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興元是個技術工人，工資經常被克扣，被工頭打罵更是家常便飯。一身正氣的劉興元，常為工人維權，被資本家當作眼中釘，借故把他開除。
看透了資本家丑惡嘴臉和世道不公的劉興元，領悟了一個道理，舊制度太邪惡，必須用武力推翻。
1928年，劉興元毅然報考了馮玉祥的西北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因為他有文化，在部隊里當了一名文書。
可是他非常不幸，當兵后趕上了國民黨對紅軍根據地進行圍剿。劉興元作為一名小兵，身不由己地被卷了進去，充當國民黨反動派的炮灰。
1931年5月，劉興元所在的國民黨第47師參加對中央蘇區第二次"圍剿"，被紅軍打得潰不成軍，劉興元也非常幸運成為紅軍的俘虜。
為什么說非常幸運？
因為在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力量比較單薄，所以黨中央非常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一旦抓到了國民黨俘虜，都要下很大功夫，不遺余力地對俘虜進行教育，向他們宣傳革命理論，讓他們轉變對紅軍的看法，乃至加入紅軍。
這樣的話，就能此消彼長，壯大革命隊伍，削弱國民黨反動派的力量。
劉興元受國民黨毒害很深，剛開始的時候極為固執，認為紅軍都是“青面獠牙”，“殺人如麻”、“刀劈俘虜”，本來他人已被俘，十分絕望，寫好了遺書，隨時準備被千刀萬剮。可是后來的發展出人意料，紅軍不但沒有殺他們，反而對他們和顏悅色，好生招待。
但劉興元仍然沒有馬上轉變思想，反倒認為紅軍這樣做有更大的“陰謀”。據他后來回憶，被俘后的他三天都沒有吃飯，拒絕接受思想改造。
連長下決心要改造他，送他到蘇區老百姓家里去，看看革命給農民帶來了什么變化。而且劉興元在被俘的日子里，也不斷地偷偷觀察，發現了許多“秘密”。
比如在國民黨軍隊中，當官的打罵士兵，把士兵當傭人使喚，給長官提鞋子、端尿壺那都是家常便飯。可紅軍中官兵平等，親如兄弟，當官的反而悄悄給士兵蓋被子。
還有，國民黨軍隊打仗的時候當官的都是在背后發號施令，用槍督戰，誰后退就打死誰。紅軍的領導卻是在戰場上跟士兵同生共死，甚至身先士卒，沖鋒在前。
在鐵的事實面前，劉興元茅塞頓開，終于改變了對紅軍的看法。
劉興元是個固執的人，可是一旦思想轉變后，立場也十分堅定，從此認定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隊伍，他決心成為其一員，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自己的畢生精力，為民族獨立和解放做出自己的貢獻。
當時連長把俘虜們集中起來，說尊重他們的意愿，去留隨意，想走的還可以發路費。劉興元認真地對連長說:“紅軍是一支仁義之師，你們趕我也不走了，我要當紅軍！”
參加紅軍后，劉興元就像換了一個人，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干勁沖天，進步飛快。6月參加了紅軍，9月就成為共青團員。同年年底，劉興元在黨旗下宣誓，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樣的進步速度不能說不快了，一般來說，參加紅軍到入黨，都要經過一年以上的時間。
就拿楊成武將軍來說，他是1929年參加紅軍，第二年才入黨；李作鵬是1930年參加紅軍，第二年入團，第三年才入黨；吳法憲也是1930年參加革命，1932年成為黨員。
劉興元作為一名被俘人員，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入黨，足見他的政治立場和工作能力都無可挑剔。
劉興元到底有什么過人之處？
據戰友們回憶，劉興元是個典型的山東大漢，身高一米八，“鼻高嘴闊，相貌魁異”。別看他戴著一副近視眼鏡，但氣場非凡，不怒自威。他不喜形于色，別人摸不透他的心思，能達到“無聲勝有聲”的效果。
而且劉興元“見多識廣，能言善辯”。劉興元在廣州工作的時候，解放軍總政文化部副部長陳亞丁曾對廣州軍區著名作家張永枚說：“你們劉興元政委是一個杰出的相聲演員，聽他講話，就像聽相聲一樣引人入勝。”
因此，沒有什么背景，也不來自熱門地域，還不屬于哪個“山頭”的劉興元一路順風，青云直上，第二年就到了紅軍第四醫院當了政治處秘書。進步速度之快，讓人瞠目結舌。
1936年，長征結束，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師川西，兩個方面軍的衛生部合并，劉興元任衛生部總務處處長，由此可以看出上級對他的器重。劉興元后來的表現也沒有讓毛主席失望，當張國燾陰謀分裂革命時，劉興元立即旗幟鮮明表示反對，指責張國燾是開歷史倒車。
張國燾氣急敗壞，在一天晚上派人突襲了劉興元的住所，搶走了他的皮包和手槍，還將其抓了起來，說要槍斃他。
關鍵時刻，朱老總和劉伯承元帥出面保了他一命，勸他要忍耐，謹言慎行。
紅軍到達陜北后，劉興元被安排到抗大第二期學習，能力進一步得到提升，為以后的進步打下基礎。
抗戰時期，他在八路軍后勤部門任職，擔任衛生部政治處主任。然而他渴望到前線去，因此多次請纓。1938年，他的愿望終于實現，來到工兵營當了政委。
這跟原來相比，職務降了一大截，別人都為他鳴不平，但是他毫無怨言，任勞任怨工作。
1939年，劉興元隨羅帥前往山東開展抗日斗爭。
1940年他被委派到115師的政工部門工作，任第一一五師教導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從營級到旅級，他只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真應了那句話，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
同年12月下旬，劉興元和梁興初率部由郯城、馬頭地區南下，跨越隴海鐵路到達蘇北地區，與戰斗在那里的新四軍會合，并肩對日寇進行戰斗。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新四軍面臨的形勢非常嚴峻，劉興元也迎來了新的考驗。
當時劉興元擔任的是新四軍獨立旅政治部主任，而政委羅華生因故尚未到任，他臨危受命代理政委職務，主動擔負起了全旅的思想政治工作。
這對初來乍到的劉興元來說，是一場考驗，非常不易，很多人都為他捏了一把汗。但是由于他掌握了工作藝術，充分尊重地方黨和政府，很快搞好了軍地關系。與此同時，他又狠抓部隊政策紀律，也很快改善了軍民關系。
不僅如此，他的部隊和其他抗日武裝的關系也相處得很好，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做得有聲有色，可謂是左右逢源，有口皆碑。
10月，劉興元領導的獨立旅在參加反擊國民黨頑軍的程道口戰役在大獲全勝，粉碎了頑固派韓德勤企圖分割抗日根據地，夾擊新四軍的陰謀。
最關鍵的是，通過此戰，我軍解放了運河西岸，把淮海與皖東北連成一片， 抗日堡壘變得更加堅不可摧。因為獨立旅成績顯著，榮獲新四軍總部的通令嘉獎。
最難得的是，劉興元在戰后還能及時組織各團對前段時間的戰況進行匯總，總結出經驗來，發表在了115師的《戰士報》上。
接下來，考驗再次來到。1942年12月，根據山東的局勢，中共中央軍委命令獨立旅北返山東歸建。而第3團的戰士老家大多是淮海地區的，有鄉土情結，大家故土難離，北上計劃遇到了一些阻力。
關鍵時刻，劉興元的思想政治能力得以再次發揮。經過他一番苦口婆心地動員教育，到1943年1 月，終于讓這個團的戰士們士氣高昂地來到了山東濱海地區。
抗日戰爭勝利后，劉興元作為山東軍區第2師政治委員，率部開赴東北，成為東北野戰軍的一員，開始跟著林彪南征北戰。
在林彪指揮下，劉興初參加過多次中、大型戰役，在戰斗中屢立戰功，也進步不小。到了1948年底，劉興初已經是東北野戰軍第5縱隊的政治委員了。
黃永勝比劉興元小了2歲，抗戰時期擔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是聶榮臻手下一員戰將。
抗日戰爭勝利后，黃永勝也到了東北，成為林彪麾下一員猛將。
當黃永勝擔任6縱司令員的時候，劉興初在5縱，兩人不在同一支隊伍，但也不能說沒有交集，少不了并肩作戰，所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新中國成立后，黃劉二人到了一塊工作搭班子，黃永勝在1954年后擔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廣州軍區司令員，60年代后期擔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
劉興元則任中南軍區黨委秘書長，廣州軍區副政委、第二政委；60年代后期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主任。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的十幾年中，黃劉二人一直長期在一起工作，建立了厚重的革命友誼，后來劉興元的女兒和黃永勝的兒子都長大了，在別人的撮合下，兩人還成了兒女親家。
由于兩家的關系比較緊密，黃永勝出事之后，人們第一個想到的自然是劉興元。
不過事實上劉興元不但沒有受到牽連，反而繼續受到重用，卻是為何？
這是因為劉興元黨性很強，一直保持清醒的頭腦。
他的一位老戰友回憶說：在動蕩期間，他發現“親家公”黃永勝地做事離譜，行為異常，喪失立場和原則，這讓他很擔心，覺得黃永勝的做法很懸，以后可能會出事。
此后，劉興元便與黃保持著一定距離，從不走得太近。就連黃永勝私下里組織的會議和活動，劉興元也不去參加，始終跟黨中央的步調保持一致。
913事件發生后不久，黃永勝被黨中央隔離審查，隨后又對其進行審判并判刑。由于與林彪、黃永勝的特殊關系．劉興元將軍也在接受調查時，主動寫信交代他和黃永勝等人的交往細節，表達自己的態度和對黨中央的擁護，毛主席看了他的信后十分滿意，評價了“心平氣和”4個字，被視為對劉興元的高度認可。
劉興元襟懷坦蕩、坦然處之，并積極配合上面對他的考察。組織經過一段時間調查和考察，找不到他任何參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的證據，并未對他做出任何處理，這讓劉興元非常感動，他干工作也更努力了。因此，黃永勝出事后，劉興元能獨善其身，得到黨中央重用。
1972年3月，劉興元將軍調任成都主政四川和成都軍區工作，當時人說他是“四個第一”，即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成都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革委會主任（第一把手）。
直到1977年，劉興初年事已高，被調到某軍校工作。1990年，82歲的他因病逝世。
劉興初去成都任職的時候，毛主席曾經送他一副形容諸葛亮的對聯：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視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這代表了主席對劉興初的殷切期盼，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劉興元是個明白人，始終堅持黨性，堅持原則，這才能永不迷茫，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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