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奏名制度的完全確立要到宋真宗時期，到了仁宗景祐元年以后特奏名才成為定制。特奏名在宋仁宗時期成為定制。
由于制度規定和錄取與否完全被趙宋統治者把控，可見它的出現完全是為政治統治服務。
這項制度正如它的名字一樣只特殊存在于宋朝，其在北宋科舉研究中舉重若輕。那么為何要創立特奏名制度呢？而且宋室南渡以后統治者都能堅持實行這項制度，足以看出此項制度在北宋科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我認為北宋統治者堅持實行特奏名制度的重要原因，
在于此項制度能夠極大地提高士大夫對于趙宋王朝的政治認同。
強化士人國家認同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宋朝并不是我們固有印象中積貧積弱、弱小貧困的朝代，相反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顯著改變了北宋時期階級關系。
士大夫階層的崛起取代了魏晉以來門閥士族、貴族大臣，中小地主階級不斷增加，他們強烈要求在政治上提高地位，于是面向所有人敞開大門的科舉制度成為最主要途徑。
科舉取士成為這些新興地主階級邁入仕途、加官進爵、光宗耀祖的終南捷徑。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北宋時期，培養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讀書人是需要舉全家之力的，有時甚至是整個家族的力量。
盡管后人一直詬病宋朝冗官冗員，但是實際上對于當時整個宋朝人來說能夠順利考取功名的舉人實際上畢竟是少數，所以如果當整個家族的命運都寄托在讀書人肩上，而這個讀書人屢試不第，甚至有可能“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這樣的心酸痛苦、憤懣絕望，最終可能會導致落第舉人起兵造反或者投奔異域。
雖然特奏名賜第、出官等級不會很高，再加上能夠參加特奏名的舉人大多數年事己高，所以很多特奏名出身的官員只能謀得閑職或者是只有一個頭銜。
即便如此這種榮耀對于普通家庭來說己經是畢生所求。北宋時期其西部和北部分別與遼（后為金）、西夏相鄰，為了防范這種鋌而走險、投奔敵方的落第舉人，北宋統治者特開特奏名制度，想要籠絡人心，鞏固政治。
比如《長編》記載宋真宗景德二年，也就是宋遼訂立檀淵之盟的第二年，宋真宗曾下詔規定：“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其曾援城者，進士雖不合格，特許奏名，諸科例進二場至三場者，許終場；五舉及經御試并年五十者，并以名聞。雖不更城守，應七舉、年六十及瀛洲有勞效者，亦如之。”
最終這次河北特奏名進士、諸科錄取人數總共達到一千兩百多人。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北宋統治者為防止下第舉人絕望起而造反做出的努力。
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爆發過多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但是規模很大、直接對王權統治造成沖擊的農民起義大概只有黃巾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太平天國運動，很明顯的一點是這些農民起義如果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很難對大一統王權造成極大威脅和挑戰。
黃巢起義發生在唐末時期，這次起義中的領袖人物就是一位屢次落第的讀書人，黃巢自幼讀書，善騎射，他曾多次到長安參加進士考試都沒有考中，再加上他在長安城內看到當時朝廷的腐敗與不作為，內心充滿怨恨和不滿。
據說“待得秋來九月八，我花開時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就是黃巢在看到李唐王朝破敗腐朽之后所作，以菊花暗喻自己推翻唐王朝的決心。
后來他參加起義，不僅擁有卓越的軍事領導才能而且還能關心百姓疾苦，黃巢起義聲勢果然越來越大，最終攻破長安城，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權。
雖然這場起義以黃巢英勇犧牲為結尾，但是不可否認這次起義給唐王朝以致命一擊。北宋統治者本身就是在戰亂中“黃袍加身”奪得天下，還在奪得天下之后以杯酒釋兵權”扼制有可能起兵造反的將領大臣，甚至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
這樣一個對于軍事力量相當警惕的統治者深刻意識到知識分子參加農民起義的可能性是可怕的，于是他們牢牢抓住特奏名這個“御天下之要術”來籠絡人心。
當然北宋特奏名制度頗有成效，從史實可以看出，北宋幾乎沒有士人參加農民起義或者起而造反、投奔敵國。
可見特奏名制度在籠絡士人、穩固統治方面的確有重要作用。一朝為官是當時所有讀書人的夢想，同時北宋時期對于士人參加科舉考試的次數并無限制，很多人為“一命之官，尺寸之祿”一生在科場中兜兜轉轉，孜孜不倦死而后己。
宋人張邦基曾在著作《墨莊漫錄》記載過一則關于特奏名制度的趣事：“徐通子，閩人，博學尚氣，累舉不捷，久困場屋。
崇寧二年為特奏名魁，時己老矣，赴聞喜，賜宴于瑀林苑。歸騎過平康狹邪之所，同年所簪花多為群倡所求，惟通至所寓，花乃獨存，因戲題一絕云：“白馬青衫老得官，譎林宴罷酒腸寬。
平康過盡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后看。”可見這位特奏名魁是何等的老態龍鐘。這就是北宋統治者籠絡人心的重要手段，真正“賺得英雄盡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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