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后的史實多以夾注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占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系。《通典》為人們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于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系，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傳。”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后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后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于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郡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贊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于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兇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實例，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
杜佑還在書中闡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軍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著不少杰出的見解，對于社會建設是很有補益的。
不過《通典》禮的部分占去了過多篇幅，給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沒有記載軍事制度的發展變化，這是《通典》的兩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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