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隆乾一眼就看出這份奏稿是假的，但身為帝王卻成為市井游民們茶余飯后的八卦談資，這讓立志成為盛世明君的乾隆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八月初五，乾隆發布上諭，怒斥此事：
假托廷臣名目，膽誓訕謗，甚至捏造朱批 ……并且乾隆令直隸、河南、山東、山西、湖北、湖南、貴州等地督撫嚴查，而他則要親自督辦此案。乾隆誓要捉拿首逆，也拉開了一場歷時三年的政治運動的序幕。
乾隆要大搞這個案子，除了要維護自己皇帝的威權之外，他也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臣子們有問題。如此狂悖的偽稿，為什么流傳這么久才有人上報？很多證據可以證明，不少官員而且是有權直接上奏皇帝的高官是知情的。
例如乾隆十六年四月，山東巡撫準泰就收到了其下屬關于偽稿的稟帖。但是準泰以“無庸深求”為由，退還了稟帖。云貴總督碩色在獲知偽稿前，貴州巡撫開泰已經知道此事，但是他比碩色晚了差不多一個月才上報。
注：稟帖是下級就某項政務或者事情，呈報上級官員尋求批復或意見的官方文書，類似朝臣上呈給皇帝的奏折。
并不是官員們的判斷有問題或者政治敏感度不高，不上報的原因恰恰是他們的政治敏感度太高了。
偽稿涉及的內容都是皇朝上下誰都不能公開提及的內容，所以皇帝必然會選擇低調、保密處置（乾隆在上諭中也著重強調督撫們在調查時要注意保密）。誰上報，誰就很有可能被委以查案重任。
這種民間謠傳的案子，以當時的刑偵技術能力，是比較難查實的。而這樣的大案如果破不了案，不是一句“卑職無能”就可以蒙混過去的。簡單來說，不提出問題就沒有問題，官員們誰也不想給自己找麻煩、拉責任。
乾隆要親自督辦此案，也是想借這個機會敲打、懲治一下這些老油條們。乾隆首先就拿開泰大做文章，乾隆指出看到污蔑君上的偽稿理應“憤恨交迫、急不待時”，質問開泰遲遲不奏“是何居心”，并且警告他“倘在不知奮激，則自取罪戾”。
那么碩色為什么積極主動地上報此事呢？主要原因是他有應對的手段。而這個“手段”讓乾隆折騰了三年，備受屈辱，也未能查獲此案首逆。
碩色上報后，乾隆當即密令其詳查來源，碩色只用二十來天就“破案了”。不是碩色能力強，他是把“球”踢到了湖北。碩色通過多條證據，證明偽稿來自湖北，與他云貴無關。
碩色的“高效”讓乾隆很高興，不但表彰了碩色“所辦可嘉”，還令各省督撫學習并抓緊查辦。但是“勤奮”的官員們很快就激怒了皇帝。
山西巡撫阿思哈雖然沒能查獲“首逆”，但他覺得沒功勞也不妨礙自己向朝廷討要一些“苦勞”。他上奏稱自己接到諭旨后“自當稟尊前旨，密訪嚴拿，實力偵緝，斷不敢稍有洩漏”。乾隆怒斥其，“此不過敷衍搪塞之詞 … 足見其并未實心辦理”。
湖南巡撫楊錫紱和阿思哈差不多，雖然不停上奏，但都是吹噓自己如何辛勞辦案，案件本身卻毫無進展。九月十一日，一直沒搭理他的乾隆終于朱批回復了 – “不見實心辦理也”。
受這類官員的影響，很快乾隆看其他封疆們也不順眼了。
四川總督策楞沒有玩虛地去邀功請賞，一直在實心辦案，但是乾隆依然很不滿意。乾隆認為沒破案就不主動上奏，也是不用心，是在敷衍搪塞。
策楞受恩深重 … 見此悖逆之詞，理應一面飛章馳奏，一面實力跟查，乃直至接奉廷寄方具折奏聞，顯系觀望遲回，并無痛心疾首之意 ……乾隆發怒是因為他意識到督撫們在利用皇朝制度的漏洞“戲耍”他。
明清時期，大部分地方事務，朝廷和皇帝都是委任于地方督撫們自己決策、處理。朝廷會通過他們事后上報的過程及結果，來評判這些督撫以及地方官員的表現。
這么做一是回避了當時皇朝沒有能力實時監管地方的尷尬，二是朝廷和皇帝也讓自己處于“不敗”之地。干好了，那是皇帝領導有方；干壞了那就是地方沒能領悟圣意或者不用心辦事。
但是“好處”不可能全是一方拿，地方官員們也利用他們掌握“信息”的優勢來應對。通過有技巧的“詳查”、“反復核實”等來拖延上報和時間，以觀望朝廷和皇帝的態度，甚至把事情拖到不了了之，以逃避責任。
注：清朝時很多地方民眾集體抗糧、抗稅的事件，地方官員們為了自保都會選擇“拖”，最好是不了了之。因為地方的民亂，不論原因是什么，朝廷都可以給地方官員扣一頂“治下不明”的帽子。
乾隆自認為自己抓住了問題，從八月下旬開始通過奏折不斷訓斥和告誡各省督撫“不得稍存諉卸之見”，但是皇帝小看他的督撫們。
雖然沒辦法拖了，但經過前一段時間的觀望，督撫們發現皇帝非常重視這個案子。如果案子原發于自己的轄區，即便破案，也可能因“治下不嚴”而引火燒身。于是這個案子的一個特點被官員們心照不宣地利用起來。
偽稿在民間傳播時，路徑并不是單線的。由于人員的流動，它會同時在多省之間互相傳播。踢球這門技術碩色會，其它官員也會。他們在查案時，刻意地去強調、凸顯來自外省的線索，把球踢出去。
而且上行下效，在各省內部州縣之間也一樣互相踢球，大家心照不宣地盯著源自“外”的線索不放 ...... 因此即便個別督撫有心查案，也難以獲得什么有價值的線索。
湖廣總督恒文上奏稱，經他詳查傳到云貴的偽稿源頭并不在湖北，而是來自江西；很快江西方面奏報，江西也不是源頭，偽稿是從江蘇、浙江一帶傳來的；蘇浙的官員很快又發現當地的偽稿來自直隸 ……
就這樣折騰了一年多，案子的相關線索雖然越來越多，被緝拿的案犯也高達千人。但是乾隆卻發現，偽稿的傳播路徑正在各省之間形成閉環，反而越來越沒有頭緒了。郁悶的皇帝，為此專門發了一個發泄怒火的上諭。
及今一年有余，茫如入海算沙，了無頭緒，此皆因各督撫等一切委之屬員，根據詳稟供詞虛文塞責 … 承辦之員往往推卸鄰近隔省隔屬 … 而正線轉迷，首犯尚悠然事外。由于各省基本都參與進了這次長時間搜捕，原本要秘查的案子也慢慢變成了公開的秘密。就這樣被“偽稿”羞辱的皇帝，因為遲遲不能破案再次被羞辱，成為皇朝臣民茶余飯后的笑柄。各地督撫也就愈發不敢讓案子在自己轄區“告破”了。
乾隆十七年末，皇帝終于沒有了信心，也無法忍受長時間的羞辱了。乾隆決定結束這個案子，但是不了了之是不行的。于是乾隆十五年參與那次聚餐的軍官們成為了最終的背鍋俠，劉時達被乾隆欽定為“首犯”。
案件告破，各地督撫也紛紛上奏稱頌皇帝圣明，而此時的乾隆除了尷尬接受這近乎嘲諷的稱頌，也不能怎么樣了。
這并不是乾隆的失敗，實際是皇朝的失敗。官員的陋習、官場的陋規，都來自皇朝制度本身。而皇帝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也是來自這個制度，所以不論皇帝意愿如何，他都無法改變皇朝的根本制度，自然也解決不了原生于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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