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所定稅收標準太高，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開支太大吃不了飯就不得不逃到別處去，以免朝廷、官府百般壓榨。
從大唐立國開始，落戶的問題便困擾了帝王，貞觀年間，一些大臣便向帝王告發：
江淮地區土地貧瘠，流民輩出。
武則天時期更為嚴重，根據人口統“逃戶占據人口數量的大半”的規定，國家稅收削減國庫不足，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不利。
唐朝逃戶現象比較嚴重，這和隋朝最初確立的土地制度——均田制有著莫大的關系。隋朝時，皇帝除經營萬千百姓外，還必須籠絡各高貴勢力。
為避免前代因土地兼并而引發社會動蕩，隋代確立均田制，即國家首先對土地進行兼并，而后根據家庭實際人口數進行配田。
想獲得國家劃撥的土地必須經過國家戶籍制度才能讓國家統計人口變得容易，而農民擁有地種也就不考慮到處搬遷，祖祖輩輩都是這樣的地方才容易被政府治理。
農戶有地種才有收入來源，有資金就要向國家納稅，才能確保國庫經濟的發展。均田制雖使農民有地可種，但不能保其豐收，國家只顧充盈國庫，加重賦稅，苛捐雜稅。
而古代勞動力低、旱災澇災發生和戰爭干擾等因素都會使土地基本上顆粒無收但國家并沒有免除賦稅使老百姓農民逃荒成逃戶。
老百姓要想逃稅避稅就必須到官府管制松弛的地方去做逃戶或入廟受雇于地主，或應征入伍從軍，隋唐府兵是“非戶籍人口等”，即戶口已不屬于地方官府，而是屬于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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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擺脫了戶籍的束縛，為求生存只有另擇生路，有的甚至奔赴偏遠地區與別人結伴自衛，落草為寇。國家為控制草寇，土匪就派地方部隊去鎮壓，如果遇到實力強大的土匪就會造成一方民不聊生，國家動蕩不定。
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將組成一支十分強大的農民力量來組織附近百姓抗議國家政策，這將對國家政權構成威脅。在此基礎上，將給國家安危帶來影響外，也可能導致國庫空虛和資源浪費等問題。
國家實際控制的人口少了，稅收也少了，土地資源貧瘠的大片農田成了荒田以致農業經濟蕭條。
大戶除落草為寇之外，更多的仍依附于地主，受雇于地主，大戶地主則與官吏狼狽為奸，甚至享受免稅政策，即便地主富豪擁有大量土地和收入，他們也幾乎不納稅，這對于國庫也同樣具有重大影響。
第三種影響就是導致社會治安出現問題，歷代王朝對難民一直保持盡快安置工作的心態，實際上逃戶與難民在性質上有相似之處，大批逃戶將引發諸多社會不穩定因素如盜賊倡行，農民起義和國家內亂等。
逃戶是一個國家要面對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處理不當對于國家安危有著重大影響，武則天時逃戶人數多達半數，針對這一問題武則天建議采取如下措施和調整經濟政策。
武則天時許多大臣對逃戶有上疏，陳子昂提出關隴地區逃戶較多，是自然災害所致。關隴地區地廣人稀，一遇旱災大批人口將無法溫飽，武則天對關隴地區立即進行了經濟政策調整。
首先要解決面前老百姓食不果腹這一難題，武則天派狄仁杰等到災區去了解災情救災，受災減輕之后就給予地方優惠政策、減稅乃至免稅。
其它很多地少人多的地區，武則天便頒布了“七州移民”政策，讓大量百姓移居洛陽。為確保移民的順利進行，武則天又派大臣押運，并提供了運輸的工具。
這些移民在安排到洛陽以后要編制入籍、有效地統計人口以減少逃戶，武則天竟然提出“逃戶自首”，凡在百日內自動上報官府，無論到地方入籍或到洛陽，都可免賦稅一年。
這些政策有利于老百姓，只要保障老百姓的生活，還可以減免賦稅，老百姓就會自然而然地愿意進入戶籍。均田制雖能產生一些不良后果，但用得好對老百姓很有好處，這比土地兼并，老百姓無田好得多。
武則天一面推行均田制，一面興修水利辦屯田，極大地促進農民增產。糧食產量提高，農民得過且過，向國家交稅自然是主動的，逃稅的問題不存在。
武則天時不只注重農業的開發，對于手工業，商業和城市貿易等方面也加大了開發力度，各產業穩步發展，老百姓收入增加，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強，逃戶自然也就少。
國家經濟與老百姓民生問題互為補充，老百姓過得好國庫自然就足，國家經濟的繁榮對于老百姓福利待遇也就變得更好，老百姓的穩定當然也就更強。
逃戶也好，農民起義也好，當時國家動亂，民不聊生，因此要想解決逃戶就必須使老百姓衣食無憂。然而武則天晚年沉溺于享樂之中，開始放松國家朝政，為一時之樂而大肆興修項目。
建造工程越多老百姓賦稅越重，也要有去充工之虞，增加老百姓經濟承受能力武則天晚期建造工程所需金屬材料較多，群臣為節省經費，竟搜集起農民農用器具。
種田無器具，猶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使百姓生活困難重重，套戶現象又越來越嚴重。
唐玄宗并不盲目地套用武則天的方針，而只是依據國情來調整方針，改武則天方針中的缺點，有時逃戶問題是由于經濟上的不合理方針所造成，只要完善方針便可根本解決問題。
如果僅僅依靠法律來打壓逃戶的問題，長時間的管控可能事與愿違，導致老百姓起義。唐玄宗采納宇文融“括戶”之策，起初括戶僅以搜羅逃戶為目標，后演變為括天下戶，其中有不少在籍僧人參與。
武則天時崇信佛教，佛教的發展也日益擴大，為表達對佛教的崇敬之情，政府命令僧人減免賦稅，絕不交稅，于是有許多人為逃避賦稅而入寺為僧。
刮戶便處置偽僧人，唐玄宗根據大臣們的意見“精加挫擇”天下僧人，迫使偽僧人歸俗，唐玄宗還制定了“不度僧人”政策以抑制許多人借僧人之名免稅。
落戶政策使國家的人口數更實在，賦稅人數的增加在經濟上也隨之增加。
唐玄宗所采取的第二項經濟政策是調整賦稅，對不同的人所采取的相應賦稅政策也有所不同，對某些自己花錢買田的逃戶也是如此，需給予復五年稅，對無田逃戶直接減免六年稅。
政策到期時，無地的老百姓可移居家鄉，由國家無償給以私有土地從事生產。
唐玄宗推行的其他經濟政策還包括延緩農民收稅時間和統一調整到秋收以后；把逃戶問題與官吏的政績聯系起來，在某種程度上避免了官吏私加賦稅的現象；請地方官員注意農桑問題，連科考時也增加種農項目。
從整體上看，李隆基十分重視小農經濟的發展，使農民可以放心地進行生產，避免了大批災荒的發生。他的一系列經濟政策的確使逃戶問題有所好轉，對平息民警、民權、農農等方面起了一定的效果。
落戶問題的減少，人口的增加，土地資源的充分利用和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加強了國家的經濟，也正由于唐玄宗體恤民情，尊重國情，使他即位僅數年便出現“開元盛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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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資治通鑒》《新唐書》《舊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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