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在哈達鋪可以看到報紙，從報紙上得知劉志丹、高崗等在陜北開辟了一塊紅色根據地，建立了人民政權。正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的大喜訊，大家高興得都跳了起來。這時，中央政治局在班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以陜北作為領導巾國革命的大本營、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陜北挺進。陜甘支隊加軍委縱隊這時只剩下近萬人，另外紅五、紅九軍團還有兩三千人，正隨張國燾的左路軍行動。
我們從江西出發長征，艱苦跋涉兩萬多里，一路上連共產黨的支部都很少遇到過.真沒有想到會在陜北找到一塊革命根據地。這無異于絕處逢生，使大家受到極大的鼓舞。歷史是按照其必然規律在發展，但往往表現比許多偶然性，陜北根據地當時并不大，陜北紅軍也比較弱小，且處于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紅軍長征到此，陜北革命根據地要想堅持下來是很困難的。然而，正是這塊不太大的革命根據地，此時卻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使中央紅軍得以站住腳跟，休養生息，重整旗鼓，為爾后創建紅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劉志丹的不朽功績正是在這里。高崗后來犯了嚴重錯誤但他協助劉志丹創建陜北根據地的功勞，也是不應抹殺的。
部隊由于在哈達鋪休息時間太短，體力消耗尚未得以恢復所以，在向陜北進軍途中掉隊的人一路不斷。部隊政治保衛機關認為掉隊與情緒不振作有關系，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于是，又采取殘酷的懲罰措施。我當時擔任軍事裁判所所長，上級機關把那些掉隊的人抓起來交給我審判處理。我實在不忍心下手處理這些同志。記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長，以前在戰斗中被敵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為在過草地時丟掉了幾名傷兵，這時也被抓起來交付審判。我去找縱隊司令員彭雪楓講情，認為這種情況情有可原，不應處死。
恰巧碰到政治部門的兩位領導同志，他們見我替被交付審判的人講情，就把我狠狠地訓斥了一頓，說:“你還當過師政治委員呢，連這點小事清都處理不了，真不中用!”說完，就派人將那位管理科長押走，這樣一來我這個裁判所長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關審判處刑的事情就不找我了。
當時被處理的人我能記起名字的還有原第四師管理科長邱湘、曾擔任過團長的康聲揚、曾擔任過衛生部長的曹企賢等。前次我因為反對整頓紀律和審查干部，已經使某些領導同志對我產生了極不好的印象.這次我又不肯執行審判處理掉隊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們的反感。一位領導同志曾毫不客氣地說:“像黃克誠、吳溉之這樣的人年齡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連當個紅軍戰士也不夠格。”聽了這個評語.我便不敢再講什么話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著部隊行軍，生怕掉隊而遭到處理。
部隊繼續向隴東高原前進口蔣介石調集胡宗南所部和東北軍、西北軍沿路對我軍進行堵截，我們只好一邊與敵作戰，一邊行軍。10月初在白羊城打了一個勝仗，殲滅了東北軍一部。隨后，我們翻過六盤山，繼續前進。這次行軍走了很遠的路才停下來宿營。我雖然疲勞已極，但硬是咬緊牙關掙扎著往前走，直到夜里11點鐘趕到宿營地才安下心來。我當時年齡其實并不算大，剛三十出頭。
在窯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能隨隊行軍了。
10月19日，我們到達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今吳旗縣城)，看到陜北紅軍張貼的標語和蘇維埃的布告，感到格外親切，心里又高興，又激動這時，敵人的一支騎兵部隊追躋而至。我軍組織了次反擊，將敵人擊退，并抓了一部分俘虜。我第十團團長黃珍于此役犧牲。
至此，中央紅軍主力歷時一年，縱橫十一個省，行程兩萬五千里的長征，宣告勝利結束。到達陜北時，中央紅軍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紅五、紅九軍團仍在張國煮的左路軍中后來西渡黃河，成為西路軍的一部分，于河西走廊全部損失掉了。
責任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