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任務是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其關鍵是深化科技創新與相關的體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
供給端高質量發展，最主要的是要形成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即經濟發展或增長主要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創新驅動模式的形成必須建立一套有效的創新發展制度予以支撐，將創新發展或技術進步由“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這也正是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的內在邏輯。供給的高質量不會自動發生，主要取決于我們的戰略選擇及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
一方面，實現供給端高質量發展，必須制定前瞻而有效的戰略思路，瞄準核心戰略目標，全力推進，不達目標不罷休。所謂供給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戰略目標就是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的勝利，其標志是什么？筆者以為，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不可能三、五年完成，至少需要15年左右的時間，可分兩大步來實現：第一步，通過新型舉國體制，加快科技、人才和資金的集中投入，建立企業主導（國企和民企）的產學研深度融合體制，對事關國家迫切戰略需求的領域，如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深海裝備、碳中和技術等進行戰略攻關，力爭到2027年使50%以上的重點產業領域擺脫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即大多數重點產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第二步，再經過7-8年到2035年，重點產業領域要有80%以上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即到時絕大部分重點產業關鍵核心技術都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而目前我國重點行業的關鍵核心技術多掌握在美西方手中，我們自己掌握的估計只有三成左右。無疑從時間上講，未來5年至關重要。二十大報告從系統觀點出發強調促進創新發展必須著力于做好戰略集成，即統籌實施科教強國戰略、創新驅動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將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與創新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從全創新鏈的發展來推進創新發展。
另一方面，實現供給端高質量發展，必須建立一套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創新投入上的數量差距正在顯著縮小，如我國R＆D占GDP的比重水平已達到歐盟平均水平，但質的差距依然很大。
根據世界銀行WDI提供的數據，2019年，美國的研發支出費用約為中國的2倍，我國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比美國低1個百分點，但同年美國每百萬人中R D研究人員數量卻是中國的3.3倍。說明我國的人才集聚能力還不夠高，國家科研機構及企業激勵創新的機制不完善，是導致創新資源分散，特別是科研人員的數量與人均投入水平均不足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國基礎研究的投入僅占全部研發投入總額的6%，而西方發達國家一般都在15%以上。投資強度不足必然導致創新的成功率偏低，因此，提高基礎研究的研發投入強度是促進創新發展內生化的重要機制。
從知識產權保護及其價值實現來看，我們在創新發展上存在的質的差距更大。中美兩國接收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存在顯著的差距，雖然中國近年來接收的知識產權使用費呈上升態勢，但上升趨勢較為平緩，說明中國仍以漸進性創新為主，創新動力不足。2021年，美國接收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是中國的10倍多，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接收的知識產權使用費上升態勢異常陡峭，說明美國的知識創新具有很強的突破性。這種質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原始創新能力上，即對知識產權保護與使用的制度上是否促進原始創新投入的增加。
創新必須獲得高回報，同時高回報必須得到強有力的法律保障，人們才敢于創新，愿冒風險。相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意味著對創新支撐不足，自然使不少企業視“創新”為畏途。從成果轉化來講，我國風險投資體系的成長還處于初發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以及我國創新發展的內在需要相比，差距巨大。這主要反映在我國資本市場特別是風險資本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后。創新成果轉化不僅要靠企業，更要靠市場機制來實現，以提供持久的激勵。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要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常態，形成創新型發展模式，必須提高創新活動的回報率。這里最重要的機制就是發揮資本市場的平臺或杠桿作用。
上世紀90年代，經濟學家分析為什么高科技革命發生在美國，而不是日本、歐洲，答案是美國的資本市場特別是支撐高風險創新活動的資本市場--納斯達克，發揮著關鍵作用。發達的風險投資市場，為高風險的創新活動提供了充足的廉價資本。同時，更重要的是，創新的成果通過資本市場的溢價而實現，資本投資者和實業投資者都得到了高額的回報，即使這是一個泡沫化的過程，但卻是技術型泡沫，而不是純粹的資產型泡沫，因而，可形成一種良性的發展機制。但很遺憾，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嚴重不充分，不僅直接融資比重嚴重偏低，更重要的是其中的風險資本市場沒有活力，長期受熊市的困擾，近三十年來從沒有形成過超過2年的牛市，致使資本市場的投資回報率偏低，廣大企業創業主體及投資者信心嚴重受挫。
可以認為，有效的人才激勵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風險投資體制是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的三個要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這三個方面都是短板，是科技創新領域改革避不開、繞不過的三塊“硬骨頭”。建設科技強國，全面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必須深化這三方面的體制改革，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
首先，必須深化教育與人才體制改革，打通各種限制人才資源優勢發揮的主要體制機制堵點，形成崇尚創新、尊重知識、注重人力資本價值及激勵機制完善的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創新文化。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最關鍵的是要建立教育、科技與人才協同發展的機制，目標是建成科技強國、教育強國和人才強國。一方面，建設一批世界一流大學與學科優勢的關鍵是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建立權威的科技評價體系，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且層出不窮。另一方面，人才激勵既重物質又重精神，既重能又重德，既重短期更重長效，特別是要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減少尋租空間，提高市場配置科技資源的效用，降低投機活動的回報率，提高創新的回報率。
其次，必須強補知識產權保護在行政執法和司法上的短板，使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真正成為激勵創新發展的“護身符”。我國知識產權管理與世界上知識產權強國相比，主要差距不在立法與具體法律條文上，而在嚴格執法的執行力上。一方面，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實行嚴格的知識產權執法與制裁措施。發達國家的經驗是，對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規定了嚴厲的刑事制裁措施，并嚴格執行；而在知識產權的行政保護上，不少國家都采用查扣商品、實行禁令、巨額罰款等懲罰強度比較大的行政手段。法嚴則路通，促進和保護創新發展的核心是保護創新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快統一知識產權保護的司法管轄權。在知識產權保護上，既要重視司法保護這一利劍，也要充分發揮程序簡便、成本低、效率高的行政執法優勢。關鍵是要協調好行政執法與司法的關系，做好相互協調、統一標準，使行政執法資源與司法審判資源得到最優配置。
第三，著力改革和完善創新型金融制度，從制度上降低創新風險、提高創新回報率和成功率是關鍵。建立與形成發達的創新型資本市場是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中最為關鍵的一環。其中最最關鍵的是基本交易制度與準入退出制度的改革。我國的資本市場交易制度存在先天不足，而準入退出制度卻長期存在地方保護與行政干預過多的問題。必須痛下決心，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深化資本市場改革有兩個突破口：一是以改革和完善資本市場基本交易制度為突破口，補足資本市場長期面臨的“信用不足”，保障資本市場各方參與者的利益均衡和合規。如取消漲停板限制、取消T+1改回T+0、統一交易排隊標準、對虛假與操縱市場的行為嚴懲，并附加刑事條款；二是以改革和完善創新型資本市場為突破口，促進科創板和創業板的有效競爭，優先發展創新型金融市場，以“創新型金融”的“大立”，為資本市場主板的“改”和“破”提供經驗并創造條件。
作者簡介：
王小廣，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梁雅楠，女，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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