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特工追殺成飛副總師？國安特工追殺成飛付學設計師電話-員工福利網

國安特工追殺成飛副總師？國安特工追殺成飛付學設計師電話

在國家安全部新聞辦公布的案例中，還有兩起涉及“叛逃罪”，這也是國家安全機關首次對外披露叛逃案。那么到底什么是“叛逃罪”？叛逃行為又對國家安全造成了哪些危害呢？

△王丕宏與妻子趙汝芹

1958年出生的王丕宏，曾任我國某航空研究所副總設計師，碩士研究生學歷，原籍中國陜西，他的妻子趙汝芹，同樣曾是該研究所的技術人員。在研究所工作期間，王丕宏組織并參與了多項國家重點涉密項目的研制，而趙汝芹也參與了國家某項涉密項目的研究工作，兩人均為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

從1999年開始，王丕宏和趙汝芹就開始預謀移民某西方國家，他們向單位隱瞞情況，偽造材料，私自申領因私護照，并通過移民中介公司辦理了移民該國的全部手續。2002年春節期間，兩人利用回陜西探親的機會，攜子秘密前往該西方國家，并于2005年取得該國國籍。

王丕宏夫婦消失后，國家安全機關迅速將他們納入工作視線，偵查發現，王丕宏到達國外后，一直在該國從事著航空領域相關工作。由于掌握我國大量科研機密，又在國外從事相同領域工作，王丕宏夫婦的叛逃，對我國軍事安全、科技安全造成重大威脅。

△二人抓捕畫面

2017年王丕宏夫婦在離境近16年后，用外籍身份入境，回陜西老家探親。2017年11月，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王丕宏、趙汝芹夫婦落網。

王丕宏：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國家干部，還是涉密人員，我不辭而別，走到其他國家，走向了犯罪的深淵，我現在認識到這個性質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2019年11月，河南省洛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叛逃罪判處王丕宏有期徒刑三年，趙汝芹有期徒刑兩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劉仁文：叛逃罪最初是出現在我們1997年的新《刑法》中，那么到了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對這個罪名作了一個修改，可以說要求更嚴了。叛逃罪是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履行公務期間，擅自離開自己的崗位，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以及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叛逃境外或者在境外叛逃的。那么按照《刑法》的規定，只要有這種叛逃行為，就構成叛逃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苗敬國

王丕宏夫婦到案后不久，曾任我國某國防軍工研究院技術人員的苗敬國也因叛逃罪被國家安全機關抓獲。同樣作為重點涉密人員的苗敬國，在2003年10月，擅自攜妻兒離境赴某西方國家滯留不歸，并于2007年加入該國國籍。2018年3月，國家安全機關將苗敬國抓獲。2019年11月，苗敬國因叛逃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劉仁文：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及掌握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他們本身的叛逃，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會造成一個嚴重的威脅。他掌握了國家秘密，他又在國外的企業里從事這種工作，那么你把這種東西泄露出去以后，一定會對國家重大利益包括軍事利益，會造成損害，當然毫無疑問他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更大了。

這兩起叛逃案也再次向有關單位特別是涉密單位敲響警鐘，必須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和相關防范工作，在管理制度和保密措施，特別是在人員出入境管理上，堵塞漏洞，防微杜漸，筑牢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堅強防線。

劉仁文：只要你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或者是掌握了國家秘密的國家工作人員，包括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像軍工企業，甚至有的內部研究報告，它上邊都有密級，這些情況都有可能成為叛逃罪的主體。所以還是要對于自己的工作性質以及法律規定，包括你這種單位允不允許你移民，或者在多長時間之內可以移民，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為了國家安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家人，防止自己因為對法律無知，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飛了這架飛機，

再也不想飛別的飛機了。”

它，

曾是最受一線部隊歡迎的主力機種之一，

它，

具備優越的性能，

在1995-2005年成為我國空軍八一表演隊的主力機種，

它

曾廣泛出口到世界多個國家

外國飛行員反映“性能類似于美國F-16A，

但價格比F-16A便宜太多。”

它

就是大名鼎鼎的殲7E。

殲7E由西工大和成都飛機公司（簡稱“成飛”）聯合研制，

成飛是總師單位，西工大是副總師單位，

這在全國是少有先例的。

今天，

小編把殲7E和西工大的故事講給你聽：

殲7E改型飛機

關于殲7E，時間要追溯到1982年，西北工業大學沙伯南教授帶領學生在成都飛機公司實習的時候了。

當時，沙伯南教授發現，殲7Ⅱ飛機的機頭，有130千克的“死配重”，而且存在航程短、機動性能和起飛著陸性能差等缺陷。作為當時大量裝配部隊的主力機種，這些缺陷在未來戰爭中意味著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拿掉死配重，提高飛機作戰性能！”這不僅是一名航空教育工作者的責任，更是一名老戰士的心愿。

沙伯南教授設計的殲7E方案模型在我校風洞做實驗

在綜合考慮當時的各種因素后，一條“漸改”的思路在沙伯南教授的腦海中漸漸清晰起來：立足原型機，用修改機翼平面形狀、改變飛機的氣動布局和局部調整飛機裝載，達到移除機頭配重、提高飛機性能的目的。

這個漸改方案既考慮了國情，又能從空軍實戰出發，當即得到西工大校、系有關方面的大力支持，特別是受到時任校長季文美的肯定，也得到劉千剛、楊慶雄、趙令誠等老一輩飛機系教授的贊揚與肯定。

1984年11月，風洞試驗在西工大開始進行；

12月，成都飛機公司派出副總經理何秉乾到西工大協商廠、校合作；

12月31日，選型論證實驗報告出來,證實了這個方案的可行性；

1985年1月，沙伯南教授訪問成飛，找到負責殲7Ⅱ批生產的時任副總師陸英育商談，他們二人很快取得了在殲7Ⅱ飛機上改型的一致意見；

1987年6月，以廠、校聯合名義上報了飛機改型的總體設想，并定名為殲7E型飛機；

1987年10月，在空軍的大力支持下，殲7E飛機終于獲得解放軍總參謀部的批準立項。

雖然正式立項，但想要成功研制一架飛機，科研人員需要面對的最大壓力是技術上的一個個難題，同時還有來自現實生活中的很多困難。

擔任殲7E飛機副總設計師的沙伯南教授花了很大心血。他既要確定改型方案、總體方案論證、新技術的采用以及難題攻關，又要協調廠校和課題組之間的技術工作。他常在第一線頂著干，在工廠一住就是三四個月。

為了趕1990年4月26日的首飛，他從牡丹江坐火車硬座，三天三夜趕到成都，直坐得雙腿腫脹，站立困難。4月的成都已是初夏，但他仍穿著冬天的衣服，因為沒有時間回西安去換。后來首飛因故推遲，給他的壓力最大，飯送到招待所房間他吃不下，覺也睡不著，有時還悄悄地流淚……同志們說，那段時間他瘦得厲害。

20年后，劉千剛教授回憶起沙伯南教授，滿懷深情的說：“當你實際去設計一架飛機，這個飛機會不會栽掉，會不會不成功，有各種各樣的壓力需要你去面對。沙伯南是真的拼著命去辦這件事的！這個同志現在已經不在了，很是可惜的。”還說：“沙伯南沙老師是一位很好、很努力的同志！”

西工大殲7E主要研發人員與空軍、航空部和學校領導合影

為了殲7E項目的順利推進，老師們付出得太多太多。像沙伯南教授這樣的老師還有很多：

當時已59歲的姜晉慶教授體質較差，連續加班半個多月，一次騎車時竟暈倒在路旁，臉也摔破了。雖然他已經很疲勞了，但稍事休息，又投入到了緊張的工作中。

成飛公司陸英育總師，出差中為趕時間有時候買的火車票沒有座，他就干脆拿張報紙坐在過道上。有時列車晚點半夜才到，招待所早已關門，他就同年輕人一樣從窗子進去……

殲7E團隊中的楊慶雄教授最感內疚的是對不起妻子。1987年他在四川安縣忙著算課題，其間愛人在學校摔成骨折，但善解人意的妻子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楊慶雄，自己悄悄地住進了醫院。楊慶雄教授家里還有眼睛、耳朵不方便的老母親，以及身體狀況常年欠佳的兒子……

殲7E研制中“開夜車”，對劉千剛教授來說已不是新鮮事，1988年暑假的一天夜晚，因劉教授加班忘了告訴看門的老太太，結果半夜12點多鐘從機房出來卻出不了大門，只好放下斯文，翻窗而出。

趙令誠教授患有嚴重的萎縮性胃炎，但仍堅持與年輕人一起干。

巫澤教授有一次暈倒腿部摔傷，但仍然出差到氣動試驗現場，與于欣芝等人一起奮戰在第一線。

于欣芝老師是團隊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幾個孩子的母親，家里困難很多，但她盡力克服、全身心投入工作。在沈陽做高速風洞試驗時，任務重、時間緊，她當時又感冒發燒體溫40.2oC,血壓低壓只有40多毫米汞柱，但她堅持工作而沒有去住院，直到做完實驗、報告脫稿為止。后來，在綿陽29基地吹風時更是緊張，她常常上“兩個班”，睡眠嚴重不足，致使面部和眼睛都腫了起來。

1990年5月18日殲7E飛機首飛成功，主要參與人員合影（從左至右李為吉、沙伯南、傅恒志、虞企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