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能把這些昏聵的行為理解為一種試錯。人類理性是有限的。諾貝爾先生本人不也炸死了兄弟、炸殘了老爹。他們不完整的遺體滋潤了科技的沃土，那些僥幸忝列“偉人”的人，有助于世人的心態調節，認清“獎無完獎”的現實。
經過一個世紀的試錯，評委們在品位、深度和膽量上顯然有了長足的精進。1909年塞爾瑪·拉格洛夫得到的評語滿夠得上一篇小學生作文——“因為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貴的理想主義、豐富的想象力、平易而優美的風格……”
到了2004年，耶利內克的獲獎理由里出現了“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讓各國的新聞工作者絞盡腦汁。
雖然托翁沒能在斯德哥爾摩朗讀他的《天國在你們心中》，但是早期的諾貝爾獎評委們似乎還相信，最偉大作家和作品應該嘗試把涉及人世的終極問題一網打盡的。否則，拉格洛夫們不會領到那些大詞，而老派的現實主義作家，羅曼·羅蘭、法朗士之類，也不會得獎。這種信念，在文學專業化、學科化已成事實，活躍的批評業把小說、詩歌、戲劇搬上解剖臺用一千倍放大的當下，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每個嚴肅作家都必須和普世價值發生關聯，就像每一張五星級飯店的門卡，都應該能打開一間舒適房間的大門。
包括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的那些賢達在內，我們之所以依然如此關心諾貝爾文學獎，關心得了獎的、沒得獎的和再也不可能得獎的，因為我們很難割舍對完美的念想，總盼著文學能做些天大的好事——攘外也可，安內也可，即使不能抵抗該死的通脹，至少幫著讀者練出一根抗通脹的神經。
是的，瑞典人也是我們這邊的。新千年以來，很多人學會了一種名叫“認真你就輸了”的養生之道，諾貝爾文學獎卻保持了足夠的矜持，2002年的凱爾泰茲、2003年的庫切、2007年的萊辛、2009年的赫塔·米勒，這些人的獲獎，證明了評委們須臾不敢忘憂，他們肅穆的靈魂仍在20世紀的爛攤子里沉吟不出。
在《紙上的王冠》這本書里，我看見了幾個常年熱門，但獲獎可能一直不大的名字：阿摩司·奧茲，當世最知名的以色列作家，他的小說對諾貝爾獎的品位來說，太溫情、太通俗易懂，選他得獎，恐怕滿足不了評委們慧眼識珠的欲望；米蘭·昆德拉，走紅太早、太容易，想要得獎，必須得有巴爾加斯·略薩的耐心和多麗絲·萊辛的體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上廁所都在寫字的大才女，拿獎拿到手軟，諾貝爾獎到不了手，皆因人前盡顯聰明風趣，活得太滋潤。
有意無意地，那些坐在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們只看好那些低調而有大悲憫的人——腦子里總有點什么想不明白，故而使著拙勁逆流而動。赫塔·米勒是如此，勒·克雷齊奧也是如此。他們可以效法道家乘桴浮于海，但是一定要保持“哀矜勿喜”的儒家戒懼。
托諾貝爾的福，有成就的嚴肅作家每年得到一次被下注的機會。九、十月間，博彩公司把盤口推上網站首頁，兩眼通紅的書商去廟里燒香，媒體一次一次翻開舊賬，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納博科夫、托爾斯泰、易卜生、康拉德、魯迅，卡片一張張丟到人們面前，無數個聲音高叫著“我早就不相信諾獎了！”“我再也不相信諾獎了！”
可是，每年到了紀念辛亥革命前夕，世界上總會有個作家，被宣布為一筆100多萬美金巨款的得主。隨后，不管這個人是當晚召開新聞發布會通氣，舉行豪華游艇派對，還是像耶利內克那樣杜門不出，抵御金錢的腐蝕，全世界有心智的讀者都會開始研習他或她，到得獎那一刻為止的人生，分析他或她的文學成就是如何拖延了人類走向最終的墮落。
《紙上的王冠》收集、臚列了如此多的“遺珠”。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之前，或者在諾貝爾基金會沒有倒閉，也沒有被工商局查封之前，這個獎仍會風雨無阻，每年一次地頒發下去——以此制造文學仍在對所有民族、所有社會和國家發生影響的幻覺。至于你和我，則依然可以在哪怕是最與世隔絕的時刻，獨自翻開書頁，去享受這個幻覺。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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