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聚力打造社區治理服務共同體
社區是風險治理的重要“戰場”，公共服務資源和各方力量快速下沉到社區。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傳統社區更多依賴情感和快速響應機制實現社區之治。財政緊縮、市場蕭條下，我們看到，社會組織、志愿服務在社區、方艙醫院、隔離酒店、火車站、機場等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體現了社會的力量。后疫情時期的社區治理，需要打造服務共同體的新格局，依靠契約、法治、公共政策，維持基礎社會秩序，提供基本社會保護，在此基礎上，尋求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多方力量協同發展，最大程度激活社會活力和市場活力。
6.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科學決策與公眾參與并重
科學力量受到重視，但人們對于科學家的態度，從一味推崇追捧，變為帶有批判理性的質疑。疫情之下，公眾建立起了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對科學知識學習的熱情空前高漲，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眾科學思維水平，提供了大眾科學理性啟蒙的機會。科學的力量將始終被重視，后疫情時期，社會治理過程更加需要科學決策，而不僅僅是“科學家”決策。為此，需要更加注重決策程序和機制，堅持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和集體討論決定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程序，增強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
7. 網絡空間成為公共政策治理新陣地
確保準確信息被聽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困難，也更為重要。新冠疫情是社交媒體時代發生的首個全球疫病大流行，城市封鎖之下，社交媒體的使用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社交媒體變得愈加重要，人們捐贈、志愿服務和愛心傳遞的正能量故事被廣泛傳播，幫助居家隔離的人們擺脫孤立、尋求幫助、互助捐贈、溝通感情。但與此同時，也為虛假信息、仇恨言論提供了傳播平臺。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會造成惡劣后果，涉及公共衛生危機、公共利益的不良信息的危險性和破壞性更大。確保準確信息被聽到，給公共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為此，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和評估新媒體特點，發揮公共政策在數字治理中的作用，提出待解決的關鍵議題，優化重組國家、市場和公眾之間的關系，以確保社交媒體平臺、用戶和政府部門承擔共治責任，實現公共價值最大化。
8. 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是政府智慧治理前提
新興技術、新興業態在疫情期快速發展，網絡技術、大數據追蹤、數字經濟、移動支付、快遞外賣、社區商業等發揮了巨大作用。與此同時，對于大數據使用、信息安全的政府治理也備受關注，立法呼聲強烈。自由與安全同樣重要，后疫情時期，在數字政府和智慧社區建設的進程中，需要處理好自由與安全協同發展的辯證關系，以社會經濟現代化、智慧化發展為前提，是對公民隱私和安全最大限度的尊重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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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高華俊
責編：李靜 張棟
作者：張柳
編輯：王滆洱
文章來源：中國公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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