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大赦的因由與用詞變化
漢代的大赦起先一般是皇帝本人主動實行，或者經過大臣的建議實施。在舉辦一些重大政治活動，如改元、定都、立后、立儲、祭祀、災異等等大事上，皆要舉行大赦，一旦出現這些緣由，皇帝本人或者大臣，都會主動提出舉行大赦。赦令的執行需要大赦詔書這種法律文書，在內容上比較明確，說明赦免的原因與內容，是一種純粹的罪與罰赦令。例如漢高祖五年，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語言非常簡明易懂。不過到了文帝時期與武帝時期，分別受到道家與儒家的影響，在大赦詔書中，用了很多華麗的辭藻，并引用了很多經典古籍。
漢代大赦的執行過程
大赦詔書由上而下逐漸傳遞，經過皇帝的恩準之后，交給宰相與御史審閱，茲后下達到全國各郡與王國，屬縣負責人最終釋放囚徒。一般的詔書無論遠近,都要加蓋皇帝印璽與制符，但大赦詔書是個例外，僅僅需要加蓋司徒的公章即可。在赦令到達基層后，為了方便百姓理解，朝廷十分重視詔書的頒布，不僅詔書中有皇帝布告天下的字樣，各地衙門還配有專門解釋詔書內容的官員，將百姓召集在一起宣讀。事實上漢代有許多古籍，都記載過罪犯逢令赦免或者減刑的事，這證明了大赦詔書在基層，得到了廣泛的貫徹執行。例如敦煌漢簡中就記載了一件事，被判為司寇的馮奉世，恰逢遇上了赦令被免為庶人，遷回自己的原籍。要知道秦漢時期的遷徙刑，是一生不能回到原籍的，從中可以看出，馮奉世被免刑回到了原籍地，是一項極大的恩典。
漢代施行大赦的原因
關于漢代為什么要頻繁舉行大赦，其中的原因也非常值得探討。雖然漢代大多沿襲秦代的制度，但秦因為暴政而亡，這也讓漢代的統治者保持著強烈的憂患意識，那就是嚴酷的刑罰，必定會引起百姓的怨憤，不定期的大赦是緩和矛盾的重要措施。從整體上來看，漢代在政治上保持著非常久的安定局面，但因為各級矛盾所引發的軍事斗爭不勝枚舉，在這種情況下，運用大赦制度能在應對各方危機，緩和內部矛盾方面，有著比軍事手段更好的效果。例如在戰爭初期頒布大赦，往往能瓦解敵人的斗志，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漢景帝在七國之亂之時，宣布大赦天下以求獲得民眾的支持。光武帝建武六年，天水與隴西等地逆反之時，由于造反不得人心，往往都是裹挾老百姓起事，所以朝廷宣布赦免被逼的百姓，非常有安定人心的作用，這比粗暴的軍事打擊要高明的多。
漢代用大赦避免重蹈秦代覆轍
秦因為尚刑而亡，漢代統治者時刻謹記著前車之鑒，如何緩解地主與農民的矛盾，避免百姓揭竿而起，是漢代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問題，漢初的無為之治，就是對秦代嚴苛刑罰的深刻反省。隨后漢朝一代接一代地努力使刑罰，向寬宥緩和的方向發展，但嚴苛的刑罰，也一直是漢代最突出的問題。即使在恤民寬政的文景時期，廢除了肉刑也未能達到寬刑的效果，班固曾說過：“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可見漢代刑律依然很苛酷。到了武帝時期更是走向了極端，不僅用重刑，還發明了“腹誹”這個罪名，甚至比秦代時更加苛刻。在這種情況下，施行大赦能對那些被酷刑所造成的民怨，起到一定的補救作用。大赦的確能使得很多罪人僥幸逃脫制裁，但至少能保證沒罪的人能免去牢獄之災，這在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交通落后的大國中，全面的赦免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司法疏導方式了，為避免漢朝重蹈秦代覆轍，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漢代大赦的弊端
值得一提的是歷代關于大赦，反對的言論一直不絕于耳，主要來說有三個觀點。第一法家思想立場的人，對大赦持有堅決的反對態度，儒家也是其支持者，第三是持有折中觀點的人。漢朝無節制地舉行大赦，導致了司法上的不公，也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僥幸心理，這不利于社會的穩定，法律的威嚴也受到了損失，例如《智囊》中諸葛亮表示反對，就是其中代表。匡衡認為舉行大赦的初衷，是與民更始給那些罪人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但事實上大赦之后奸邪之人更加肆無忌憚，禮儀綱常與道德風俗因此失序，大赦只會助長不正之風。東漢的大將軍在彌留之際，也對光武帝進言說：“惟愿陛下慎無赦而已矣”，可見他對大赦也是持有反對態度。另外安帝時期的思想家王符，也在其《潛夫論》中，陳述了大赦帶來的種種弊端，嚴厲批評了這種制度與民無益。
現代人看待大赦應有的態度
支持大赦的言論卻鮮有記載，不過許多君王與政治家，也認可大赦在應對社會危機，緩和內部矛盾方面，發揮了許多積極的作用。赦免制度實質上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反映，儒家認為“人之初性本善”，通過道德教化比用刑罰，更能讓罪犯回歸人性，施行大赦是仁政之舉。通過嚴苛的刑罰治理國家，固然有很強的的效果，但是卻無法讓百姓誠服，赦免這種寬松、緩和的刑罰制度，更能得到民心的歸順，所以它與法家的重刑主義相互配合，才是治國的長久之計。因為制度不能用簡單的好壞來區分，重要的是看它能否順應時勢，我們應該對歷史上制度，用唯物主義思想進行辯證看待，而不能用一個現代人的角度去苛責。
漢代特赦利大于弊
人們看到的大多是大赦的缺點，放縱了罪犯，有損法律的威嚴，不利于社會穩定等等，特別是在王朝末年越赦越亂，更加深了世人對于大赦的成見。但我們要知道任何制度都是不完美的，縱觀兩漢歷史，大赦制度應該是利大于弊的，并不像諸葛亮說的那樣一點好處都沒有。對于這件事馮夢龍在《智囊》中，給出了精彩評譯，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春秋時期第一個稱霸的國家鄭國，其名相子產對后繼者說具有大德的人，才可以用寬容的方法來治理國家，差一層次的君王只能用嚴厲的律法來治理了。猛烈的大火人人都怕，但很很少有人被大火燒死，人們喜歡在平靜的河水中嬉戲，卻往往都因此淹死，所以用寬容的理念治國是很困難的，常人并不能做得到。
尾聲
后來太叔治理國家，不忍心用嚴苛的刑罰，導致了鄭國群盜四起，社會秩序遭到嚴重的破壞，太叔對此十分后悔，但為時已晚鄭國也因此被韓國所滅。孔子說政令過于寬松，百姓就會無禮輕慢，這時候就要用嚴厲的刑罰來約束，而過于嚴厲了又會讓百姓凋零不堪，這時候就需要用政令來緩和他的處境。用寬容來約束弊殘，用嚴厲治理輕慢，這樣就能做到人事通達政風和諧。戰國時商鞅甚至對于在路旁撒灰的人，都要加以嚴酷的刑罰，這未免過于嚴苛了，梁武帝見罪犯被執行死刑，都會流下同情的淚水，最終將死刑犯放掉，這樣又過于寬容懦弱了。《論語》中對于小錯予以寬容，而《春秋》則譏諷斥責那些放縱有大錯的人，只有二者相互調和，才能實現政事的和諧。馮夢龍的觀點還是折中態度，他既不認同寬宥懦弱的治國方式，也不認同嚴苛的刑罰，只有二者互相協調，才是最好的治國理念，可謂是一語道破本質了。
【參考資料：《智囊》，《漢書》，《論漢朝赦免制度》】
馮夢龍對于前人前事，都有著直達本質的理性評譯，帶領讀者走進最理性的思想世界，無形之中使讀者避免的極端思想的滋長，所謂讀史使人明智，指的就是這種理性的讀史態度，與理性的思考態度。正是因為馮夢龍的大局觀，使得《智囊》一書，受到了無數能人異士的重視，如今《智囊》已經超出了治國范圍，被后世賦予了新的價值意義，無論是職場工作人員，還是管理與創業者，讀懂《智囊》都能為你的生活與事業，增添強大的思想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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