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斯登家族第四代傳人，泰瑞·斯登掌管百達翡麗已有三年。這家瑞士頂級鐘表企業完全由家族控股。即使在全球的范圍內，目前只有精工集團的社長服部真二以及寶格麗集團的CEO Francesco Trapani 是創始人的第四代繼承人。
在當下，這顯得尤為珍貴。在半世紀以前，由家族子孫接管企業是瑞士表業的一個傳統。比如在1960年代，積家（Jaeger-LeCoultre）、愛彼（Audemars Piguet）、伯爵（Piaget）以及 豪雅（Heuer）等是這種家族企業的代表。
“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家族企業還很多。”斯登家族第三代掌門人，百達翡麗榮譽主席菲力·斯登說，“但是，在1975年到1985年的這十年中，這些家族企業紛紛轟然倒塌。”
那是石英表興起的時代。日本精工、西鐵城以及卡西歐不斷研發電子石英表技術，最終這些技術將瑞士的手工機械表業徹底打敗。家族企業的經營變得越來越壞，并且他們沒有意愿以及能力進行再投入。接著，各大奢侈品集團通過收購進入了這個領域。時至今日，家族企業變得越來越稀少。
此外，由于許多家族企業在石英以及后石英表時代紛紛改變了經營方式。1970年之后的10年，瑞士鐘表一度卷入了崩潰的危機。1975年，瑞士表出口下降至30.7%，從業人員也由90萬下降到30萬。
奢侈品大集團正在毫不留情地吞噬那些獨立家族公司。4年前，奢侈品大鱷LVMH收購了瑞士獨立品牌宇舶表；瑞士歷峰集團接管了獨立品牌羅杰杜彼（Roger Dubuis SA）；擁有古琦（Gucci）的法國巴黎春天集團（PPR）持有芝柏（Girard-Perregaux）23%的股份。
現在，僅存的一些家族持有的瑞士表品牌的根基也非常淺，大部分的企業都只是傳至第二代。比如肖邦(Chopard)、百年靈(Breitling)、尚維沙(JeanRichard)、蕾蒙威(Raymond Weil)以及昆侖表(Corum)。
而百達翡麗依然堅持保持獨立的家族經營方式。在2008年巴塞爾鐘表展上，斯登家族第三代掌門人菲力·斯登說：“對自己的家族忠誠，就是對客戶的忠誠。獨立性的價值就在于它所提供給我們的自由，而自由又提供給我們創造的機會。”
中國市場的策略可以看出百達翡麗品牌的堅持。百達翡麗在中國耕耘了7年，專賣店數目維持在兩家。2012年10月，他們剛將上海專賣店搬遷至上海外灘源33號，前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官邸，命名為“百達翡麗源邸”。“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要找一個高人流量的店址。我們希望來這里的顧客可以享受到不同的服務。”菲力說。當全球腕表品牌將目光紛紛盯住中國時，百達翡麗并無心在中國發展過快。菲力告訴《環球企業家》：“首先，中國市場不是那么容易被控制，但是我們希望每一位收藏百達翡麗的客人都是真正理解我們品牌價值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們品牌的原則是堅持高品質的少量生產。”
百達翡麗也曾遭遇過幾乎滅頂的危機。1929年的“黑色星期二”，全球經濟大蕭條爆發，影響了整個瑞士鐘表業。那個時代，每個星期，百達翡麗最艱難的決定是需要融掉哪一枚金表殼來支付鐘表工匠的工資。
在這個時候，一直為其提供表盤的供應商斯登家族開始出資運營百達翡麗，并在1932年正式入駐。通過查爾斯·斯登、亨利·斯登、菲力·斯登三代人的經營，百達翡麗現在已經成為了一家具有上億歐元資產的家族獨立公司。
在受到石英表沖擊的時代，很多瑞士表業公司把自己的生存工具也都丟棄了，因為他們認為機械表已經過時。但百達翡麗仍然堅持制作高質量的機械表。當時公司里有人提出要做電子表或者鑲嵌鉆石的手表，但都被菲力否決了，“那就不是百達翡麗了。”最終，菲力在1972年開始研發Cal.240機芯，這款機芯一直沿用至今。
歷次危機使得斯登家族的掌門人除了關注工藝上的精湛，同時也警惕保持商業上的平衡。菲力的父親經常對他說，“我們必須保證我們是獨立自主的，保持少量但是高品質的生產。”直到現在，百達翡麗的這一基本理念都得以延續下來：“保持最高的質量，可信度以及可靠性。”和當時其他家族掌門人不同，菲力接受了現代化商科的教育，這也更好地幫助他能夠順利的運營公司。
1996年，菲力·斯登將百達翡麗從日內瓦的歷史駐地搬到Plan-les-Ouates這個現代化的制表總部，這使得百達翡麗的工廠更加精簡并且具有現代化。在此之后，包括江詩丹頓在內的眾多瑞士鐘表品牌也紛紛跟隨遷廠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