這兩段證據錄像里有兩個基本科學常識的錯誤：

一是試驗樣本的重復性和條件的一致性。

小鳥吃玉米試驗需要由專業研究人員從不同的地區采集不同的轉和非轉基因玉米做至少3次以上的重復試驗；要選擇顏色、大小和成熟度一致的轉和非轉玉米來做這一類的試驗。如果要得出可靠的結論，還需要把該現象的機理研究清楚，講清楚是轉基因玉米中的什么成分讓小鳥討厭，以及小鳥為什么討厭這個成分。不然，就會像在大街上看人玩撲克魔術一樣，讓別人把錢給騙了。任何一個會拍錄像的人都能馬上拍出一個類似的錄像，來展示小鳥只吃轉基因玉米而不吃非轉玉米。

二是兩個不同事件在時間上的相關性不表明兩者有因果關系。

美國退休女教授把美國近20年的轉基因植物產量、農藥草甘膦用量和各種疾病發生率放在一張圖上作比較，指出三者在時間上的相關性，暗示是轉基因植物導致了許多現代疾病的增加。這種比較和分析只能提示可能性，而不能作出科學結論，因為不同事件在時間上的相關性并不等于兩者有因果關系。比如把中國的房屋建造量、汽車的產量、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和PM2.5的增加量曲線也放在那個美國退休教授的圖上，也會看到有類似的時間相關性。難道我們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因為轉基因植物的增加導致了中國的房屋建造量、汽車的產量、化肥農藥的使用量和PM2.5的增加嗎？

如果小崔有時間和精力把所有這些類似的曲線和試驗數據都收集在一起，就會發現造成腫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現代疾病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轉基因植物而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造成的大氣、土地和水的污染以及各種食物和日常用品中的各種人造化合物。

小崔在錄像里出示的這些看似科學而實際上非科學的試驗和數據，對不懂科學的普通老百姓欺騙性特別大，誤導特別嚴重。

轉基因食物有沒有害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科學問題，不要說普通百姓，就是非生物領域的科學家如果不學習這方面的知識也很難給出正確的判斷。小崔的錄像中也顯示了美國老百姓對這個問題的茫然和盲從：“人家說有害，所以我不吃。”

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是這個領域的科學家。如果這個領域的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轉基因食物有害，那很少有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廣泛向社會推廣這種食物。既然大部分科學家都認為轉基因食物沒有比傳統食物更不安全，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大部分的科學家都是為了自己的飯碗而說昧心話。

小崔錄像貌似公允，不偏不倚，把兩方面的觀點都報道了出來，但錄像的片面組織和編排會讓觀眾得出一個結論：轉基因食物是危險和有害的。什么叫誤導？這就叫誤導。

一個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向老百姓作宣傳的時候，要有科學、嚴肅、公正和負責任的態度。如果對有些科學問題不清楚，應該虛心向科學家請教。如果自己的知識不足以在兩個不同觀點的科學家之間作出判斷，就沒有在這個問題上的判斷權，就不要輕易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以免誤導大眾。

小崔可以讓大眾對轉基因食物持懷疑態度，可以讓大眾有知情權，但不應該誤導大眾得出沒有科學證據支持的、轉基因食品不安全的結論并鼓動反轉基因的情緒。

我們應該反對科學技術在任何領域的濫應用，特別是在和人類健康和生態環境有關的領域，但我們更應該反對偽科學和片面的科學。

（作者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崔永元轉基因紀錄片中的科學錯誤

崔永元在美國進行數月走訪調查而成的紀錄片終于發布。在這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紀錄片中，崔永元一行人通過人物訪談、實地調查等方式，以自己的立場為基礎，記錄了美國轉基因食品的現狀和人們對轉基因食品的觀點。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于這部紀錄片，持不同觀點的人會看到不同的東西。對轉基因支持者而言，這部紀錄片算是粉碎了“美國人不吃轉基因”的謊言，明確了轉基因在美國并不需要強制標示，也體現了美國官方和主流學界對轉基因的支持態度；而對于轉基因的懷疑者和反對者，也能看到美國內部也存在強大的轉基因反對聲音、不少人排斥轉基因食品并歡迎有機食品等。然而，作為一部紀錄片，它存在太多的漏洞和偏頗，使之無法完整客觀的呈現美國農業和食品工業的真實面貌。事實上，片中存在的大量漏洞甚至謠言，已經被眾多科學傳播界界同仁辟謠過多次。本文并不想引用太多專業論文來進行辟謠，畢竟，一來這是重復工作，二來結論性的文字是一個信者恒信，疑者恒疑的東西。本文的寫作目的是與各位讀者探討應該如何進行一個科學的調查，以及如何對調查結果進行更為理性的思考。

紀錄片還是肥皂劇？

按照崔永元自己的說法，這個名為《崔永元赴美國考察轉基因食品情況》的視頻是一部紀錄片。

紀錄片的核心，應該是真實、無預設立場。

崔永元拍攝的這個視頻，果真如某些人所說的遵循了“大多數媒體的平衡原則”，是一部真實、無預設立場的紀錄片嗎？

回答這個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看在這個視頻中出場的人物及其出場順序。

（注：視頻中出場人物的順序按照表格的縱向排列從上到下，如在片段《轉基因是否安全有沒有爭議？》中，被采訪人物的出場順序依次是：馬廷娜·紐威爾麥格勞林教授、南希·斯萬森教授、超市中購物的中年婦女A）

結合上表觀看視頻，不難發現這樣幾個問題：

1、崔永元在視頻中采訪了轉基因支持者7人，轉基因反對者29人；其中采訪轉基因支持者的場次共計11場，而采訪轉基因反對者的場次卻多達50場以上！崔永元打著拍攝“紀錄片”的幌子，在絕大多數科學家和公眾都支持轉基因的美國進行采訪，對不同立場的被采訪者在人數和場次上如此厚此薄彼，談何平衡、公正、客觀？

2、崔永元將視頻分為“轉基因是否安全有沒有爭議？”、“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究竟是否安全？”等若干片段。在這些片段中，被采訪的轉基因支持者不但人數少、出場少，還往往處于被“圍攻”、“駁斥”的狀態——通過崔永元團隊的刻意拼接，每當一位轉基因支持者發言后，緊接著便是多名反轉人士慷慨激昂地發表反對觀點，而反轉人士拋出一大段謬論后，卻沒有轉基因支持者的相應反駁。無一例外地以反轉人士的觀點作為“答案”來結束每個片段——如此巧妙的安排，很容易讓觀眾形成“前者的觀點被后者所駁斥”的印象，絕非所謂“公正地呈現兩方觀點”。

崔永元通過以上種種煞費苦心的安排，無非是為了“證明”其趕赴美國前便已預設好的個人觀點：

• 轉基因是否安全有沒有爭議？預設答案：有爭議

• 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究竟是否安全？預設答案：不安全

• 美國人是否已經放心地吃了20年轉基因食品？預設答案：他們不知情，談何放心？

• 和轉基因作物關系密切的草甘膦是否安全？預設答案：不安全

• 轉基因食品獲得一些權威機構認證是否就能說明它的安全性？預設答案：不能說明

• 轉基因食品的包裝上應該強制貼上標識嗎？預設答案：應該強制貼標簽

• 什么是最好、最安全的食品？預設答案：有機食品

在如此鮮明的預設立場下，崔永元雖然貌似中立地采訪了對轉基因持相反態度的兩方，卻通過厚此薄彼的采訪比重，巧妙的情節編排、剪輯，將這個視頻由“紀錄片”演義成為了一部毫無客觀、公正性可言肥皂劇。

為了使這部肥皂劇不辱其名，崔永元還不遺余力地往其中添加了不少娛樂元素和植入廣告。例如那位吃了一個月有機食品后晚期癌癥痊愈的奇跡女、“前軍方人士”、“前政府雇員”大肆宣揚陰謀論，將支持轉基因的科學家污蔑為“被政府控制”、“被利益集團收買”；崔永元本人更是披掛上陣，煽情客串了一把有機西紅柿推銷員：“這就是我八歲時候吃的那個西紅柿的味兒，粉碎四人幫之前西紅柿的味兒。”

世界級科學家還是民科團隊？

肥皂劇上演之后，崔永元在微博高調宣布：“我結識了眾多世界級科學家。”

作為這部反轉肥皂劇的總導演和客串演員，崔永元所“結識”的“世界級科學家”，自然是劇中那幾位反轉“科學家”。

肥皂劇中出現的反轉人士達29位之多，除了教授、醫生外，不乏雜志主編、攝影師、有機賣場銷售員乃至買菜阿婆、家庭婦女等，他們都是“世界級科學家”嗎？顯然不是。按照崔永元在片中的解說，他此行的采訪對象，包括美國科學家與普通民眾。那么，這些出場人物中，哪些可以算得上崔永元所謂的“世界級科學家”？

為了盡量不遺漏可能存在的“世界級科學家”，筆者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通過對其含金量的評估，看看誰有資格被稱為“世界級科學家”：

陳一文——知名民科

所謂的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這個所謂的“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是國內公認的民科機構，陳一文本人也早已因支持“水變油”、以謠言詆毀轉基因技術而臭名昭著。值得一提的是：陳一文自稱在2004年擔任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研究專業委員會顧問，但被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否認。他在網絡中經常以該專業委員會顧問自稱，其新浪微博也曾以該頭銜進行了“黃V”認證，但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官方網站發表通告稱，其協會下查無此人。

陳一文不喜歡科學

他是一位英籍華人，在2013年末和崔永元走到了一起。據陳一文的敘述：由于崔永元身邊缺乏一個既懂得轉基因又通曉英文的助手，在轉基因領域關注頗多的他，即成了陪同崔永元在美國進行采訪的不二人選。

自20世紀80年代始，陳一文除了為 “反轉基因”四處奔波，還一直為已公認為騙局的“水變油”項目正名，并長期追蹤調查科學界同樣公認難以實現的地震預測。陳一文始終被拒于科學共同體之外，但至少在他看來，這完全是主流科學界的損失和錯誤。

據他的自述，他不愛科學，而是愛哲學。“我最喜歡兩門學科，一個是哲學，一個是政治經濟學。”他熱衷于自己從不同領域里概括相似抽象理論的他，會用物理變化來解釋政治經濟學現象——無論二者間的邏輯關系多么牽強。而主流科學界和科學權威是陳一文抨擊的首要對象。

為上個世紀90年代的“水變油”詐騙事件辯護，成了陳一文維護民間研究的重要例證。陳一文坦言，“水變油，實際上推翻了物理學、化學、核物理學一系列的基本理論”。雖然，陳一文并未接觸過王洪成，也并未親自看過該實驗，但他仍然對這個實驗深信不疑。最終陳一文把導致王洪成入獄的矛頭指向了所謂的“利益相關機構”，他認為，“水變油”的低成本，會造成“世界能源結構，天翻地覆的變化——所有的產油國，所有依賴能源輸出的國家都要垮，整個世界就亂了”

利益集團的“陰謀和打壓”成為陳一文這類人解釋一切困境的法寶。作為一種弱者想象，凝聚著民間科學家群體的人心。陰謀論不需要去證明，而基于科學事實對民間科學家的反駁，則會被當作“打壓”的體現。

在詢問到陳一文自己的研究方法時，陳一文表示由于缺乏資金和條件，他不是在實驗室里進行科學實驗，而是追蹤非主流研究者的成就、方法，并整理得出結論。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民間科學界并不會承認主流科學界的SCI論文系統，自然談不上會去引用相關的論文資料。實際上，在陳一文對轉基因問題的研究中，并無任何一篇引用文章出自SCI數據庫。而陳一文個人微博和網站上文章引用的出處，大多是來自一些簡單的生活介紹類雜志；而陳一文也坦承，其信息主要來自互聯網和他的伙伴投遞的資料。

這些資料與雜志構成了陳一文異樣的知識來源，并令陳一文堅信：放棄吃轉基因食品，改為吃有機食品，可以獲得奇特的醫療和保健效果。

“在超市里接觸到一個癌癥患者。他就是通過網上了解、大夫建議，沒動手術，也沒做化療。就是通過100%吃有機食品，瘤子越來越小，一直到好。這樣的例子不是一個。而且，美國現在越來越多的大夫，跟癌癥患者建議，一定要100%吃有機食品。”這是陳一文陪同崔永元在美國采訪時的發現。而在崔永元炮制的這部偽紀錄片里，這樣荒誕的例子得到了很多呈現。

左邊是陳一文

南希·斯萬森——物理學

西華盛頓大學退休物理學教授，物理學博士，曾就職于美國海軍。值得一提的是，西華盛頓大學在美國屬末流大學，另外，在幾個反轉網站的履歷中，南希斯·萬森的頭銜是Adjunct Professor，即兼職教授。南希·斯萬森是肥皂劇中唯一出示其“研究數據”的反轉學者，但其展現的數據正如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馬廷娜·紐威爾麥格勞林教授所言：缺乏堅實的科學基礎。

羅賓·伯恩霍夫特——倡導另類醫學的醫生

臨床醫生，另類醫學倡導者，美國天主教全國父母委員會主席。曾任“美國環境醫學科學院”院長，同時是“美國抗衰老醫學科學院”（簡稱A4M）成員，這兩個所謂的“科學院”實際上都是偽科學騙子機構，其中A4M進入中國后曾被知名醫學反偽者李清晨醫生所揭露[1]。

大衛·舒伯特——神經生物學

索爾克生物研究院細胞神經生物學實驗室教授，實驗室主任。大衛·舒伯特是研究阿爾茲海默癥的神經生物學家，其專業并非分子生物學。也許舒伯特教授在其專業內確實優秀，但在分子生物學乃至轉基因領域，舒伯特教授無論如何算不上“世界級科學家”。

伊拉·卡斯——替代醫學

這位伊拉·卡斯并非崔永元視頻中所謂的“高級手術醫師”，而是一名精神科醫生[2]。此人雖有正規醫師執照，卻提出了多種非主流醫學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綜合醫學”（Integrative medicine），即在使用正規藥物治療的同時使用“替代醫療”藥物。關于“綜合醫學”，在國內外醫學界早已被廣泛批評[3]。此外，伊拉·卡斯與臭名昭著的偽科學騙子機構“美國抗衰老醫學科學院”（A4M）過從甚密，曾作為演講者參加 A4M 組織的若干講座，并合作出書。

唐·胡伯——植物病理學

80歲的唐·胡伯退休前任職美國普渡大學植物病理學名譽教授，作為反轉人士中極其罕見的擁有生物學學術背景的學者，胡伯教授在轉基因科研領域并沒有遵循科學界最基本的“同行評議”原則，早在2006年，胡伯教授便宣稱在轉基因作物中發現了一種全新病原體，能導致作物大批死亡，牲畜和人類大批流產。但他拒絕向科學界分享這個“偉大”發現，也就是說，全世界只有胡伯教授一人發現了這個所謂的“不明病原體”，沒有得到其他任何科學家的驗證或認可，迄今為止，有二百多位科學家聯名呼吁胡伯教授將其發現交予權威的科學機構進行研究[4]。胡伯教授一律予以拒絕。“不明病原體”已成為全球生物界的一大笑話。

大衛·金——有機農場主

洛杉磯習耕園和種子庫創始人、主席，這個所謂的“習耕園和種子庫”，實際上是一個推廣有機農業的組織，大衛·金則是一名有機農業布道者。[5]

勞瑞·科恩·彼得斯——沒有醫學學位的保健醫學師

號稱整體保健醫師的勞瑞·科恩·彼得斯并未獲得醫學學位，只是一名“注冊整體醫學師”（CHHP，Certified Holistic Health Practitioner）。她所從事的“整體保健”（Holistic medicine）[6]并不是現代醫學的一部分，屬于美國為數眾多不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承認的“替代醫學”之一。

伊萬杰羅斯·瓦連納托斯——希臘歷史學

這位所謂的美國環保署前“高級官員”，其實是一名曾在美國環保署任職的分析師（analyst）。他是轉基因或生物學領域的專家嗎？不，他是一名希臘歷史學博士[7]。

迪恩·弗羅伊登伯格——生態農業學

生態農業學家，中美后現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凡是遇到頭銜中有“生態專家”的都需要特別謹慎，這樣的人通常是有機農業推手。迪恩·弗羅伊登伯格還是“路德教神學院”（Luther Seminary）的“名譽教授”[8]，他不但反對轉基因，還反對進化論。

約翰·柯布——生態經濟學

這位建議中國不要被資本主義戰略綁架、大力發展有機農業的“生態經濟學家”，也是一名反進化論的“神學家”[9]。

真是不看不知道，看了嚇一跳，在崔永元這個充斥著神棍、有機農業推手、騙子醫學機構成員的所謂“世界級科學家”團隊中，沒有一位是轉基因或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家，唯一一位在職科學家大衛·舒伯特，卻沒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轉基因相關研究，在該領域堪稱民科，而另一位稱得上科學家的唐·胡伯教授，卻拒絕通過同行評議來對其“不明病原體”進行驗證，至于南希·斯萬森這位謬誤百出的美國末流大學的兼職物理學教授，算得上科學家嗎？民科罷了。

這就是崔永元所謂的“世界級科學家”團隊。

袁隆平院士接受采訪

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在海南接受鳳凰財經采訪時指出，只要是通過安全檢測的轉基因作物，都是沒有問題的。“美國轉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這個對人體無害，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幾千萬噸大豆，這個完全沒問題。”袁隆平在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袁隆平還對記者表示，轉基因是農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作為對比，我們不妨在這篇《科學家聯合簽署支持轉基因技術的聲明》中欣賞一下支持轉基因的、真正的世界級科學家名單。為首的25位諾貝爾獎得主中，有13位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還有被稱為“拯救了十億生命的人”和“綠色革命之父”的遺傳育種專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諾曼·博洛格，以及有“DNA重組大師”之稱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保羅·伯格。（注：截止2022年，已經有156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支持轉基因）

事實上，在美國科學界乃至全球科學界，科學家們對待轉基因的真正態度正如如視頻開始時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馬廷娜·紐威爾-麥格勞林教授所說：

“絕大部分的同行評議、自身也在做科研工作的科學家，都認為這項技術即使不比舊的技術更安全，至少也是同樣安全的。絕大部分科學家對這一點的確沒有什么爭議，大量的證據支持同一觀點。會有一些持不同意見的科學家，但是數量非常少，而且他們提供的大部分信息，并沒有堅實的科學基礎。”

真相還原者還是有機農業推手？

崔永元在這部自導自演的肥皂劇中，曾多次聲稱自己拍攝這個視頻的目的是為了“還原真相”，果真如此嗎？

在這部肥皂劇中，共有23位反轉人士多次明確推薦了有機食品（包括崔永元本人），其中洛杉磯習耕園和種子庫（有機食品協會）創始人大衛·金、愛荷華州農場主羅伯特·斯特里特、霍華德·維利格、洛杉磯圣塔莫尼卡農夫市場有機食品賣家路易斯·魯埃達、珍妮弗·杰安、洛杉磯co-op超市（專賣有機食品）市場總監里卡多·查維拉、有機食品布道組織Moms across America成員澤恩·霍尼卡特、凱瑟琳·哈拉勒、英格爾·斯科特等，這些人都是有機食品的直接利益相關者。

不得不說，那位聲稱吃了一個月有機食品便晚期癌癥痊愈神跡女，讓筆者遙想起當年崔永元和司馬南攜手打擊偽氣功時的場景。對那些自稱依靠練氣功治愈晚期癌癥的神棍，崔永元稱之為騙子，而那些幫助騙子做宣傳的媒體和媒體人，被世人公認為騙子幫兇。對此，我們不禁感到疑惑，是什么原因，讓崔永元走上了這樣一條成為騙子幫兇的歧途？

中國政府早就給了知情權

袁隆平如何看待轉基因

“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這樣的一位科學大師，嘔心瀝血為人民奮斗超過半個世紀，卻因為旗幟鮮明的支持轉基因技術，說了一些實事求是的話，就被反轉人士攻擊為“為了兒子”，還諷刺老人家“保持良心難啊”。某些人就跟著附和、瞎起哄，污蔑科學界都是“被利益集團收買的”。對于來自科學家和科學愛好者的正確意見，他們不愿意聽取，而是一上來就詆毀對方是“收了狗糧”“美國狗”“漢奸賣國賊”。

袁隆平院士

其實，袁隆平對于轉基因技術，一直持有積極的態度。可以說，袁隆平對轉基因的態度從來是力挺的！因為他知道，在人類的育種模式中，雜交育種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雜交水稻的育種方面，基本上是已經達到了瓶頸狀態，要想在產量和品質上再有突破性的研究，無論如何，基因工程育種是最具有發展前程的育種模式。

下面是袁隆平院士關于轉基因的公開言論，來源于袁隆平的百科詞條，參考資料全部來源于中央級政府媒體：

人物言論

2010年3月5日，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指出：“雖然我國雜交水稻技術目前在國際上領先，但如果不加強分子育種技術研究，短則五年、長則十年，我國的雜交水稻技術就要落后國際水平了。”袁隆平認為，今后利用生物技術開展農作物育種是農業科技的發展方向和必然趨勢，轉基因技術是分子技術中的一類，因此必須加強轉基因技術的研究和應用，沒有技術就沒有地位。 [89]

2010年3月12日，袁隆平表示支持政府關于轉基因作物研發的決策。為了消除公眾對轉基因抗蟲稻米安全性顧慮的問題，袁隆平表示，愿意作為第一個志愿者來吃。 [81]

2013年，袁隆平說：對轉基因食品安全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對轉基因技術不能“一棒子打死”，生物技術是解決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出路。他主張，不要輕易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要猜測和推論，要用事實說話。 [87]

2014年11月17日上午，袁隆平在河南農業大學作報告說：“轉基因食品問題，我的看法是這樣的，轉基因不能一概而論，基因多種多樣，有些基因特別是抗病蟲的基因，大家擔心人吃了會不會有問題？這些基因我們要慎重。但另外一些轉基因，如美國大豆的除草基因，大面積生產不用除草，沒有問題，不能談轉色變。”

在袁隆平看來，分子育種的轉基因技術是解決糧食增產、保證糧食安全的科學措施，搞轉基因要合理研究，經過嚴格的科學試驗和把關。 [90]

2018年4月14日，袁隆平在接受鳳凰財經采訪時發表了對轉基因的看法。對于轉基因大豆，袁隆平指出，只要是通過安全檢測的轉基因作物，都是沒有問題的。袁隆平表示，“美國轉基因大豆加入的是除草基因，這個對人體無害，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幾千萬噸大豆，這個完全沒問題。” [84]

袁隆平還對記者表示，轉基因是農業的未來發展方向。 [83]

統計和謬誤

對統計學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抽樣的樣品越多、分散的越隨機，越能反應總體的規律，反之則會陷入錯誤之中。紀錄片中，“超市采購”案例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我們可以注意到，采購者在一座超市中，只購買了一件玉米制品和五件大豆制品。那么，只在一家超市取樣，隨機性就不能保證——畢竟在美國甚至有只販賣非轉基因食品的專門超市。此外，購買的產品種類太少，且不能保證是否經受了非隨機的挑選——因為即使是轉基因和非轉基因食品都進行販賣的市場，非轉基因食品有著明顯的標識，這對于商品選擇有著顯著的影響。事實上，在存在影響因素的情況下，就必須采用盲法進行采樣，來保證取樣不受影響。例如，告訴第三方人群購買產品，而不告訴購買產品的標準，這樣的調查也許會更具有說服力。

對消費者群體的采訪也存在取樣偏差。與大范圍的問卷調查相比，采訪調查雖然互動直觀，但是由于樣品量太少，無法客觀的顯現總體消費者的態度。從片中可見采訪群體大多是家庭主婦人群（尤其是那個“家庭媽媽組織”，從穿著已經能看出是一個明顯的轉基因反對組織），而統計上對轉基因持支持態度比例較高的如大學生等知識分子群體，卻很少出現。

有了大樣品量、取樣隨機的調查，其結論是否就一定可靠呢？非也。在很多統計中會出現具有相關性的數據。而如何從相關性推斷兩組數據間存在的因果關系，這是影響結論的重要因素。在片子一開始，就請出一位名叫南茜?斯萬森的大學教授，展示了所謂“草甘膦使用量和疾病高相關性”的關系圖。在圖中，南茜?斯萬森聲稱草甘膦使用量和一些疾病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其相關系數可達0.96以上。片中以此暗示了草甘膦是導致這些疾病的元兇。

被采訪人認為崔永元故意斷章取義

那么，實事真的如此么？這里，斯萬森說過的一句話其實已經點出了問題所在：“有相關關系，不代表兩者一定就是因果關系”。事實上，混淆相關性和因果性的關系是在統計中經常犯到的謬誤。它會造成諸如“冰淇淋銷售量增加導致溺水人數增加”、“索馬里海盜數量下降導致全球氣溫上升”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結論。

讀一讀斯萬森發表在一個類似于博客性質的網站examiner.com上的報告原文，我們可以發現根據她的計算，草甘膦使用量和幾乎所有疾病都有高達0.9以上的相關系數。在科學上，如果一個變量能引起幾乎所有其他變量的改變，那么人們首先懷疑的是二者間的相關性計算是否存在問題。事實上，斯萬森的報告的確存在的這樣的問題。她使用的相關系數計算方式是經典的皮爾遜相關系數（Pearson's Coefficients），而該算法體現的是兩組數據的變化幅度（如上升和下降），對趨勢本身并不敏感（例如一同升高的斜率）。換句話說，如果兩組數據都以接近的比率增長，那么二者計算出的相關系數都是非常高的。例如，筆者計算了2004年到2011年有機食品銷售額和糖尿病發病率之間的關系，其相關系數高達0.992——這是否足以說明有機食物的銷售增加了糖尿病發病率呢？

圖1

圖1. 美國有8年間機食品市場規模和糖尿病發病率的比較。

事實上，對于高相關性數據，我們更需要做的是發掘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聯系。例如疾病發病率的增加，直接原因可能包括檢測技術的進步、人口老齡化、環境中有害物質的增加等等。然后通過實驗，確認另一變量（如本例中提到到的草甘膦使用量）是否能直接導致該現象的發生。如此才能確定相關變量間是否真正存在因果性。總之，相關性不代表因果性，高相關系數也不能說明因果性更強。

科學事實的判定

對樣品進行正確的統計和分析是得出正確調查結論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實驗得到的結果則是形成科學事實的重要部分。那么，這里就牽涉到對于科學事實的判定。一個好的科學事實，需要有設計和操作良好的實驗、符合邏輯的分析，并且其結果能接受其他同行的檢驗和重復。

在片中多次談論到的核心問題，就是草甘膦和轉基因作物的食品安全性問題。這是展現如何判定一個結論是否科學的窗口。目前，已經有相當多的科學結論，證明已經批準上市的轉基因作物生產的食品，其安全性和常規作物相比并不會更低（這也是眾多包括歐盟在內的國家和地區批準種植轉基因作物和銷售轉基因食品的依據）。同時，也不時有一些聲稱發現轉基因食品或草甘膦對生物體健康造成影響大的報道。那么，判斷這些繁雜的信息是否科學，是否可被證實的依據，就是上面提到的“好的科學事實”所需滿足的條件。

事實上，有很多此類正是由于不能滿足這些條件而被認為并非科學事實。例如，2012年轟動一時的法國轉基因玉米飼喂導致大鼠腫瘤事件，由于實驗設計的缺陷和統計方式的錯誤導致其在2013年被撤稿（這一事件可參見@賈鶴鵬 撰寫的分析文章）。而片中多次提到的“MIT教授沙姆索和塞內夫發表的證明草甘膦影響腸道菌群從而影響健康”的文章，經筆者查詢，系發表于一份尚不被PubMed收錄，影響因子僅為1.3（這對于健康和生理領域屬于相當低的水平）的期刊《Entropy》（熵）中，因此其同行評議（peer review）的質量相對較低。細讀此文可以發現，其闡述中草甘膦劑量-菌群紊亂證據極少，而更多的是采用斯萬森的方式，用相關性代替因果性進行論斷。前述已經被撤銷的法國大鼠飼喂實驗證據，在此綜述中被引用了5次之多。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這兩位作者中，沙姆索（Anthony Samsel）自稱“獨立科學家”，而塞內夫（Stephanie Seneff）則出身電子工程專業，二者均沒有生物學學習經歷，因此也不難理解為何這篇文章中沒有涉及任何作者本人獲得的實驗數據。

對于普通人來說，也許并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學術文獻，因此很多人面對一個科學結論是依靠是否符合的個人經驗來判斷是否正確的。然而，雖然個人經驗對于自己本身印象深刻，但在沒有良好設計和統計的前提下，是無法作為科學事實的證據的。這是基于兩個原因，一是個人體驗會帶有個人的主觀因素，二是由于個人體驗存在個例現象。例如，片中采訪者提到的“Bt蛋白能殺死害蟲，所以一定對人體有害”，其實是一種簡單的聯想，而沒有考慮到昆蟲和人體消化道內截然不同的環境和細胞表面受體。再如，片中提到的“玉米喂鳥”實驗，雖然感官上看到轉基因玉米剩下的更多，但是這一觀察并未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很多轉基因玉米相對普通玉米籽粒脫水更快，這是一個優良農業性狀，然而含水量更低的玉米籽粒相比于含水量高的籽粒對鳥類啄食的吸引力更小。再比如，片中有人聲稱“吃過一兩個月有機食品感覺更健康”的言論，即使這一現象成立，也無法說明轉基因食品“不健康”，因為注重挑選有機食品的人，會在生活方式上也更加注意，從而使得個人體驗變的良好（有機食品的安全性問題請參見@阮光鋒 的文章。）。而對于“個例”來說，片中一段“轉基因作物如果對某些最脆弱的人群不安全，它就是不安全的”的表述是個極好的例子。因為在美國，每年就有約200人死于花生等堅果及水產引起的過敏性反應，而對谷物中麩質過敏的人數據估計超過數百萬。而這些“脆弱”的人群并沒有妨礙其他人群將堅果、水產和谷物視作“安全的”。

科學事實的判定的底線，是尊重客觀事實。如果不尊重客觀事實，那么判定就成為了空中樓閣。此片很多結論雖然有不科學，但還算是有拍攝到的“證據”為基礎（比如前述“斯萬森報告”，雖然荒唐，但也算有個影兒），然而還有一些結論的提出則純粹是玩弄觀眾。例如片中后半部分表述的“現在的玉米教材將有病害的玉米描述成正常玉米，以此掩飾草甘膦影響”中，那位種植園主描述的所謂“如同腳上的壞疽”的玉米根部，事實上是幼苗早期生長出的不定根形成的致密維管組織區。而片中開頭出現的所謂“吃一個月有機食品后腫瘤消失”的言論，套用片中的話來說，那就是“如果你不信，那就來親自看看吧”。

圖2

圖2. 片中所謂的病變區域，實際上是自然的維管組織致密區。圖片來源：

https://store.extension.iastate.edu

市場的力量

片中除了采訪普通消費者外，也采訪了不少從事農產品生產的農戶，詢問了他們對于轉基因作物的看法。其中有的人表示了支持，而另一些人則表示了反對。

為什么同是種植者，而對于轉基因作物種植的態度差別如此之大呢？仔細看一下二者間的差異就能發現問題所在。支持轉基因的農戶，其家庭農場的面積廣大，可以達到數百甚至上千英畝。那么此時除草和除蟲的壓力就變得非常大。如果采用傳統的除草和殺蟲方式，那么需要耗費的人工和精力是不可想象的。這就是為什么大型農場的農場主歡迎轉基因作物的原因。因為減少的人工費用可以大為降低作物的生產成本，減少殺蟲劑的使用對環境也不無裨益。

而支持非轉基因作物的種植者，則多以家庭庭院種植或小面積種植戶為主。較小的耕種面積使得人們有能力來通過人工或有機方式進行生產。而生產出的作物，則由于其自身較高的售價，使得種植者獲得更高的利潤。

事實上，這種差異可以回答一個顯而易見、但在這部記錄片中沒有涉及到的問題：為何在眾多反對聲中，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仍以每年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

農作物的最終去向，仍是作為一種商品投向市場，因此其生產和銷售一定符合市場規律。對于美國、巴西等國來說，由于人口較少而耕地面積廣闊，因此糧食處于供過于求狀態。農戶為了能夠獲取更多利益，必然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降低成本或提高價格。而農作物生產中，人力成本占總成本的比例可高達30%以上。對于難以有效減低的土地成本和物質成本來說，降低人力成本是增加收益的有效手段。而抗除草劑轉基因作物則正是依靠其抗性的存在可以依靠大面積機械化噴灑廣譜除草劑來降低人工使用。而對于抗蟲作物來說，則減少了農藥帶來的物質成本和潛在的環境成本。方便、少人工、能在大面積種植情況下保證收益，這正是目前廣泛種植的第一代轉基因作物得以興起和推廣的原因。

另一方面，人口眾多，耕地面積相對較低的國家如我國，糧食的供需則較為緊張，而糧食的需求則仍在增加——增加的人口、提高的生活水平，甚至所消耗的能源，都需要越來越多的糧食進行支撐。對糧食需求的增加和供給緊張導致的直接影響就是農作物價格的上漲和對農作物的進口需求。以大豆為例，2013年我國大豆需求量超過7500萬噸，而生產量則為1200萬噸左右。高達超過6300萬噸的大豆缺口只能依靠進口彌補。而我國龐大的進口需求量又推動了世界基因大豆種植面積的增加——畢竟，面對國內的缺口，唯一可行的選擇是進口國際價格較低的轉基因大豆。所以片中那位大豆種植戶明確表示，中國的需求變動可以直接影響其種植品種的選擇。而這種變動帶來的更具深遠意義的價格波動問題，卻在片中被有意或無意的忽視掉了。

那么，有機農業能解決這一問題嗎？答案是否定的。有機農業的性質決定了其生產成本無法有效的降低，因為它必須依靠足夠的人工管理才能夠良好運轉和生產。這使得有機農業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只占到極小的比重（對于美國來說約3%）。而高成本帶來的高價格，使得選擇有機食品的消費者需要承擔更多的開支。這也決定了有機農業只能成為小部分人的選擇，在家庭庭院之外販賣或專營店倒是可以做到，而要成為現代農業的主流則是無法實現的目標。

所以，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其本質是市場選擇的結果。就和任何一項新技術一樣，新的高生產力替代舊的低生產力，這是正常的發展的趨勢。如果僅僅將轉基因作物的興旺看做少數公司陰謀交易的產物，那么未免太瞧不起市場這只看不見的巨手了。

政策：脆弱的平衡

到這里，我們已經看到如何看待統計數據、如何判斷科學事實，以及了解市場對轉基因作物產業的影響。那么，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問題，那就是如何看待轉基因的挺反之爭。

這部紀錄片所反映的一個事實，那就是美國和中國一樣，對轉基因作物的態度并非鐵板一塊，反對者大有人在。事實上，轉基因作物商業化種植的近20年來，美國人并非是“放心的”吃，而是“渾渾噩噩”的吃——多數人根本不了解轉基因，甚至聽都沒聽說過。如果聽到“轉基因”這個概念，對于這樣一個新的食品類型，處于人類的本性自然會表現出不信任的態度。只不過在兩國情況還有些不同——美國民眾更加信任政府權威部門的認定，且近20年來并沒有明顯而普遍地感到壞處。遺憾的是，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并不存在。

就目前來看，支持轉基因的一方，支持的理由包括降低農產品價格、增加市場競爭力、減少高毒除草劑和殺蟲劑的使用量等，而反對轉基因的一方，理由則包括潛在的生態風險、信奉“天然”的心理或宗教因素，以及聲稱的潛在健康危害。目前主流科學界已經認為商業化種植的轉基因作物并和傳統作物有著無差異的營養和安全性，并且每一個新的轉基因作物品種在商業化種植前都需要經過數年的審批過程來驗證其食用和環境安全性。可以說，對于轉基因作物的審批是最為嚴格的作物品種審定程序。相對應的，各國也都對轉基因作物研發過程制訂了嚴格甚至嚴厲的法規，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的研發和推廣都必須依照規章而行，任何違違規違法的行為都理應且必須受到懲處。片中講述了一個試圖提交偽造實驗證據的種子公司被處以刑罰的事例，這正表明了在對待轉基因作物審批這件事上給與的嚴格管控。但盡管如此，在政策考察和制定時，反對的聲音仍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事實上，作為一個理性的政策制定者，總是需要在爭論的各方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涉及轉基因作物經營和銷售中存在爭議的諸多方面，如農產品補貼政策、轉基因食品的標注政策、進出口檢測標準制定等等，莫不都是各方相互平衡的結果。

最后小結

這部紀錄片，從宣傳上看是成功的，而從科學角度看則是完全失敗的。在宣傳上，神奇的個例、豐富的個人體驗和對一些轉基因支持者激烈的反擊，讓這部紀錄片具有很強的煽動性。但其背后，無論從被采訪者的構成、所表述的觀點還是其論述的科學性上看，無不流露著被操縱和選擇的痕跡。這也許與隨同他一同進行調查的著名轉基因反對者有密切的關系。而從科學角度來看，一個好的調查，需要對采樣和采訪對象進行良好的設計，并對獲得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從全片來看，由于調查取樣的偏向性，使得本片所得出的結論并不客觀。這樣一部無法保證其自身科學性的“紀錄片”，是無法讓人們科學認識轉基因這一涉及多方面科學內容的事物的。

不過，從另一角度而言，這部紀錄片也并非沒有意義。它對美國國內的轉基因反對聲音及針對轉基因的運動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記錄。此外，在轉基因話題時常能引爆熱點的中國當下，類似美國這樣團體化、有組織化的反對群體將很有可能出現。如何在保證產業良性發展的前提下對應這一群體的訴求，這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還總看見有人造謠說：凡是替轉基因科普，就是給“美國主子洗白”。

但中國所有的轉基因研究項目都是國務院批準的公益項目，是國家投資給學校或者研究所，并不是外國的企業來投資。科學家們每天自己國家的公益科研項目都忙得焦頭爛額，哪來的精力去給外國公司打工？

其實，轉基因沒有那么復雜，就是一個商業行為。科學家也好，企業也好，只要老老實實的，正常地搞產品研發，就可以獲得足夠的名利，用不著去“投毒”，然后把自己弄進監獄。

即使退一萬步說，真的出了個別“瘋狂科學家”，就是寧愿要坐牢，非得“投毒”，那也一點用都沒有。世界上任何一個轉基因產品上市，之前都要經過至少平均16.5年的毒理學實驗，通常都是20年左右。安全實驗就做20年。這個實驗中有600多個環節，任何一個環節通不過都不行。此外，喂養實驗都是十萬倍劑量，假設有一分“毒”，喂養后毒性都會放大十萬倍。而且這樣的喂養實驗起步要5年。然后還沒有完，項目單位還得向政府提出申請，政府再委派一個第三方機構做鑒定。在鑒定結果出來之前，項目單位也不知道第三方機構是誰。而第三方機構的鑒定，也需要做實驗，起步1年以上，一般都是3年。這樣，任何一個上市的轉基因產品，至少也是做了20多年的各項實驗。

請問，這個“投毒”有用嗎？第一關就過不了。

何況，即使考慮到利益，企業也不敢掉以輕心。企業研發產品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賺錢。要賺錢，當然要保證產品質量。如果你的產品被消費者曝光有什么安全問題，那你就要倒霉了，不光要天價賠償，而且信譽也要徹底破產。轉基因是全世界幾十億人血淋淋的大眼睛都死盯著的，在這樣的超高壓下，企業當然是戰戰兢兢，生怕出現任何安全問題，所以在理論上還要比普通產品更加安全。

如果你非要說，企業搞這些不是為了賺錢，就是為了“投毒”，我不知道這些上市的要向全世界股民負責的私人公司為什么放著大把大把的錢不要，非要冒著坐牢的危險去“投毒”。而且人家自己國家的人民也大量食用轉基因食品，其中也包括幾千萬獲得當地國籍的華人，這是他們給自己“投毒”？再者說，如果他們真要專門給我們“投毒”，那應該是超低級傾銷才對啊！為什么他們非要搞這個專利、那個專利，把自己的權益死死地保護起來，要是直接白菜價或者白送不就完了嗎？

說實話，這些惡蝗一樣的反轉謠言，要消滅它們可不是一時半會可以做到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將有更多的人被“忽悠瘸了腿”。即使懲辦了幾個昧著良心胡說八道的首惡分子，又有什么用呢？

因為已經晚了：

科研失去的寶貴時間追不回來了！

被極端扭曲的社會風氣轉不回來了！

被反轉人士坑害的人民利益彌補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