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認為他的理論是一種經濟學理論「非均衡」。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里昂·瓦爾拉斯提出在完善的市場和靈敏的價格體系下，市場上過度需求和過剩供給的總額必定相等的假設，被稱為「瓦爾拉斯均衡」。「非均衡」是指在市場不完善、價格體系不靈敏條件下達到的均衡。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等西方經濟學家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非均衡進行了廣泛研究。20世紀60年代，厲以寧即注意到了非均衡理論。20世紀80年代末，厲以寧根據中國經濟現狀，提出了“兩類不均衡”的觀點。他認為，按照市場主體是否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均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企業能夠自主經營、不受干預情況下的「非均衡」。在傳統和雙軌制下的計劃經濟體制里，企業難以擺脫行政的干預，是第二類「不均衡」。唯有培育出充分自主、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才能轉化第一類「非均衡」。這是厲以寧堅持經濟改革必須從產權改革入手的學理依據。1990年，厲以寧的專著《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問世，此后幾十年多次再版，被稱為“影響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十本書之一”。
「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1998年12月，在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由厲以寧擔任起草組組長、歷經6年醞釀的《證券法》以135票贊成高票通過。1999年，《證券投資基金法》起草小組成立，厲以寧任組長。2003年10月，該法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高票通過。2003年10月，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以促進非公經濟發展為主題組織調研組，由厲以寧任組長，赴廣東、遼寧等地調研。2004年，17頁的《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連同厲以寧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國務院。2005年，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問世，即著名的「非公經濟36條」，厲以寧又成了「厲民營」。
厲以寧著述豐富且涉及領域廣，出版的獨著、合著、主編、合編、譯著，已近200部，覆蓋西方經濟史、經濟學史、宏觀經濟、轉型發展理論、經濟倫理、社會信用體系等諸多領域。
在近現代中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學者，他們不但以嚴謹的學術著作、深刻的學術思想，成為自己學術領域的翹楚，他們還以自己的精辟見解，影響著政府的決策和民間思潮的走向，因此民族歷史的變遷中便深深打上他們的烙印。經濟學家厲以寧正是這樣一位學者。面對這樣的學者，我們除了崇敬，還會自然產生疑問：他如何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如何成就了自己的非凡人生？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厲以寧誕生在南京，家人給他起名以寧，「以」是排行，「寧」指出生于南京。四歲時他隨家庭遷居上海，先后在上海兩所著名的小學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1941年，厲以寧考上著名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學，1943年又隨家遷居到湖南沅陵，以優異成績考上湖南名校雅禮中學。1947年轉入南京金陵大學附中就讀，直到高中畢業。這些名牌小學中學為厲以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素質基礎。
小學時期與高中時期的厲以寧
北大燕園，有這樣一位先生。他在經濟學領域著述等身，思想與時俱進；他是學界泰斗，亦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先鋒。
“一生治學當如此，只計耕耘莫問收”，是他堅守的治學精神與態度；“化身紅燭守書齋，照見窗前桃李已成材”，是他作為師者的情懷與寫照，他就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創始院長——厲以寧。
縱覽厲以寧先生的學術生涯，他關于股份制改革、非均衡理論、民營經濟發展的理論創見始終如熠熠明燈，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指引前路。
作為一個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他把自己一生的時光和智慧都奉獻給了中國經濟社會改革與教育發展的事業，以其學識、見識、德行和修養照亮后來者前行的方向。值此厲以寧先生九十二歲壽辰，讓我們重溫厲老的光輝歲月與詩化人生，共勉向前。
厲以寧成功接住了老一代的大旗，他1955年在經濟系畢業后留校任教，一直到1992年。厲以寧在此期間，不斷發聲，外號“厲股份”在此期間獲得，知名度與日俱增，同時期間教了兩個學生現任總理李克強、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國師身份一時無兩。
厲以寧1993年離開經濟學院就任新成立的北京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1994年該學院更名為光華管理學院，自此又再創一派，經濟學院則在伺候示微，雖然后來有如劉偉等，但是同早期和同期其他院系比則暗淡不少。
厲以寧就任光華管理學院后，光華一躍成為商學院第一梯隊，經濟學領域內也是影響頗大。光華學院注重研究和學術，并一直看齊國際。
繼任院長是張維迎，張維迎在莫干山出名，隨后就職體改委，后來在牛津深造，回國后在北大任教。其不斷倡導市場改革，針對國企改革發聲，引發全國的討論。張維迎就任院長后也是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不過由于個人原因，最后暗淡離任，導致光華現在都在避免談起張維迎，令人唏噓。現任院長蔡洪斌，屬于后起之秀。
厲以寧從經濟學院出來重新樹立了光華的大旗，實屬不易，比有朱镕基擔任院長的清華經管某些方面更有優勢，究其原因還是厲以寧本身有鮮明的思想，并推動了當時的社會改革和進步，反觀清華此點則沒那么明顯。
像很多人一樣，他曾經有過一段繾綣的文學夢想。厲以寧一直偏愛文學，曾熟讀中國古典文學《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聊齋志異》和詩詞；喜愛閱讀外國著名作家巴爾扎克、莫泊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國現代文人魯迅、巴金、茅盾、沈從文等人的作品。
在湖南省沅陵縣雅禮中學(當時雅禮中學遷移到沅陵)讀書的這段日子，他源源不斷地將自己對生活和世界的感受用詩歌、散文、雜感和短篇小說等表現出來。他的每一個作品，都成為同學們爭相傳閱，反復議論的焦點。這進一步鼓舞了他的作家夢。
1946年，厲以寧重返南京，轉到南京金陵大學附中讀高二。在一流的數理化老師們的熏陶下，厲以寧的興趣又逐漸從文學轉向自然科學。他還擔任了班里的學習委員兼化學科代表。高中畢業前夕，學校組織厲以寧所在班全體同學去一家大型化工廠參觀。機器轟鳴，煙囪林立，嚴肅的化學工程師，深深刻進厲以寧的腦海。他說：“這次參觀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了解到化肥生產對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性，于是我決心走‘工業救國’的道路。”
差點，中國就多了一位化學家，少了一位經濟學家。
同學代填的人生最重要的志愿
1949年4月，文化名城、長期充當國民黨大本營和政治堡壘的南京市得以解放。這一個歷史事件改變了所有南京市民的命運，包括金陵中學的才子厲以寧。
本來在金陵大學附中，厲以寧以出色的數理化天賦，勤奮刻苦的努力，名列前茅的成績被保送到金陵大學深造。他當時選擇了化學工程系。因為他立志做一個化學家，實現工業救國抱負。但是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學停止了運轉。厲以寧就到湖南沅陵一家消費合作社擔任了會計。
兩年后他再次參加高考，將目光投向了新中國的首都北京。他委托在北京的同學趙輝杰代為報名。趙輝杰認為厲以寧選學經濟系最為適合，優勢較大，就替老同學做主，第一志愿填報的是北京大學經濟系。同年7月，厲以寧在長沙應試，8月接到了北京大學的錄取通知書，他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多少學子夢寐以求的北大，拉開了他終生致力的經濟理論學術生涯的序幕。“至今我愈來愈覺得趙輝杰代我填報的第一志愿是最佳選擇。” 厲以寧回憶道。
厲以寧的這種選擇在他早年是料想不到的。
經濟學具有這種性質：它既是一門需要以嚴謹科學精神進行數學計量和推理的學問，又是“致用”之學，需要對人的價值和社會的價值進行深刻理解和探討的學問。既然如此，厲以寧在早年走過的思想和情感歷程就恰好是一個未來經濟學家的最好儲備。
從仰望群星到北大之星
從五四運動以來，北大在國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大師云集，人文薈萃，思想活躍，在厲以寧看來這是最理想的求學之地了。一旦進入這所學術殿堂，就像高爾基說的那樣是“饑餓的人撲在了面包上”。做學生的4年中，他從宿舍到圖書館，從圖書館到老師的辦公室或宿舍，埋頭苦讀，孜孜探索，學問和思想都迅速成長起來。他說：那時候的寒暑假都是在圖書館里度過的。剛上大學不久，厲以寧就在1952年7月的《經濟導報》上公開發表了平生第一篇經濟研究的文章《波蘭經濟新面貌》。平心而論，這篇文章具有計劃經濟時代的烙印，但顯示了一位好學深思的青年在學問上的抱負和獨立探索的精神。
50年代初的北大經濟系（現在是北大經濟學院）和眾多系一樣群星薈萃，每一個學子都幸福地接受著燦爛星光的照耀。厲以寧的回憶中較多提及的是陳岱孫、陳振漢等先生。
陳岱孫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1926年他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他為中國經濟界培養了六代學子，被尊為中國西方經濟學的泰斗。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高尚的品格，為人稱道，他深刻的學術見解思想影響著經濟理論界動態和國家政令的制定。
陳岱孫先生有著不尋常的家學淵源，其叔祖是末代皇帝的師傅陳寶琛，因此他本人的國文功底深厚，這種辭采文情，悄悄地濡染著厲以寧年輕敏感的內心。
陳振漢先生是哈佛大學的文學碩士、哲學博士。他是較早在北京大學講授“比較經濟制度”課程，介紹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學者。解放后，先生出任北大法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室主任，以非凡的毅力和深厚的功力開始選編《清實錄》 《東華錄》經濟史資料。1952年到1953年，先生任北京大學經濟系代理主任。
陳振漢教授非常喜歡厲以寧這個刻苦用功的弟子。他給厲以寧的評語是：“成績優異，名列前茅。”他認為厲以寧是一個大有前途的學術接班人。厲以寧則從陳振漢那里學來了進行經濟史比較研究的方法，更從這位學者身上獲得了“鬧中取靜”的讀書習慣。
陳振漢先生
大學生活期間，在老師們的影響下，厲以寧的研究目標和領域就明確了下來：探索現代經濟的規律，服務祖國和人民。
“如果說我今天多多少少在經濟學方面有所收獲的話，那么這一切都離不開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老師們的教誨，他們是我在經濟學領域內從事探索的最初引路人。”厲以寧說。
1955年厲以寧畢業，以優異的成績被經濟系選留。然而隨著國內政治空氣越來越“左”，厲以寧也覺得很難施展抱負，他在系里的資料室從事編譯工作，一干就是20年。
這期間，厲以寧參加過開山修渠和深翻土地的勞動，忍受過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饑餓和浮腫，參加過農村社教，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先后在京郊海淀公社草場大隊、昌平縣太平莊農場及北大校園內的“勞改大院”進行過三年“勞動改造”。他的家被抄過三次，許多資料，包括妻子、家人的照片都被損壞了。在被迫接受“勞動改造”時，連人身自由都失去了，更別說進行更多的知識積累了。1968年，厲以寧和許多教職工一道到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先住倉庫，后住茅草棚，僅參加勞動的時間加起來就有近十年。“但是，我經歷的這一切，它磨煉了我的意志。”
厲以寧和老師趙迺摶教授（1961年 北京大學）
資料室的20年工作，盡管是冷清寂寞的，但他卻得以在人們頭腦發熱的年代，鎮靜自如地吸收中外經濟學的知識，了解西方經濟學的進展，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它是我大學畢業后的又一個知識積累階段，它使我在大學所學的東西得到了進一步充實，視野進一步拓寬。”
厲以寧認為這20年是人生經歷的重要積累。“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特殊的中國經濟環境使我對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有了親身的感受。這種感受是任何一個不曾親自經歷這段時期的經濟工作者所不可能具有的。在大學階段，我曾對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提出的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間存在第三條道路的觀點產生了興趣，但‘文革’中的經歷使我看到了蘇聯模式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種種弊端，也發現了蘭格理論的局限性。這些感受可以說是在經歷了那一系列磨難后的最大收獲。多次下放，使我看到農村的貧困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于是，對建國以來，尤其是‘大躍進’以來的經濟政策、方針、路線感到懷疑，發現自己在大學階段所學的那套東西同現實的距離是那么的大。中國要富強，人民要過上好日子，看來不能再依靠計劃經濟的模式了（這些思考在當時是不能公開的）。”
70年代末，科學的春天到來了。厲以寧這個曾被斗爭、抄家、剃陰陽頭、監督勞動、隔離審查的人的經濟學觀點得以重見天日，他多年的積累有了用武之地。從這以后，他開始了新的教學生涯。1979年，厲以寧被提升為副教授；1983年，提升為教授。
1988年6月，厲以寧在閱讀學生的論文
在未名湖畔，厲以寧的名字日益成為學生們頭腦中的“關鍵字”。厲以寧的經濟學講座成為學生們心中北大風度的代表。他講課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不拘一格，大多數時間他不用講稿，只是在一張卡片上列出一系列的提綱，講課時他或站，或坐，或走動，臉上溢出輕松的笑容，眼睛閃閃發光。70年代末以來，幾乎沒有學生沒聽過厲以寧講經濟學的。
但是，奠定厲以寧在中國經濟學界地位的關鍵還是他在學術上的富有勇氣和智慧的創造。
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代表人物
在中國自70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協調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宏觀改革優先派”、“寬松學派”、“經營權主導改革派”、“產權改革派”、“制度學派”等不一而足。這些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也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教授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要理解他的思想體系，首先要理解他設定的兩個認識中國經濟狀況的理論前提。
認識非均衡的中國經濟
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
厲以寧教授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解析，他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教授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教授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更為重要的是，在這部著作中他提出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理論，奠定了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西方的非均衡理論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教授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厲以寧教授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主權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教授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
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
厲以寧教授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教授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
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教授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教授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教授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教授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這就是厲以寧教授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教授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厲以寧教授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
——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厲以寧教授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教授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
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教授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主權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定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
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教授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教授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禁區”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教授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具有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厲以寧教授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厲以寧教授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厲以寧教授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教授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教授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其中以對道德問題的探討最為系統和深入。
厲以寧教授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
在厲以寧教授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教授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地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代理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教授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教授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厲以寧教授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
詩詞世界的真情人生
在公眾的印象中，厲以寧是一位嚴謹、睿智且有獨到見地的經濟學家，其實伴隨他人生歷程的不僅僅有經濟思想，更有著充滿激情與哲理的詩意，兩者相互交融，構成他獨具魅力的人生。在北大，厲以寧詩詞講座的吸引力絲毫不遜色于他的經濟學講座。
1974年在北京大學
北大校園的女教師提及厲教授的夫人何玉春時，每每欽羨不已，都說她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這倒不盡在于她丈夫有名氣，而在于大經濟學家厲以寧對她、對家一往情深；給她寫詩，從青春年少寫到滿頭白發；給家寫詩，從終身伴侶寫到兒女孫輩。在厲以寧70歲生日這一天，與他相濡以沫42年的妻子何玉春，始終陪伴在夫君身邊，她也是厲以寧多首詩詞的主人。一首《浣溪沙?除夕》，為我們再現了這對恩愛夫妻的新婚：“靜院庭深小雪霏，爐邊相聚說春歸，窗燈掩映辮兒垂。笑憶初逢詢玉鏡，含羞不語指紅梅，勸嘗甜酒換銀杯。”然而，當一位學生朗誦厲以寧寫于1971年的《鷓鴣天》時，何玉春不禁抹起了眼淚，這首詞讓她想起了他們攜手走過的艱難歲月。那是她和厲以寧長達13年的夫妻分居之后，是在她放棄了一切能放棄的之后的一次真正不再分開的相逢。厲以寧在詩中寫道：“往事難留一笑中，離愁十載去無蹤。銀鋤共筑田邊路，茅屋同遮雨后風。朝露冷，晚霞紅，門前夜夜稻香濃。縱然汗漬斑斑在，勝似關山隔萬重。”
“一紙家書兩地思，忍看明月照秋池，鄰家夫婦團圓夜，正是門前盼信時……情脈脈，意絲絲，試將心事付新詞，幾回擱筆難成曲，縱使曲成只自知。”詩詞，于他既是歷史煙云，又是他生活的浪花。無論悲歡離合、喜怒哀樂，在厲以寧的筆下都是含蓄蘊藉，不失騷人之旨。詩的語言清新、典雅，傳統筆墨與時代氣息結合得那么自然和諧，新而不俗，陳而不迂。這是他詩詞的獨特風格，其實這也是他為人、治學的風格。眼下名人詩詞可謂多矣，但是像厲以寧這樣的功底、意蘊，即使在職業詩人中也不多見，何況對厲以寧來說，詩詞只是他業余的一大“愛好”。他的詞多于詩，這也許是詞的長長短短的形式便于表達無窮變幻的思緒和事物，既遵照格律，又大有選擇變換的余地。
作詩不是詩人的專利；讀過厲以寧的詩詞，甚至覺得非專業詩人往往能生產出好詩，因為“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我對詩詞的興趣，是在中學時代培養起來的。20世紀四十年代，我先后就讀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揚州震旦中學，都是國內著名的學校，不但重理，而且重文，造就許多優秀人才。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擅長詩詞，在他們的誘導和影響下，很早就開始學寫詩詞，后來成為終身愛好。”厲以寧17歲時填的第一首詞《相見歡?儀征新城途中》，當時在南京讀高中的他春假期間回家鄉儀征途中作的其詩句美妙委婉，讀來使人如臨其境：“槳聲篙影波紋，石橋墩，蠶豆花開一路水鄉春……”這第一首詞嚴格按照上闋平、下闋二仄二平的要求，意境清逸淡雅鮮動，用詞淺易平實而又十分講究。
厲以寧的詩詞功底得益于他的中小學的國文老師，詩詞格律是老師教的，而詩韻詞韻是他自己下功夫熟記的，他能默寫出幾十種詞牌的正譜。厲以寧認為詩詞對一個人的人生修養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一首好詩，往往可以影響人的一生。作詩填詞，可以修身養性，抒懷遣興，培養人的高尚情操和廣闊胸懷。”自己經歷過坎坷，但是意志從未消沉，他說這應該歸功于詩詞的涵養。由此他認為，現在中學生的“營養”過于單一，文學知識太差，這對于一個人的全面成長是很不利的。
如果不是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北京大學經濟系，也許今天的厲以寧會是一位職業詩人。他后來開始了畢生從事的經濟學研究，但吟詩賦詞的興趣卻始終未減，這種愛好也的確給他多年沉悶而又艱辛的生活帶來了許多的慰藉。厲以寧性格開朗、思維敏捷，他以睿智樂觀的博大心胸接納生活，無論處在多么艱難的環境里，總是泰然處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其不為外界了解的“秘密武器”就是他有詩詞為伴。
“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作為積極主張改革開放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理論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發展變化的觀點也貫穿于他的詩詞，而這些詩詞也把他的才華和性情真實地展現給讀者，使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內心豐富的經濟學名家。
本文最初發表于2006年12月14日，原標題為“首屆蔡元培獎之七：經邦濟世 詩化人生——記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厲以寧教授”。
以下為厲以寧先生回憶難忘的大學生活：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長沙參加高考，被北京大學錄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長沙來北京，成為北京大學經濟系的學生。從1951年到2012年，已經61年，我一直在這里學習、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門頭溝區西齋堂村下放勞動，1964—66年，在湖北荊州江陵和北京朝陽區高碑店兩度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1969—71年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在江西南昌鄱陽湖邊的鯉魚洲農場勞動，但我始終沒有離開過北京大學。到2012年，我82歲了。在北京大學學習和工作占據了我四分之三的歲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學，忘不了培養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學經濟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前身）。
61年來，北京大學處處使我留戀，事事使我難以忘懷。而至今給我印象最深的，則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學生時期。作為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一百周年院慶的紀念，我寫下了這篇帶有回憶錄性質的文章“難忘的大學生時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憶總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三、重在啟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學圖書館——知識的寶庫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詩詞中
01、回憶總是美好的
我1951年進入北京大學時，北京大學還在城里沙灘校園。紅樓是我們上課的地方，北樓是法學院所在地，經濟系辦公室也設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外，法學院有一個圖書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經濟方面的圖書，主要是教師閱覽圖書的地方，也對大學生開放。不過，我們這一年級（1951年入校的）是當時僅有的留在學校學習的年級，因為二、三、四年級的學生都去廣西參加土地改革工作隊，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學院的教師大多數也到廣西去了，所以法學院圖書室是空蕩蕩的，沒有多少讀者。
經濟系一年級的課不多。除了外語（任選一門外語）以外，有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經濟地理、中國通史、會計學和作為政治課的新民主主義論，還有體育課，這些都是必修課。另外可以選一門選修課，有選文學的，也有選第二外語的。功課雖然選得很滿，會計學還有習題，但星期日比較空閑。年級中，只有少部分學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讀。外地的同學大多是第一次來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風下雨，都到公園名勝去游玩。
可惜，這樣的時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級第一學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開始了。有的學生干部被抽調到三反五反工作隊去工作，據說是參加外調。學校里，教師們都自我檢查，聽取群眾批評意見。關鍵是幾位著名教授要在大會上作檢查，學生們都得參加。全校大會上做檢查的有西語系的朱光潛教授、經濟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學院院長錢瑞升教授等人。課也停了，大大小小的會議排得滿滿的。好在圖書館還照常開放，愛學習的學生借書回去讀。一些并不怎么愛讀書的同學，樂得個清閑，不上課，也不借書閱讀，而且各有愛好，如打橋牌，下圍棋，聽戲，或談戀愛。就在大學一年下學期，我們年級的男女同學之間就結成了好幾對。好在他們后來家庭都很幸福，都兒孫滿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學院二、三、四年級到廣西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同學先后返校了。經濟系一下子就熱鬧起來。那時，初讀大學一年級的我們（當時都被稱作新生；盡管我們第二個學期都快讀完了，仍被稱為新生），整日忙著聽老生談參加廣西土地改革的體會、心得、思想轉變的報告，聽完后一個個表態，折騰了一個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學期基本上沒有上什么課。
暑假快結束時，校園里傳出了院系調整的消息。有人高興，有人發愁。關于北京大學，大體上是這樣的：醫學院分離出去了，成立獨立的北京醫學院；工學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學院，有的系并入清華大學，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學基礎上擴建的天津大學。教育學院，并入了河北大學；農學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國農業大學。文學院、理學院不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有關的系也并進來了。法學院變動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學院，經濟系則分成兩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財經學院（包括財政系、金融系、對外貿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唯一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由于當時采取經濟學學生自報志愿，系領導批準的方式，我填的是學習政治經濟學。隔了許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關于我的去向是有爭議的，幸虧代理系主任陳振漢老師和政治經濟學專業負責人張友仁老師的大力幫助，我終于被分配到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這是我未來能在經濟理論和經濟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績的關鍵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陳振漢和張友仁兩位老師的原因。
新學年一開學，我就隨著北京大學師生一起遷入了燕園——燕京大學已經并入北京大學，燕園就是北京大學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學原來規模小，北京大學比燕京大學大得多，加上學生全部住校，所以學生宿舍十分緊張，經濟系學生最早住在承澤園，是舊民房，家屬區。隔了幾個月，又遷到了全齋（未名湖北岸，現名紅七樓）。
從這時起，我才真正接觸到經濟學，因為教學樓秩序恢復正常了。聽著名教授講課也是從這時開始的（讀一年級時，教授們幾乎都隨著土地改革工作隊去廣西了）。
大學一年級，實際上只上了一個學期的課，與經濟學有關的只有三門課，即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經濟地理和會計學。是不是浪費了半年以上時間呢？當時，我和其他同學都以為浪費了時間，沒有學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遷到西郊燕園以后，隨著教學秩序恢復正常了，課程內容扎實了，閱讀參考書的分量增加了許多，所以怨氣漸漸消失。
今天我很懷念大學生時期，包括大學一年級的生活。回憶總是美好的。回憶是若干年后的事情，形勢變了，個人的經歷豐富了，對人世間變幻無常的情況也習慣了，于是對過去的遭遇就會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來總結，總能從回憶中得到某種寬慰。過去哪怕是驚濤駭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憶也就會淡然處之，坦然處之。這就是我對待北京大學一年級生活的態度。
從大學二年級起，直到1955年大學畢業，我在北京大學之所以能夠為將來的教學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較扎實的基礎，多虧老師們的指點。這樣，讓我們轉入這篇回憶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02、引路人：我的老師們
我認為在大學生時期，對我幫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這樣六位老師：陳岱孫、周炳琳、趙迺摶、羅志如、陳振漢和張友仁。
2.1 陳岱孫先生
院系調整前，陳岱孫先生是清華大學經濟系系主任。院系調整時，他離開清華大學，出任中央財經學院副院長。1953年，他調到北京大學，擔任經濟系系主任，從此在北京大學工作了四十多年。
陳岱孫老師擔任經濟學說史一課的講授。那時我已在念大學三年級。這是北京大學經濟系的一門重點課。陳岱孫先生從希臘羅馬經濟思想一直講到凱恩斯理論，每星期講兩次，一次兩學時，講兩個學期。他講得最仔細的是兩個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威廉·配第到李嘉圖，包括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念體系、政策主張和學術影響，二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說，并著重說明新古典學派在1930年資本主義大危機發生后所陷入的理論困境，以及凱恩斯理論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陳岱孫先生的講課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學生對經濟學說史感到興趣，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對經濟學說史學習的勁頭一直很足，因為通過陳岱孫先生的教導，我越來越認識到，如果沒有扎實的經濟學說史的基礎，在理論的學習中是不可能融會貫通的。
20世紀90年代的陳岱孫先生
2.2 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過去曾擔任過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但我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時，他已不再擔法學院院長（由錢端升先生擔任法學院院長），而到廣西參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暫時沒有排課。由于他和趙迺摶先生是好友，又是鄰居，所以在趙迺摶先生推薦下，我認識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機會多次被邀請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專攻西方經濟史，學識淵博，很有獨到的見解。他是把我引進西方經濟史領域的恩師。在他的指引下，我對西方經濟史的興趣越來越濃厚，這影響了我畢業留校以后的治學方向。至今我仍記得周炳琳老師的教導：如果沒有經濟史的基礎，經濟理論是學不好的；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史的深刻研究，工業化一定會走彎路。這兩句話影響我一輩子的學習和研究。
青年時代的周炳琳先生
2.3 趙迺摶先生
趙迺摶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學經濟系的系主任，我考進北京大學經濟系時，經濟系主任換人了，他也去廣西參加土改。他回校后，沒有擔任大學生課程。他是研究制度經濟學的，對制度經濟學的來龍去脈非常熟悉，家中藏書也很豐富。1952年，我讀一年級下學期時，在法學院圖書室里借書閱讀，趙迺摶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師，怎么這個20歲出頭的學生一有空就到這里來，于是我和趙迺摶先生就熟悉了。他說：“我家里書很多，有些書這里沒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這樣，我就成了趙迺摶先生家中的常客。北京大學遷到西部燕園后，他住在燕東園29號樓上，樓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趙迺摶老師借書，而且還暢談對經濟學演進的看法，趙迺摶先生給我最大的影響是在經濟學領域內了解到制度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漸漸地，我懂得制度經濟學的意義。制度經濟學在經濟學說史上是以異端的面貌出現的，但制度經濟學的傳播無法限制，它獨樹一幟，形成對正統經濟理論的挑戰。趙迺摶先生的教導，使我以后一生對制度經濟學感興趣。
20世紀50年代趙迺摶先生指導厲以寧讀書
2.4 羅志如先生
大學三年級的課程很重，羅志如先生講授的“國民經濟計劃”同樣是一門重點課。我不僅擔任了這門課的課代表，還是學生計劃經濟研究小組的組長，課外同羅志如先生接觸較多。
至今我都認為，羅志如先生當時曾提到的20世紀30年代內西方經濟學家米塞斯、哈耶克和蘭格之間圍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否有效運行所展開的論戰是十分有啟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懷疑計劃主義計劃經濟的有效運行，并進而懷疑計劃經濟的可行性，而蘭格則認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試試，錯了就改”。這就是所謂的“試錯法”。羅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問題，他自己沒有對此評論，但我卻從中發現了一個道理，即在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間是否存在著第三條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討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時，羅志如先生當年的提示對我仍然起著作用。
2.5 陳振漢先生
陳振漢先生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做過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側重于中國經濟史，尤其是清代經濟史。他給我們講授中國經濟史課程。
陳振漢先生在聽課的學生中，不知怎的發現了我，也許是由于課間或課后我的提問使他注意到我。他當時住在北京大學西校門外的承澤園家屬區，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問我是否喜歡研究經濟史。我告訴他，經濟史確實是一門引人入勝的研究領域，但我接觸還不多。他告訴我，要學好經濟學，理論、歷史、統計的訓練三者缺一不可，要在這三個方面同樣下功夫。
陳振漢先生
我大學畢業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學經濟系從事經濟史資料的編譯工作，可能同陳振漢先生的推薦有直接關系，盡管這時他不擔任經濟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擔任經濟系經濟史經濟學說史教研室主任一職，所以對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可惜我一直沒有機會轉入中國經濟史領域，而被分配給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經濟史為專業。幸運的是，經濟史，無論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經濟史的同時，對中晚唐五代經濟史始終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認為中晚唐五代長達二百年的時間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剛性體制向彈性體制的過渡時期（參看我所著的《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一書（商務印書館2003年出版）。
2.6 張友仁先生
張友仁先生當時還是年輕教師，西南聯大畢業留校任教不久。職稱是講師。我大學二年級時，他擔任重要課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主講。整整兩個學期，每周都有課。當時在全國高等學校經濟院系能完整地開出這門課的人不多，張友仁先生是其中一個，他自稱是剛從蘇聯經濟學家那里學來的。
給班上同學印象最深的，是張友仁先生對我們班畢業論文的指導（當時并未采用畢業論文這個名詞，而是稱做高年級的學年論文）。我定的題目是于工業社會主義改造。我的論文是在張友仁先生指導下完成的。他評價不錯，只是說我文章里的注釋太多。在陸昊寫的《厲以寧學術評傳》中提到，這篇論文幾經動蕩已遺失了，那時我住在中關園宿舍（陸昊的書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藍旗營宿舍后，一天在整理舊書和舊稿時又找到了，現在被我珍藏起來，作為大學生時期的珍貴紀念物，它反映了當年張友仁先生對我指導的成果。
張友仁先生
03、重在啟迪和相互切磋
自從北京大學由城里沙灘遷移到西部燕園以后，我完成了從大學二年級到四年級的學業。這三個學年是平靜的，學習壓倒一切。很難設想以后20多年內還有這么好的學習環境了，因為后來的政治運動不斷：肅反，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文化大革命”動蕩十年。
學校的形式是跟著整個社會的形勢一起變動的。在大學二年級到四年級這三年，學校的風氣也很正常，師生關系和諧，同學關系和諧，自由討論，甚至因某些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也不會傷和氣。在我們年級中，沒有發現過有人抓辮子，打小報告，誣告或故意上綱上線等情況。老師認真講課，總想把自己多年來讀書、研究的心得體會告訴學生。老師對學生，重在啟迪，也容許同學有不同意見，哪怕是不同意教師的觀點。從來不曾發生過批判老師封、資、修的思想，或老師認為某個學生“思想有問題”的事件。這和20世紀50年代后期和整個60年代內我所了解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同年級學生之間的相互切磋是一種風氣，像會計學、統計學、工業成本與核算等課程都有作業，外語課也有翻譯之類的作業，宿舍很擠（我讀大學三年級以后，終算蓋成了新學生宿舍樓，四個人一間，只有兩張小書桌，而在這以前是大宿舍，一個房間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學們都擠圖書館，一吃完晚飯，就到圖書館去搶座位了。當時系里提出“不要讓一個掉隊”，所以大家一起往圖書館走，做習題時相互幫助。當時的考試是口試為主，進考場前先抽簽抓題目，在預備室內準備十多分鐘，等前面一位同學口試完了，再進場面試。先考完的同學都聚在門外，一個同學一口試完，剛出考場就有一些同學馬上圍上來，問這問那，或安慰，或祝賀。這種氛圍也許只有我上大學二、三、四年級才有，后來再也見不著了。
學生組成的研究小組也很活躍。在上《資本論》課時，學生組成了資本論研究小組。上國民經濟計劃課時，我被推舉為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的組長。我除了參加資本論研究小組、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之外，還參加了統計學研究小組。不過統計學研究小組沒有什么活動，因為作業太重，作習題很浪費時間，哪里說得上什么研究、探討呢？教《資本論》課的老師是江詩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經常來指導，我也在小組會上發過言。我談的學習體會是：要結合經濟學說史的學習來研究《資本論》觀點之間的關系。江詩永老師覺得我的體會有道理，還在課堂上表揚過我。
在國民經濟計劃研究小組，我和其他一些同學都認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投資和消費的相互推動的內在機制值得探討。后來，張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談過，讓我在教師的一次討論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從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諸如此類的學生研究活動了。
在大學四年級，我開始對俄國19世紀中葉的農奴制改革、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農民社會主義學說、以及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俄國民粹主義理論感興趣，因為在大學三年級時我利用業余時間翻譯了費拉托娃著《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一書（合譯者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趙輝杰，譯者署名季謙，三聯書店1956年出版），四年級時正在翻譯《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此書于195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仍是與北京大學歷史系趙輝杰合譯，當時他是研究生，出版時，譯者還是用季謙署名）。這樣，我對俄國經濟史中有關這個問題產生興趣是很自然的。張友仁先生又讓我就這個問題在經濟系教師討論會上談談自己的心得。這同樣是一次鍛煉機會。
今天回想起來，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學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學的傳統，又有解放后社會主義大學的一些新特點。重要的是：那時的政治課學習，著重于啟迪和引導，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輸某一種思想。啟迪和引導有利于調動每一個教師的積極性和每一個學生的積極性。無論教師還是學生當時都能從解放前后的對比、舊中國和新中國的對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關心國家的建設，關心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這是多么重要的學習積極性的根源啊！當時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國建設，愿意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的愿望。這種精神在建國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當時生活在大學生中間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這一點。可惜那時主管意識形態的領導人并不了解建國初期大學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學校教師們的心情，對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錯誤的判斷，以致從肅反、反右、反右傾起，對大學生和教師的情況一直是錯誤分析、錯誤地下結論。結果，建國初期存在于大學生和教師中的熱情消失了。到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特別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顛倒，黑白不分，給全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是何等沉重的教訓！今天在回顧建國初期的大學生時期時，我作為當時的大學生，感觸尤深。在紀念北京大學經濟學院100周年院慶之際，我寫下這段文字，留給后人做參考吧！
04、北京大學圖書館：知識寶庫
北京大學遷至燕園，這里風景秀麗，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蔭，島亭、小山、臨湖軒、再加上辦公樓前的草坪、華表、小橋流水，的確是吸引學生每日清晨到這里來學習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學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課時能聆聽名師授課外，還有一處，就是藏書豐富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我讀大學時，現在的北京大學圖書館還不存在，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遷到西郊后，當時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就設在原燕京大學圖書館舊址，在辦公樓南面，現在被稱為“老館”。那時大學生晚自習搶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讀一年級時，我主要在沙灘北樓法學院圖書室借書、看書。院系調整后，法學院解散了，法學院圖書館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成為我課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學圖書館那時的面積不大，十分擁擠，工具書又不開架，用起來不方便。好在我因為常去圖書館，同兩位管理圖書的老師（一位是男的，我們稱他為張老師，另一位是女的，我們稱她為鄔老師）搞熟了，他們同意我到館內書庫里查看工具書。這是給教師的待遇，我作為大學生能有這項“特權”，至今仍感謝他們兩人。在翻譯《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和《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下卷）》時，由于有些俄語詞條（特別是人名、官職名稱）找不到參考書，后來進入書庫，找到沙俄時期出版的大百科全書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學圖書館確實是知識寶庫，關鍵在于讀者會不會使用這些工具書。
讀大學四年，共有八個寒暑假。當時我父親在上海工作，母親、外祖母和以平弟先住在湖南沅陵，1953年他們搬到武漢。這八個寒暑假，我全部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度過，沒有回過一次家。我從事俄語書籍的翻譯，經常有稿費收入，從大學三年級下學期，我每月寄些錢給父母，貼補家用。我在信中告訴母親，因學習太緊張，過年就不回家了。今天回想起來，我是有愧疚的，母親多么盼望我能回家過一次年啊！但我沒有讓她的愿望實現。畢業后，工作安定下來了，才把母親、外祖母和以平弟接來北京，在海淀鎮蘇公家廟四號租了簡陋的平房安下家來。
難忘的大學生時期，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度過的多少日子！我的體會是：北京大學之所以這些年來能夠培養出那么多出類拔萃的人才，以下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有名師、大師。有名師和大師才能讓學生中涌現出越來越多的入門弟子，繼承老師的研究思路，開辟新的研究領域，形成北京大學的特色。第二個條件是有優良的學術作風、活躍的學術氣氛、自由爭鳴的學術環境。這是同整個教師隊伍和整個學生隊伍的高素質有關的。有名師、大師而沒有教師隊伍、學生隊伍的高素質，那也形成不了作為北京大學特色的學術作風、學術氣氛、學術環境。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里所說的第二個條件，即使沒有第一個條件，即有一些名師、大師，那么名師、大師所發揮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第三個條件則是有完善的教學設施，包括圖書館和實驗室的建設，包括設施的先進程度、服務的完善程度等等。這樣，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團隊就成長起來了，北京大學出色的教學成績和科研成績也就會陸續展示在人們面前。
圖書館在北京大學成為一流大學過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單純靠建筑的宏偉或藏書量的多少而顯現的。藏書，是靠教師和學生去借閱才發揮它的功能。圖書館建成后，主要不是供外人參觀的地方。參觀者越多，名聲越大，但如果沒有那么多教師和學生在認真地閱讀這些書籍，難道參觀者的眾多就能代表北京大學的教學科研水平?
在大學生時期，我認識一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他曾對我說，按照借閱量來分類，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圖書，大體上可以分為四類。一是教材性質的書籍，或指定的教學參考書。這類書籍的借閱量最大，而且經久不衰，因為年年有新生入學，在校生每年升一個年級，對這類圖書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年年如此。二是政治讀物，也包括時事評論、解釋之類的書籍。這類圖書的借閱量也很大，但常常具有漲潮落潮性質，也就是說，這類書籍的借閱量像一陣風一樣，熱的時候，借也借不到，但風頭一過，這一批書沒有人再借了，但另一批書又行時了。他舉例說，關于抗美援朝的宣傳冊子，甚至像朝鮮歷史這些平時沒有人借的書，一下子變得很紅火，過了一陣，又冷下去了。三是專業性很強的學術著作。在北京大學這樣一個學術環境中，各個系、各個專業，總有一些人長期在進行研究，寫論文，寫著作，他們對各自研究領域內的專業書籍，是關心的。對出版社最近一段時間出了什么新書，是注意的。他們尤其留意北京大學圖書館新添了哪些學術專著。這批讀者，人數不是很多，但大致是固定的。教師隊伍年年在擴大，新擔任教師的加入到這個行列之中。至于大學生，每年畢業一批，每年又新入學一批。這類書籍的流轉情況，最能反映北京大學的學術研究現狀，因為政治運動一來，連這些書籍也沒有人來借了。這似乎反映教師的時間被政治運動占滿了或擠掉了。最后一類，即第四類圖書，就是那些珍貴的、稀有的圖書，有些被專家定為稀世之寶、鎮館之寶。它們不外借，只能在館內閱讀。前來閱讀的都是專門從事這方面研究的教師、研究生、大學高年級學生。北京大學圖書館之所以能在全國高等學校圖書館中享有盛名，主要因為館內藏有這些珍貴的圖書。這也正是北京大學圖書館驕傲之處。
從入學到現在，已經61年了，我對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感情是很深的。這里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始終忘不掉我在這里度過的大學生時期八個寒暑假，更不必說平時的周末了。我多么希望現在的年輕學生能夠珍惜寶貴的時光，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內使自己在專業領域內踏踏實實地前進。
05、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詩詞中
詩詞是我業余的愛好。從高中時期起，我就學習寫詩填詞。在1951年到1955年這四年內，我留下了記述我大學生時期生活的幾十首詩詞。如今我年紀大了，但一翻開我的詩詞選集，讀到當年寫下的這些詩詞，腦海中很自然地又呈現出當年的情景。在這里，我選出一些，放在本文的結尾。
菩薩蠻．別長沙
（一九五一年）
平堤沙岸湘江渡，
嬌紅艷紫湘山樹。
湘水自多情，
歡騰送我行。
無窮留戀意，
伴逐霞云起。
何處不逢春，
春光不待人。
注：我于1951年在長沙參加高考，8月下旬接到北京大學經濟系錄取通知書，隨即乘火車由長沙來北京。這首詞是在由長沙至武漢的火車上填寫的，因為當時長沙至北京沒有直達車。在武漢乘輪船過江，再換車到北京。
七古．初游北海公園
（一九五一年）
水上舟，
空中雁。
輕舟競渡誰領先？
槳快人勤飛似箭。
雁陣排成一字形，
心齊互愛幾曾變？
治學當如競渡舟，
做人應效南歸雁。
注：1951年我在北京大學三院住宿居住，距離北海公園不遠。這首詩是初游北海公園所作，含有自勉之意。
減字木蘭花
北河沿，春節
（一九五二年）
春來緩緩，
南下雁群歸去晚。
春在鄰家，
小院墻頭一樹花。
春情渺渺，
斷斷連連河畔草。
春又無蹤，
昨夜風沙枝上空。
注：北京大學三院宿舍位于北河沿。1952年春節正值暑假。這是我在北京經歷的第一個寒冬。
南鄉子．海淀前八家村
（一九五二年）
籬外盡塘泥，
院內枝頭掛鴨梨。
咯咯鳴聲驚下蛋，
柴雞，
啄土聊充腹內饑。
微雨濕單衣，
溝壑橫斜嘆路迷。
多謝大娘親手指，
沿堤，
見否溪流直向西。
注：1952年秋天，北京大學已由城內遷至燕園。前八家村，距北京大學東門約5公里。當時自燕園東去，幾乎全是農田村舍。
菩薩蠻
深秋雨中漫步，北大朗潤園
（一九五二年）
無情也被多情惱，
有晴不比無晴好。
流水本無心，
多情落葉林。
江南秋景現，
微雨情無限。
鞋濕過溪橋，
鄉思今日消。
注：大學二年級時，我住在全齋（今紅七樓），全齋以北是鏡春園，鏡春園以北是朗潤園。有一個周末，我漫步于朗潤園西邊的小河溝旁，只見落葉堵住了水道，流水四溢，仿佛回到了秋日江南，歸途中即興賦了這首《菩薩蠻》。
相見歡
北京大學全齋
（一九五二年）
忽然觸景生情，
路難行，
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
湖水碧，
風雨急，
打浮萍，
若是無根來日任飄零。
注：我當時住在北京大學全齋宿舍，上課在一教和文史樓，每日早晚都需繞未名湖而行。距大學畢業尚有三年，因此詞中有“瞬息三年即逝似流星”之句。
采桑子
頤和園
（一九五三年）
佛香閣上看湖小，
只道山高。
誰道山高，
見否群峰水底飄？
半池荷葉遮行路，
懶把舟搖。
待把舟搖，
別有風光玉帶橋。
注：頤和園距北京大學燕園校校址很近，這里是北京大學學生周末常去的地方。這是我的一首自勉的詞。
鵲橋仙
觀評劇《新天河配》
（一九五四年）
碧云清冷，
夜天沉寂，
淚眼遙遙相望。
有情兒女不成雙，
是誰灑無邊險浪？
銀河可截，
仙庭當反，
莫再忍聲退讓。
牛郎織女換戎裝，
料今后星光更亮。
注：1954年夏季，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大學東操場由北京評劇團演出《新天河配》，劇情的結尾是：牛郎織女依靠眾鵲鳥相助，擊敗天兵天將，獲得了自由。這首詞是在觀劇后填寫的。
相見歡
譯書，記大學生生活
（一九五四年）
滿員桃李爭芳，
亦尋常，
那似案前淡漠散清香。
花間里，
舞影起，
映南窗，
依然學生本色譯書忙。
注：當時我正和北京大學歷史系趙輝杰同學（我的中學時期好友）合譯《赫爾岑和奧加略夫的經濟觀點》一書，周末有感而作。
減字木蘭花
陪趙迺摶老師、駱涵素師母游香山
（一九五五年）
繁花淺草，
蜂蝶隨人香徑小。
云淡風清，
春色依然嶺上明。
山高幾許，
手插柳條逢喜雨。
幼樹新姿，
共盼迎來飛絮時。
注：1955年初夏，已臨我大學畢業前夕。周末，我陪趙迺摶老師、駱涵素師母游香山。自帶面包、茶葉蛋、香腸、飲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盡歡而返。同游者還有馬雍、張盛健、趙輝杰、傅正元同學。
鷓鴣天
大學畢業自勉
（一九五五年）
溪水清清下石溝，
千彎百折不回頭。
兼容并蓄終寬闊，
若谷虛懷魚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無意卻成洲。
一生治學當如此，
只計耕耘莫問收。
注：詞中“沉沙無意卻成洲”一句，既反映了自然界的現象，也反映了我一生治學的心得體會。當初我在北京大學經濟學系就學時，哪里會想到大學畢業后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會怎樣？但不管怎么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學識是一年一年累積起來的。“文思未絕復何求”，讓我再重復一句本文開始所用的小標題：回憶總是美好的，我忘不了大學時期，忘不了培育我的北京大學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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