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移支付對居民福利產生的分化效應，導致轉移支付不利于縮小收入與財產差距。因此從促進共同富裕，真正惠及低收入人群的目標上，在利用轉移支付改善落后地區公共服務的同時，還應該采取以下措施，防止轉移支付過度資本化：第一，加大住宅用地供給，讓土地供給的增加匹配人口流入的增加，削弱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第二，加大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抑制投資投機性房產購置需求，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讓低收入家庭免受轉移支付資本化效應的不利影響；第三，除了以地區為目標對象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外，還應該建立直接以人為目標對象的對居民轉移支付，加大對欠發達地區低收入人群的精準幫扶。以地區為目標對象的政府間轉移支付用于提供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地區居民普遍可享受的公共服務，以人為目標對象的對居民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體現精準性、直達性。
本文以下部分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紹制度背景，對已有文獻進行評述；第三部分構建理論模型，分析轉移支付的資本化和福利分化效應；第四部分介紹本文的實證策略和所用數據；第五至七部分報告實證結果；第八部分是結論與政策啟示。
二、制度背景與文獻評述
（一）制度背景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從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才建立起來的。在1994年之前的財政體制下，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數額極小，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幾乎就等于各自的自有財政收入。“分稅制”改革大幅提高了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但是，地方政府仍然承擔著較多的事權與支出責任。為了彌補地方財政收入遠低于支出責任的缺口，中央財政逐步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的力度，地方總財力依賴于轉移支付的比重也逐年提高，從1994年的12.6%上升到了2019年的38.2%（見圖1）。
轉移支付不僅緩解了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不匹配，也是縮小地區間橫向財力差距，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經濟均衡發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圖2展示了各省份2019年財政支出依賴于中央轉移支付的比例，從中可見，轉移支付在分配上更明顯地向欠發達地區傾斜。
圖1 1994-2019年中央轉移支付占地方總財力的比重
注：地方總財力=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上年結余+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地方上解；中央轉移支付=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
數據來源: 《中國財政年鑒》、《地方財政統計資料》、財政部網站。
圖2 各省份2019年財政支出依賴于中央轉移支付的比例
數據來源：《中國財政年鑒》。
（二）文獻評述
從既有文獻來看，有關轉移支付經濟效應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測算轉移支付對地區間財力均等化的影響。財政轉移支付的一個重要目的是促進地方政府間橫向財力均衡，從而促進公共服務提供的均等化。多數研究基于省級數據或縣級數據，發現盡管一般性轉移支付可以縮小財力不均等，但稅收返還和專項轉移支付卻擴大了財力不均等（賈曉俊和岳希明，2012；尹恒等，2007）。但是總的來講，落后地區財力依賴于上級轉移支付的比重遠遠高于發達地區，轉移支付在這個意義上仍是向財力缺口較大的地區傾斜的（尹恒和朱虹，2009）。
二是轉移支付對地方財政支出和公共品提供的影響。轉移支付使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財力用于提供公共品，從而最終有助于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但其前提條件取決于地方政府將轉移支付資金多大程度上用于提供公共品。郭慶旺和賈俊雪（2008）、付文林和沈坤榮（2012）、尹恒和朱虹（2011）、李永友和張子楠（2017）發現轉移支付刺激了縣級財政生產性支出的擴張。毛捷等（2012）、尹振東和湯玉剛（2016）、范子英（2020）發現轉移支付在促進民生性公共品提供上也具有明顯的作用。此外，也有一些研究發現轉移支付擴大了地方財政供養人員規模和行政管理支出規模，擠出了公共品的供給（袁飛等，2008）。
三是轉移支付對地方政府征稅努力的影響。這類研究認為，地方政府會將上級政府給予的轉移支付補助作為地方財政收入的替代，從而降低對本地稅源的征收力度，導致轉移支付原本具有的彌補地方財力缺口的作用大打折扣，不利于增強地方自身的“造血能力”。喬寶云等（2006）和李永友（2015）分別利用省級和縣級數據，發現轉移支付對地方征稅努力程度都產生了負面影響。胡祖銓等（2013）將轉移支付重新劃分為稅收返還、均等性質轉移支付和配套性質轉移支付，發現只有均等性質轉移支付會降低稅收努力。
四是轉移支付的地區經濟增長效應。轉移支付直接地縮小地區間政府的財力差距，但只有通過促進落后地區經濟增長，提升其內生增長動力，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地區間均衡發展。馬拴友和于紅霞（2003）、范子英和張軍（2010）利用省級數據考察了轉移支付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轉移支付并未促進地區經濟收斂。馬光榮等（2016）利用縣級數據，發現一般性和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對地方經濟增長都有正向作用，但是由于一般性轉移支付具有更高的財力均等化程度，對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產生負向激勵，因此一般性轉移支付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弱于專項轉移支付。
總結來看，已有文獻重點研究了轉移支付多大程度上幫助落后地區彌補財力缺口、促進公共品提供和推動經濟發展，這些效應直接關系到轉移支付制度在縮小地區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推進共同富裕上的作用。但是，已有文獻都未關注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福利分化效應。本文的理論與實證結果表明，轉移支付會資本化到房價中，如果忽略了這一結果，會對轉移支付促進社會公平的效果評估產生偏差。轉移支付原本的政策目標是惠及欠發達地區的低收入人群，但是資本化效應的存在，提高了這一人群的居住成本，不利于提升這一人群的福利，也擴大了當地居民的收入與財富差距。在國外文獻中，對于轉移支付資本化效應的研究也并不多，Hilber et al.（2011）和 Allers ＆ Vermeulen（2016）分別使用英國和荷蘭的數據，發現轉移支付高度資本化到房價中。本文與這兩篇文章的不同之處在于：（1）構建了一個理論模型，論證了轉移支付資本化的作用機制；（2）進一步闡述了轉移支付資本化對居民福利的分化效應，論述了轉移支付資本化對促進共同富裕的不利影響；（3）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論證了轉移支付資本化程度取決于當地住房供給彈性和人口流動性。
三、理論分析
（一）基準理論模型
地方政府在獲得轉移支付后，有更充足的財力用于公共品的提供，從而提升當地居民福利。但與此同時，轉移支付促進人口流入（或減緩人口流出）、增加住房需求，從而產生資本化效應，進而對當地居民福利產生間接的影響。本文在Kline＆Moretti（2014）思路基礎上，構建理論模型闡明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及其對居民福利產生的分化效應。基于理論模型分析，本文得到命題1-4：
命題1：轉移支付會產生資本化效應，即地方政府獲得轉移支付后，當地房價上漲。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小于等于100%。
命題2：住房供給彈性越小的城市，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就越強。
命題3：人口流動性越大的城市，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就越強。
命題4：轉移支付增加對公共物品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來源于政府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重視程度越高，其將轉移支付用于公共服務領域的規模就越大，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就越強。
（二）生產性公共品討論
在上面模型中，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是民生性公共品，包括教育、醫療、生態環境等。民生性公共品提高地區的宜居性，從而吸引勞動力流入、帶動房價上升。現實中，地方政府除了提供民生性公共品外，還提供基礎設施、工業園區建設等生產性公共品，這些公共品有助于吸引企業投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從而吸引人口流入。將模型做一定修改，從而反映出，轉移支付通過增加生產性公共品，也會導致房價上升。
（三）轉移支付資本化導致居民福利分化
轉移支付盡管通過公共品提升直接增加當地居民的福利，但是居住成本提升，也會對當地居民的福利產生間接影響。即居民福利的變化可以分解為兩項，第一項是直接由于公共品增加帶來的福利提升，第二項是居住成本的增加間接造成的福利損失。基于此，本文將討論，如果考慮居民房產價值的變化，則轉移支付會對居民福利產生分化效應：擁有住房越多的居民，轉移支付對其福利提升的正向效應越大。并由此得到如下命題：
命題5：轉移支付對居民福利會產生分化效應，擴大了初始無房居民和有房居民之間的福利差距。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程度越高，對居民福利分化的效應也就越大。
四、實證策略
本文使用地級市層面的面板數據，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檢驗上級轉移支付對城市房價的影響，具體實證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ln（housepriceit）表示i市第t年的房價對數值，ln（transferit）表示i市第t年獲得的人均轉移支付對數值。μt表示年度固定效應，用來捕捉所有地區共同面臨的年度宏觀沖擊。γ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用來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城市固有特征；同時，由于有些城市固有特征，可能既影響了城市獲得的轉移支付數額，同時又對城市房價產生隨時間變化的效應，因此本文還控制了城市隨時間變化的當期特征Xit，包括人均GDP對數、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產值比第二產業產值表示）以及人均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這些隨時間變化的城市當期特征，可能本身既受轉移支付的影響，同時又對城市房價產生影響，因而產生過度控制的問題，因此在初始回歸當中不放入這些控制變量，在穩健性測試中再行放入。此外，在模型中進一步控制了城市初始特征（Zi）與年度固定效應（μt）的交互項，從而允許這些城市特征在各年度對因變量產生異質性影響。Zi包括2001年城市的人均GDP對數、人口密度、平均海拔、平均坡度、是否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糧食產量。除此之外，εit表示誤差項，我們將標準誤聚類到市級層面。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命題1），預期β的估計值為正。
進一步地，為了檢驗命題2至4——轉移支付對房價的影響在城市間具有異質性，在式(15)的基礎上，加入轉移支付與城市層面異質性指示變量的交互項，具體如下：
其中，城市層面異質性指示變量Mi包括以下三個：（1）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本文使用2001年城市人均財政供養人員數量以及2001年城市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衡量，前者越低，后者越高，代表政府對居民福利重視程度越高。（2）各城市的土地供給彈性，使用城市可開發土地面積占總面積的比重來衡量。不可開發土地定義為坡度在15度以上或河流湖泊三級以上區域，用總面積減去不可開發土地面積即為可開發土地面積。（3）用城市到海岸線的距離以及2001年各市人口密度來衡量人口流動性，離海岸線越遠的城市，地理位置較為偏遠、遠離我國人口稠密地帶，因而人口流動性較低，而期初（2001年）城市人口密度越低，意味著該地區的自然宜居性較差，對人口的吸引力較低，人口流動性也就較低。
五、實證結果
（一）基準結果
本文的雙向固定效應回歸基準結果見表1的第(1)-(3)列。其中，第(1)列匯報了僅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應，不加其他控制變量的結果；第(2)列進一步控制了城市初始特征與年份虛擬變量交互項，以剔除不同特征的城市在隨后各個年份所受到的差異性沖擊；第(3)列在前兩列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入了城市當期的人均GDP對數、產業結構、人均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作為控制變量。結果表明：轉移支付對房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無論控制變量添加與否，轉移支付的估計系數都較為穩定。以第3列系數為例，其代表的經濟含義是，城市獲得人均上級轉移支付增加10%，房價將上升0.40%。
表1 轉移支付對房價的影響
注：＊＊＊ 、＊＊和*分別表示回歸系數在 1% 、5% 和 10% 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聚類到市的穩健標準誤；城市初始特征包括2001年城市的人均 GDP 對數、人口密度、平均海拔、平均坡度、是否民族自治地方、人均糧食產量。下同。
（二）穩健性分析
1.改變樣本區間。上文提到，《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的數據只更新到2009年，因此2010-2013年的轉移支付數據，本文用市級一般預算支出減一般預算收入進行近似代替。雖然上文通過數據比較，表明這一近似替代的偏差較小，但是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表1的第(4)列匯報了將樣本時間區間限定為2001-2009年的結果。結果顯示，估計系數與基準回歸結果相差不大。
2.更換轉移支付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通過整理各地決算公開的數據，給出了2010-2013年部分城市獲得的轉移支付數據，同時筆者在國家圖書館查找了2010-2013年各個省份的財政年鑒，對轉移支付數據做了盡可能的補充。我們將基準回歸中2010-2013年的轉移支付數據替換為補充的轉移支付數據，2001-2009年轉移支付仍然利用《全國地市縣財政統計資料》的數據。結果匯報于表1的第(5)列，得到的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相似。
3.更換房價指標。表1的第(6)列匯報了使用Fang et al.（2016）計算得到的房價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的結果。結果顯示，轉移支付對房價有顯著的提升作用。使用Fang et al.（2016）得到的估計系數略小于表1中的第(1)-(3)列中使用統計年鑒房價數據得到的基準結果。當然，兩套數據覆蓋的樣本范圍有所不同，Fang et al.（2016）所覆蓋的123個城市，在全國300多個城市當中，屬于規模較大的城市，因而此處得到的估計系數與表1中的第(1)-(3)列的結果并不直接可比。
（三）使用工具變量解決內生性問題
估計轉移支付對房價的影響，還面臨轉移支付的內生性問題。通常低房價的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亦不高，上級政府可能對房價較低的城市給予更多的轉移支付，由此導致估計的偏誤。本文用初始年份每個城市在省內發展水平排名與省內各市獲得的上級轉移支付總額的交互項，作為城市轉移支付的工具變量。初始年份每個城市在省內發展水平排名，是指2001年每個城市在本省各市當中的人均GDP排名，其背后的邏輯是，省內各市獲得的轉移支付總額對某個具體的城市來說是一種外生的宏觀沖擊，上級在分配轉移支付時偏向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政策導向，可以被看作是這種宏觀沖擊的微觀傳導渠道。當一個省的轉移支付總額擴大時，省內欠發達城市獲得的轉移支付規模擴大更為明顯。這種構造工具變量的方式借鑒了Nakamura＆Steinsson（2014）等的思路，是一種Bartik工具變量。該工具變量很大程度上滿足外生性的條件。本文使用初始年份（2001年）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排名，而不是當年排名，初始排名不受樣本區間內當期轉移支付的影響。初始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即使對當前房價有直接影響，作為城市固有因素，也已經被城市固定效應所吸收。同時，初始經濟發展水平排名即使對當前房價產生隨時間而變的效應，也已經被實證方程中已放入的城市人均GDP對數與年份虛擬變量的交互項（Zi×μt項）所控制。
具體而言，使用工具變量的一階段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tottransipt表示在第t年i市所在的p省內各市獲得的上級轉移支付總和，ranki表示2001年城市i在本省各市中的人均GDP排名，其他控制變量與公式(15)一致。如果一階段成立，系數θ將為正，上級轉移支付總額擴大時，一個城市的初始發展水平排名越靠后，該城市獲得的轉移支付金額增幅就越大。
表2匯報了使用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第(1)列和第(2)列匯報了二階段結果，第(3)列和第(4)列匯報了一階段結果。一階段估計結果顯示，工具變量與轉移支付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F統計量達到了500以上，說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二階段估計結果顯示，轉移支付對房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以第(2)列系數為例，其代表的經濟含義是，城市獲得人均上級轉移支付增加10%，城市房價會上升0.99%。這一系數大約是OLS估計系數的2-3倍。這表明，OLS回歸由于未處理內生性的問題，低估了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
表2 工具變量法的估計結果
（四）轉移支付資本化率的測算
上文的實證結果表明，轉移支付對當地房價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轉移支付存在資本化效應。進一步計算了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明確轉移支付資金在多大程度上轉化到了房價上升中。由上文估計出的轉移支付對房價的提升作用（估計系數β） ，可以使用如下公式計算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
其中，average per capita transfer 為各城市獲得人均轉移支付的平均值，average housing price是各城市房價的均值，average per capita living space是各城市人均居住面積的平均值。r為折現率，我們分別計算折現率為0.03、0.04、0.05下的資本化率。β為表2所估計出的轉移支付的系數。由于表2的回歸中，轉移支付和房價均取了對數，因此意味著轉移支付增長1%，房價增長β%。式(18)中average per capita transfer×1%是將人均轉移支付增長1%換算為人均轉移支付金額增加多少元，將其除以貼現率r得到未來各期人均轉移支付增長金額累計折現值。分母β%×averagehousingprice×averagepercapitahousingarea是轉移支付增加所帶動的人均房產價值的增加金額。實證分析使用的樣本中，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的均值為1876.5元/平米，人均轉移支付的均值為947.9元/人，人均住房面積的均值為31.8平米/人，數據取自CEIC數據庫。
表3匯報了使用不同折現率計算的轉移支付資本化率。第(1)列使用的是表2第(1)列中不加控制變量估計出的β，第(2)列使用的是表2第(2)列加入控制變量后估計出的系數β。在不同的折現率下，資本化率都未超過1，在0.3左右，這一結果與前文理論分析得到的結論相符。Hilber et al．（2011）和Allers＆Vermeulen（2016）分別計算了英國和荷蘭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結果顯示資本化率均達到1。中國的轉移支付資本化率遠小于1，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可能有如下原因：第一，中國的戶籍制度對人口流動產生了限制，導致勞動力不能依照自身福利完全自由選擇居住地；第二，地方政府并未將轉移支付全部用于供給公共品，而是部分用于了行政管理消耗；第三，樣本區間內，我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進程當中，土地和住房供給仍然具有一定的彈性。
表3 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
六、異質性分析
（一）土地供給約束
根據命題2，轉移支付對城市房價的推動作用大小，會因城市土地供給彈性大小而異。如果一個地區的可開發土地有限，住房供應缺乏彈性，該地區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會更強。本文使用可開發土地面積占城市總土地面積的比重來衡量城市的土地供給彈性。可開發土地占比越大，該地區住房供給彈性越大。表4第(1)列的估計結果顯示，轉移支付與土地供給彈性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城市的住房供給彈性越小，轉移支付對房價的正向影響越大。這驗證了命題2的理論推斷，轉移支付增加了當地公共品，從而對人口產生吸引力，當地居民對住房的需求上升，如果住房供給受限，那么房價上升幅度就會較高。
（二）人口流動性
根據命題3，轉移支付對城市房價的推動作用，還會因人口跨地區流動性的高低而異。轉移支付帶來房價上漲，是因公共品增加或就業機會增加從而吸引人口流入。本文使用兩個指標度量區域人口流動性的差異：首先，地理位置是影響城市對人口吸引力的重要因素。第二，我們還使用期初（2001年）城市人口密度作為人口流動性的衡量指標，城市初始的人口密度越低，意味著該地區的自然宜居性較差，對人口的吸引力較低，人口流動性也就較低。
將上述變量與轉移支付的交互項加入模型(15)中，結果報告于表4第(2)、(3)列。結果顯示，轉移支付與城市到海岸線距離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負，與期初人口密度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這驗證了命題3的理論推斷，人口流動性越強，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越高。
（三）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
根據命題4的結論，轉移支付增加對公共物品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取決于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一個地區獲得的轉移支付增加，地方政府增加的財力，可能用于官員自身的消耗性支出，也可能用于公共品的支出，兩者的相對比例取決于地方官員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如果地方政府越重視居民福利，而不是擴張行政管理支出，提升官員自身消費，那么轉移支付資金將在更大比例上轉化為當地公共品的提升，從而更能吸引人口流入，帶動房價上漲。
為了對命題4進行實證檢驗，使用兩個指標度量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的重視程度：第一個是2001年各市人均財政供養人口，該指標越高，地方政府越重視擴張行政管理經費，對居民福利重視程度越低；第二個是2001年各市所在省份的市場化指數，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地方政府對市場主體的利益更為重視，因而該指數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對居民福利越重視。表4第(4)、(5)列匯報了加入兩個交互項的工具變量估計結果，人均轉移支付與人均財政供養人口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負，與市場化指數交互項的系數顯著為正，驗證了命題4的理論推斷：地方政府如果越重視居民福利，而不是行政消耗，轉移支付對房價的正向效應就較大。
表4 異質性分析（2SLS）
七、機制分析
轉移支付會導致房價的提高，很大的原因在于政府獲得轉移支付后，會增加公共支出，從而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或增加就業崗位，進而吸引人口流入或減緩人口流出，住房需求上升，在土地供給的限制下，造成房價的上漲。為了檢驗轉移支付對房價的這種影響機制，本文首先檢驗了轉移支付對人口流入的影響。使用常住人口口徑，更能反映人口流入情況，但由于年鑒中僅能獲取歷年的城市戶籍人口，因此僅能用戶籍人口作為城市人口的衡量指標。表5第(1)列匯報的結果顯示，轉移支付促進了城市戶籍人口的提升。對于人口凈流入地而言，通常常住人口口徑大于戶籍人口口徑，因此我們認為表5第(1)列估計的是轉移支付對人口流入影響的下限。進一步地，檢驗了轉移支付對當地就業機會增長的影響。表5第(2)列顯示，轉移支付對城鎮單位就業人數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轉移支付吸引人口流入（或減緩人口流出），部分也是因為轉移支付轉化成為當地的公共服務。有關公共服務會提升房價已經得到廣泛的研究，根據Tiebout（1956）的“公共支出理論”和Oates（1969）對稅收和公共服務資本化到房價中的研究，公共服務通過不同地區間居民“用腳投票”的方式資本化于房地產市場，進而支撐了高房價（梁若冰和湯韻，2008）。
首先，民生性公共品的增加，直接提高了當地對人口的吸引力。為此，本文檢驗了轉移支付對當地民生性公共支出的影響，表5中的(3)-(6)列匯報了使用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教育支出以及醫療衛生支出進行回歸分析的結果，均顯著為正。由于2007年進行了政府收支分類科目的改革，為了前后口徑的統一，在檢驗轉移支付與政府民生性公共支出部分使用的樣本時間區間為2007-2013年。從中可見，轉移支付增加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其中教育、醫療支出均有所增長。接著檢驗了轉移支付對當地生產性公共支出的影響，由于財政基本建設支出科目僅能獲取2006年及之前年份的數據，因此在檢驗轉移支付與生產性公共支出部分我們使用的樣本時間區間為2001-2006年。表5中的第(6)列的結果顯示，轉移支付會帶動城市政府基本建設支出的增加。
表5 機制檢驗: 轉移支付對城市人口、就業及公共支出的影響（2SLS）
八、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表明，轉移支付提升了地區房價，產生了資本化效應。住房供給彈性越小，人口流動性越高的地區，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越高。轉移支付產生資本化效應的機制在于，轉移支付提升地方公共品水平，從而帶來人口流入，增加住房需求，在有限的土地供給約束下，房價就會上漲。
轉移支付產生資本化效應，意味著轉移支付不僅通過公共品提升直接影響居民福利，還會通過資本化效應間接影響居民福利。具體來說，對于當地初始無房的居民，房租和房價上漲會造成生活成本上升，間接福利效應為負；對于初始擁有一套住房的居民，房產價值的上升與生活成本的上升相抵消，間接福利效應為零；對初始擁有多套房的家庭，房產增值超過生活成本的上升，間接福利效應為正。這意味著，轉移支付產生了福利分化效應，初始持有房產越多的居民，受惠于轉移支付的幅度越大。因此，如果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率越高，居民間的福利差距就會進一步被拉大。
轉移支付的資本化和福利分化效應導致財政資金未惠及低收入人群，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因此從促進共同富裕、真正惠及低收入人群的目標上，在利用轉移支付改善落后地區公共服務的同時，應該采取措施，防止轉移支付過度資本化。具體而言，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對于轉移支付重點投向的地區，要加大住宅用地供應，讓土地供應的增加匹配人口流入的增加，削弱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根據本文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土地供給或住房供給的彈性越小，轉移支付的資本化程度越高。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在城鎮建設用地供應結構上，偏向用低價供應大量工業用地，但在住宅用地供應上存在惜售、抬價的現象。要建立住房、土地與人口流動的聯動機制，切實提高人口流入地區的住宅用地供應。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結論不僅適用于中央對各地區的轉移支付，也適用于省對市、市對區縣的轉移支付。以大城市為例，市級政府對財力薄弱的郊區縣加大轉移支付力度，促進郊區縣與中心城區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同時，應該同步加大郊區縣的住宅用地供應，讓郊區縣的土地供應與人口流入相匹配，最大限度地削弱轉移支付的資本化效應。
第二，在加大以地區為目標對象的政府間轉移支付的同時，應該進一步完善直接以人為目標對象的對居民轉移支付，加大對欠發達地區低收入人群的精準幫扶。以地區為目標對象的政府間轉移支付以實現各地區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為宗旨，用于提供教育、醫療、基礎設施等地區居民普遍可享受的公共服務，這些公共服務提高了地區吸引力，帶來人口流入，但也提高了當地房價水平。而以人為目標對象的對居民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對居民轉移支付，不會因提升地區吸引力而產生資本化效應，而且能夠精準幫扶，更好地實現社會保障托底的作用。中國已經建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未來應該進一步織密社會保障安全網。以城鄉低保對象、特殊困難人員、低收入家庭為重點，健全常態化幫扶機制，提高社會救助力度和精準性。應該將更多的社會保障事權和支出責任提升到中央或省層面，以更好地促進社會保障待遇的公平性，確保以居民為目標對象的轉移支付精準直達到居民個人。實現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推進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實現省級統籌，也是其中應有的重要舉措。
第三，對于轉移支付重點投向的地區，應該同步大力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著力解決困難群體和新市民住房問題，在住有所居上持續用力，讓低收入家庭免受轉移支付資本化效應的不利影響。同時，應該注重對房地產市場實施科學、精準調控，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一定位，加快構建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夯實城市政府主體責任，充分利用信貸、稅收等調節工具，遏制投資投機性需求。加強房地產金融調控，嚴格控制資金違規流入房地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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