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擔任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直到1967年受到沖擊中斷工作，而后被隔離。
1968年5月，有人把他拉到北京衛戍區對其進行“監護”，于是被關注通縣一處軍營，環境非常差。褥子薄，又薄，窗戶不見光，被粗木條釘死，還被涂上白漆之類不透明的東西，無法窺視外界。由于門窗終年地日鎖夜閉空氣很污濁，最頭疼的是每天晚上睡覺，都是在強烈的燈光下，長時間下去人根本無法入睡。用毛巾捂著眼睛都不想，可以想象當時的狀況。
春秋還算好，可是夏天蚊子太多，也沒有蚊帳子；晚上咬的無法睡覺；冬天太冷，沒有暖氣，好不容易爭取一個爐子，只用一些煤末子，他用手自己動手做煤球。總之，想方設法生存下去。
除了這些，伙食也讓他不太適應，與戰士們同一個標準，每天只有4毛錢的標準。吃玉米糊，晚上吃細糧，蔬菜事蘿卜白菜等。這樣的伙食在戰爭時期都不錯了，在當時全國也不是最差的。可他長期擔任領導職務，尤其在解放后的十幾年里都是小灶，待遇變好了，如今再降低，懸殊有些大，最初實在難以適應。
不吃肯定會出問題，只好硬著頭皮吃。久而久之，也就逐漸適應了，因為營養不夠，變得消瘦又浮腫起來。他認為連個普通犯人的正常待遇都沒有，真是又委屈又生氣。
日子一天天過去，在這里雖然沒有群眾組織的揪斗，可要經常面對專案組人員蠻橫等。直到1971年九月以后，察覺到一點異常跡象，報紙上見不到某人的名字，而且有人讓他揭發，態度也有所改變，伙食待遇也提高到6毛。
1972年6月，通知他可以與家人見面，高興不已，因為此時，已經4年沒有見到妻兒了。家人給他帶來不少好吃的，都是這幾年沒吃過的東西。孩子們也了解到他的情況聯名給上級謝謝，希望能改變他的境遇。
1974年，家人再去見他，告訴他不少老同志被解放出來，如楊成武、王尚榮、呂正操等人。對于其他人不熟悉，對呂正操的事情是知道一些的，他在東北時是所謂“桃園三結義”成員之一，有人給他扣上可怕的罪名，現在都解放了，自己問題不大，卻被壓著，未免不合理。
家人對他說忍耐一下，或許下一個節日就會被解放。當時，五一、八一、國慶節、元旦等等對老干部來說都是非常期待的。每到一個節日都可能會解放一批干部。下一個節日是國慶，他就一天天盼望，簡直是度日如年。
直到9月30日，當他很失落時，以為沒有自己的名字。沒想到有人通知他收拾東西可以離開，聽到后歡跳起來，算是結束了7年的監護生活。
此后，他就在家賦閑，等待安排工作。直到1975年被調任總參擔任副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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