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軍文官不會把罪責攬到自己身上，而是會把罪責全都推到武將身上，甚至不惜運用很多嚴厲的措辭。皇帝沒有親臨現場，只會根據隨軍文官的說法來處理事情，就容易被隨軍文官的說辭左右。嚴厲處罰失敗的將領，很容易損害早已低落的士氣，即便重整旗鼓，再次決戰，也不一定能獲得勝利。也就是說，在王朝政治之下，龐大的文官系統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甚至對戰場形勢有著一定的影響，而皇帝卻身不由己，受制于整個文官系統，也就被蒙蔽了。即便有的武將玩忽職守，也不一定能被檢舉出來。畢竟，武將要聽皇帝的指揮，還要聽隨軍文官的指導，出了錯之后，只要善于推脫，就可以解決很多問題，需要和隨軍文官保持良好的關系，還要讓隨軍文官匯報好工作，不能互相彈劾。要是隨軍文官比較耿直，照直了說，武將就會承擔失敗的責任。也就是說，在王朝制度下，很難把個人玩忽職守和制度的失敗分開。而龐大的文官系統內部成員都在盡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犧牲來掩蓋制度上的缺陷。
那些冒死進諫的所謂忠臣，都在為制度的缺陷做出犧牲。商超有比干，唐朝有魏征，宋朝有包拯，明朝有海瑞，而他們不知道的是，制度的缺陷一如既往，不可改變。而到了明朝晚期，龐大的文官系統已經把皇帝架空了，即便有了錦衣衛，也無濟于事。殺掉幾個貪官污吏，也是不管用的。
看來，古代要是進行官僚體制改革，弄成民主制度，或許會好一些，還要提高武將們的軍事素養，賦予武將臨陣決定權，而不能把所有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龐大的文官系統之內。皇帝更要深入民間，獲得第一手資料，同時廣泛聽取民眾的意見，用法律治理天下，也就弄成了君主立憲制，比起大一統的封建皇權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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