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上調個稅起征點的議案掀起過討論。北大教授姚洋反對提高個稅起征點，他說：“現在交個稅的人占到了全國勞動力人口的15%左右，這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提到1萬元，有多少人交個稅？我估計只有5%的人交個稅。”
后來在接受央視財經采訪時，董明珠被問到國家的稅收怎么辦？她說富人多交稅，稅率提高到50%甚至55%。當然，這個建議也遭到反對。學者賈康提到，高稅率收不到廠主型富人的稅，但是會落到專家型、創新型以工資為主要收入的中產身上，而且高稅收，不利于中國企業引進國際人才，稅收太高人才不愿意來。
幾句話打到了董明珠的短處。
制造業不是高人才密集的行業。2021年7月，深圳市發布《產業發展與創新人才獎申報指南》，允許在深圳登記注冊的金融機構和創業投資企業中的高端人才申請稅收返還，沒提到制造業。
競爭國際人才的煩惱，董明珠在格力或許鮮少遇到。對制造業來說，國際人才流入的主力，可能只是海歸回國，繼承家業的廠二代們，而不是企業招聘來的人才。
于是，今年董明珠靈活多了，依舊談提高個稅起征點，不過只尋求共識，不再談富人多繳稅的事情。
02
兩會期間，董明珠呼吁的另一件事情，是為企業“減負”。
她的另一份議案是“五險一金”應該統一標準，不能以工資高低來定。現在是按薪酬基數來繳納“五險一金”，工資高，退休之后的收入依然很高，工薪階層工資低，退休收入還是低，她認為這是種不公平。
在提交議案之前，她調研了一些營收兩三個億的小企業。企業給員工加工資，加得越多，“五險一金”越多，企業負擔越重。就會形成不良的競爭環境：不買（五險一金）的賺了，買的就吃虧，負擔不起的企業，干脆外包給勞務公司。而有的外包公司不給買“五險一金”，又增加了社會的負擔。
如果將兩份議案放在一起，能發現董明珠表達的核心訴求是無差別的平等。
中國的個稅是有專項扣除的，贍養60歲以上老人，照顧幼兒、教育、房租、房貸等項目會有專項附加扣除。董明珠所說的贍養老人和撫養子女的群體，處在稅收返還的受益群體中。但是，這種返還是繳稅后的有條件的返還，相當于某個符合抵扣條件的群體，和另外群體之間形成了差別稅收。
董明珠在另外的場合也提到了個稅問題，講到了企業的成本：企業明明支出很大，可是薪資到員工手上并沒有那么多，員工也不滿意，企業也很委屈。而提高個稅起征點是面向所有納稅人，無附加條件的整體性稅費減免，消除了群體間因稅費抵扣而產生的差異。
另外一項要無差別的條件，是替中小企業發聲。
在年輕人寧愿送外賣，也不愿意進工廠的時代，人們擁有手機、電腦可以做自媒體，有一臺電瓶車可以送外賣。此類自帶生產資料的群體，被稱之為“靈活就業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同平臺的關系不是雇傭合同，涉及不到五險一金的事項。
這樣的生產關系在制造行業是無法想象的，制造業，人的生產力必須依賴機器進行。靈活就業，并不是主流的形式。同樣是穩定的用工關系，卻因為勞動合同的不同，產生了用工成本差異。這讓制造業相比平臺經濟而言，完全沒有成本優勢。而且，勞動報酬體現了打工人的勞動所得，為什么要在五險一金上設置二次分配？
董明珠的議案在“共同富裕”之外提供了一個新思路，在社會福利實現“共同下降”，會不會更容易產生公平？
03
兩項議案的價值，不僅僅在于為工薪階層的利益發聲，也說明掌管格力的企業家，也把目光投向了用工的福利成本。
格力在資本市場上的形象是壕，大手筆分紅，公司賬面上常年趴著千億級別的貨幣現金——它甚至經常因此被股民詬病，手握千億資金，什么也不干。
但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董明珠，卻關注著企業用工福利的細枝末節。
董明珠提交的第一份兩會議案是《上市公司一定要代表股東的利益》，那是2003年的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會，她首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走進人民大會堂。履職初期，她還沒有什么“董言董語”在大眾層面傳播。第二年，她迅速進入狀態，一口氣帶來關于養老保險、打工妹生育險、農民工失業保險等四個方面的議案，以制造企業管理者的視角，反饋企業福利覆蓋的問題。
比如，她在《養老保險的三方面弊病》中寫道，退休金偏低，外來務工人員離開本市結算個人帳戶金額，只能退還個交納的部分不合理，公司所交納的全部計入社會統籌，使得企業為員工所付出的福利100%變為對社會的貢獻，“誰參保，誰受益”的原則難以體現。
20年前，董明珠就提到了這個問題：企業明明支出很大，可是薪資到員工手上并沒有那么多。
2003年，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參與人數是1.55億人，董明珠提到的養老保險尚未是關乎廣泛群體的事情。彼時，擁有1.76億人的農民工群體，吸引更多目光。時任總理都曾幫助重慶農夫熊德明討要薪水。“打工詩人”鄭小瓊寫過農民工群體的處境， “珠江三角洲有4萬根以上斷指，我常想，如果把它們都擺成一條直線會有多長。”
美國《時代》周刊刊登過一位珠三角制衣廠的女工，瘦瘦的身軀陷在布料、衣領、袖口組成的“衣山”中，埋頭操作縫紉機。但是《時代》周刊卻說她有做人的尊嚴，因為女工就職的儕達制衣廠，允許員工在有風扇的高溫環境和流行歌曲聲中操作操作縫紉機，還在工廠的顯眼地方張貼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以及為Timberland以及Michael Kors代工的操作規章。
中國制造業，半部農民工的務工史。當時有種說法，每三個產業工人，兩個來自農村。時隔五年之后，《時代》周刊又一次報道了中國女工，講述的故事變成了四位女工想要留在深圳，融入城市的夢想。
中國制造業在加入世貿協定后，飛速發展。全世界超過5成的家電、6成的水泥、7成的防彈衣、8成的空調、9成的個人電腦都是“Made In China”。中國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另一面是制造業占GDP比重連續九年下跌，2011年制造業占GDP的32.06%，2020年是26.29%。2021年在服務業放緩的情況下，同比增長1.1%，占GDP比重27.4%。中國有24個產業類目，22個產能過剩。
改革開放40年，中國企業家只走過一個周期——上升周期。許多問題是在大趨勢之下被拿出來探討。在中國GDP的龐大基數下，高速增長很難持續復刻，之前被增長掩蓋的問題，會被重新提出來。而在這時董明珠提企業的用工的隱形福利成本，你覺得她對未來周期是什么判斷？
04
董明珠談企業用工成本的同時也在談格力搞研發上不封頂。
她近日說格力剛剛蓋了一個17萬平方米的研究院，專門研究電機。格力要做無聲的空調和沒有震動的洗衣機。之前格力的研發團隊宣傳過，用強聚磁高凸極比電機拓撲技術更能實現主驅電機系統的高效化，效率可以達到并超過稀土永磁電機水平。
董明珠對格力技術的大力傳播，常常令外界有一種遺憾：格力怎么不做半導體？怎么不造EUV光刻機？
董明珠是說過格力500億造芯片，實際上呢，卻是1000萬顆應用級空調芯片，跟卡脖子的技術毫不相關。雖然很多人不理解，對于一家造空調的企業，是有多少人想要卡脖子，但是格力在數控機床，精密模具板塊常年研發，做技術儲備，還是很認真的。
董明珠說過：“中國的制造落后就兩點，一個是材料，一個是模具。中國的模具工業上去了，中國工業產品的工藝品也就上去了；中國原材料納米技術掌握了，中國工業產品的核心落后問題也就解決了。”她的判斷很符合現實需要，《中國制造2025》已經將數控機床和基礎制造裝備列為“加快突破的戰略必爭領域”。
今年2月末，格力向北美的汽車零件供應商出口了數控機床。早在2018年，格力電器就將自己定位為多元化、科技型的全球工業集團，旗下擁有格力、TOSOT、晶弘三大消費品牌及凌達、凱邦、新元等工業品牌。
近些年格力一直在推動機器制造的技術研發，包括機器人的技術儲備。格力的部分工廠實現了自動化生產。
資本、勞動、土地，這是企業生產的三大要素。在自動化的推動之下，眼下流行的趨勢是用機器代替人力，將勞動要素標準化，人力成本隨之降低。
不過，當人的差距，在機器的統一模式下逐漸消失，一些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沒有差別，就沒有高低。從某種程度上，自動化對藍領的替代，就像ChatGPT帶給白領的壓迫感，人類勞動與剩余價值的關系被重新衡量。比如996。
最近有一些評論說，時隔多年才明白996可能也是好事，一方面它代表有工作。另外，也是相信人的價值，相信打工人加班加點會帶來效率和利潤上的提升。所以，到底什么才是打工人的福報？996？還是為員工福利吶喊的董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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