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6冊同治蘭溪魚鱗圖冊中包含了大約8萬條“批注”。所謂“批注”，指的是縣有司在接到縣域中每一地塊的產權變動報告之后，會在魚鱗圖冊上找到這塊田地，并在冊中空白處書寫說明，此為“批注”。通讀該書長達7萬字的“前言”與數篇已發表的研究論文，仔細研究作為樣品出版的《蘭溪魚鱗圖冊合集》15冊中的批注后，不難發現，批注中的內容不僅豐富，而且獨特。這些內容豐富且獨特的批注，在縣域層面推動了產權制度及賦役制度研究的深入。
納稅田畝的原額主義
從這類批注出發，胡鐵球教授與他的研究團隊解決了若干與賦役制度、地權制度有關的重大問題。例如，關于土地陳報，一都八坊岡字三零三號有批注“驗明契據，給與憑條”，說明憑條是業戶陳報后頒發給他的地權憑據，即業戶可依據“契據”陳報。又如關于土地面積的確定，一都三坊麗字四十八號，有批注記載：“附舊圖，丈積步五百五十八步四分一厘，折實上地二畝三分二厘四毫八絲，舊非字二百念五號，土名天福山。”說明舊冊所載面積可以是業戶申報的標準。
在南方的大多數地區，從洪武時期至明代中葉，土地陳報數一直圍繞洪武原額變動，直到萬歷清丈，各縣田畝才有大幅度增加。清代繼承萬歷清丈的原額，因此，原額主義一直是明清田賦制度的基本特點。同治亂后，蘭溪縣人口死亡多達70%，大量田地荒蕪，因此，恢復戰前田賦原額成為縣政府的當務之急。魚鱗圖冊中的此類批注，證明同治年間的土地陳報，依然是以原額主義為原則的。
不僅如此，胡鐵球等人的研究還證明，雖然蘭溪縣攢造魚鱗圖冊的目的是恢復田賦原額，但在依據魚鱗圖冊征稅不足的情況下，將原來僅有一種等則的畝分為下、次、中、上、上上五種等則，從低到高，每畝以0及4%、8%、12%與20%的增率增畝，形成所謂“藏等于畝”，增畝后的田地面積為“藏等畝”，這種藏等畝成為蘭溪的納稅畝，并落實到各種冊籍票據、家譜、土地交易冊籍及契約文書中，成為蘭溪縣官民通用之“真實面積”。上引一都三坊麗字四十八號批注中的“折實上地”即可為例。與國家標準畝制相比，蘭溪縣增加的土地面積總量約為原額的5.06%。
以此數字論，蘭溪的田畝等則以“下”及“次”等為主要，高于“次”等其他三類土地數量少，加權平均后，使得增加的總量并沒有多少。依此思路，并以原額主義作為政府的行為準則，至少到1949年，蘭溪民間仍然流行這樣一套數據。民國年間的改革度量衡運動，可能并沒有表現在納稅田畝的計量上。
地權變動與田賦變動合一
民國時期蘭溪的“寄莊”之田相當普遍：“地坐甲都，糧在乙都，不特政府不知某戶之糧、地在何處，即各業主亦不能自知其地產坐落何圖，因而變賣田產，非冊書不能立契成交，如有糾紛，更非冊書不能為具體之解決。”（葉乾初：《蘭溪實驗縣實習調查報告》，載于蕭錚主編：《民國二十年代中國大陸土地問題資料》，臺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版）如十七都四圖邇字八零一五號，戶名為陳方氏，登載在業戶之下，而在其住址左側（業戶的下方）載有批注：“糧寄十七都四（圖）七里（莊）佃戶方起弟。”因佃戶方起弟為本地人，故由方起弟承擔稅責。陳方氏非十七都四圖居民，其買入了十七都四圖之田，“佃”給方起弟耕種。不過，這里的“佃”，并非普通租佃，而是田面之權的轉讓。
田面轉讓的方式有三。其一為“典”，假如A將某塊田地典給B，由B或C耕種；A從B手中取得銀兩若干；B將這塊田地正產量的一半，即租額當作A支付給B的貸款利息；雙方約定或不約定時間，A可以原價贖回這塊田地。由于債務人A僅僅保留了對土地的贖回權，且無收益，因此，A與B雙方須簽訂一份契約，約定由B或A交納田賦。如果仍舊由A交納田賦，那么，B每年還需給A支付一筆費用。這筆費用仍然需要A支付利息，且在贖回時結清。其二為“當”，A將某塊田地當給B，又從B手中租回這塊田地耕種，每年A向B交納的地租即是A從B手中貸入銀兩的利息，直到A以原價贖回這塊田地。其三，A將部分收益權轉讓給B，與B共享地租。耕種者可能為B，也可能為C。本案中的方起弟，扮演的就是第一或第三種類型中的B的角色。
在松陽縣石倉，我們發現，闕某氏在云和縣購置田產，仍然由其本人在云和縣交納田賦。其后代保留的上忙下忙執照，除了松陽縣的之外，還有一批是云和縣的。兩縣執照中，戶主姓名不變。依理，石倉闕氏如果在本縣其他都圖購置田地，也可以同一戶名在其他都納糧，這與制度并無捍格。所以，方起弟案的核心，在于他是雙方約定的納稅者，而非寄莊。
“土地交易類批注”中包含了大量的案例。例如，十六都六圖上臣字八十一號有批注“此業同治七年賣于章正宗戶完納”；又如三十二都一圖上羔字四五二號有批注“田賣于趙懷昌，活契”，中羔字一一八九號有批注“田賣活業樹滋堂”；再如三十二都一圖上羔字七五五號有批注“屋賣于初一會，活契”，上羔字六七九號有批注“趙章所賣，活契”等等。胡鐵球等人解釋：“因是活契，常有不確定因素，故載于魚鱗圖冊備查。”
上文中的5個案例，第1例是將田地斷賣給章正宗戶，田賦亦轉于章氏交納。這一類產權轉讓有政府頒發的契尾為依據，因此，產權完全轉移，稅責也完全轉移。接下來的4例，或稱“活契”，或稱“活業”，其實是部分產權之轉讓，或為典，或為當，或為田皮之轉讓，民間稱為“活賣”。在業主不變的情況下，我相信作為田面主的趙懷昌與樹滋堂承擔了稅責，而作為田底主的趙章所，雖然將田活賣給他人（不詳），但在約定中，他仍然是田賦的交納者。不同的表達方式，表明存在不同的納稅主體。
從“初一會”可知，屋基地也是要交稅的。在浙江鄉村，隨著人口的增長，大量良田轉為屋基地，依原額主義的邏輯，將良田轉為屋基的業主當然需要交納田賦。由于洪武時期的屋基是不用交稅的，那么，鄉村中一定存在交稅之屋與不交稅之屋。不過，比較而言，不交稅之屋應當大大少于交稅之屋。這一假設，已經在其他地區的契約文書中得到了證明。
這幾個案例還提示我們，清代浙江鄉間大量出現的田面權轉讓，并不只是鄉民的私下交易，可能都在有司備案。于是，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個程序：A將某塊田地或屋基，或典或當或將其田皮轉讓給B之后，這塊田地從此稱為“活業”，相關契約也被稱為“活契”。莊董冊書們將這一轉讓結果記載于莊圖之地籍冊與田賦征收冊，再上報至都至縣，最后以“批注”的方法記載于縣的魚鱗圖冊。與此同時，同一變動也應記載于縣田賦征收冊。冊中的買方或賣方，凡有姓名者，則是納稅者。各戶的納稅田畝及納稅之額，均會出現在縣有司印發的“執照”中；而作為納稅的憑據的“執照”，在今天的農戶家中有大量留存。就這樣，各種產權轉移過程與田賦交納過程在縣域中達成了統一。
在傳統的地權研究中，研究者的材料主要是契約文書。大量的契約文書出自農戶家中，記載的是一家一戶轉讓田產的過程。利用契約文書及其他資料，以前研究者在福建、臺灣、浙南、贛南、徽州、華北各地，甚至新疆吐魯番地區重建了各地一田兩主的產權結構，令我們大致相信，這是一個覆蓋整個中國南北各地的地權制度。然而，以前的研究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不知政府如何對待地權的分化。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們常將鄉村中土地斷賣之外的地權轉移與分化，理解為民間自發的行為，而通過蘭溪縣魚鱗圖冊的研究，我們知道，清代鄉村中的土地市場，不僅是一個自由的土地市場，而且是一個得到政府認可與制度保護的市場。這一點，對于我們理解傳統時代鄉村市場的性質大有裨益。
（作者：曹樹基，系三江學院教授）
（本文圖片均為蘭溪縣魚鱗圖冊）
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作者：曹樹基
編排：張子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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