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曉葉：鄉村制度變遷的社會過程-員工福利網

這本文集是對我鄉村研究經歷的一段如實記錄，同時也展示了我作為社會學學者對鄉村制度變遷研究的一種學術情懷。

對鄉村研究的興趣，也許就緣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那時我在南開大學學習社會學并續讀研究生。費孝通教授作為開班導師，耄耋之年的他親臨授課，組織討論，主持開題，為恢復社會學教研，也為帶出一支新隊伍，言傳身教，傾注了大量心血。特別是他對鄉村研究開啟的知識啟蒙和田野愿景，曾引起我強烈的興趣。雖然我對鄉村的了解遠久于大學時期，但知青時代留下的深刻印象早已被進廠務工所淡化，鄉村的景象漸行漸遠了，費老的引領幫助我再次打開了鄉村記憶，煥發出探究的熱情，憧憬對變革中的村莊經濟社會做一番調研。不過，我真正有條件踏入村莊開始研究工作，卻緣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對中國南部一個工業化村莊的探訪。

第一次進入南部的村莊，我就被那里的劇變所震驚，那正是20世紀中后期鄉村工業化浪潮在村莊留下痕跡的地方，我稱之為“超級村莊發生的再造”。那里的村莊工業，是珠江三角洲農村改革開放初中期典型的“三來一補”加工業，企業采用的股份合作制類型，與其他幾種類型的鄉鎮企業一起，曾經在較長一個時期里發揮過重要作用，直接推助了鄉村工業化乃至宏觀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我所稱謂的“超級村莊”也在較短時間內轉型成一種“非農社會經濟區”。這種前所未有的新結構，吸引著我的目光，觸發了研究的沖動。開展研究需要對這一事物的全貌進行縝密的觀察，發現其中一些過去未曾被注意和記錄的事實，然后才有可能進行歸納、分析和比較。出于這種需要，我首先選擇了單個案例調查的方法，希望通過對個別村莊進行比較詳細的調查，盡可能多地了解深層次的、本質性的東西。我所選擇的案例位于深圳市寶安區，基本具備了20世紀90年代超級村莊發展的典型特征，我隨即多次進入，在那里完成了對村莊社會變遷的案例研究。

通過對這個初始案例的研究，我確定了一條主要思路，之后作為主題一直貫穿在我關于鄉村社會變遷研究的始終。這就是，描述和分析農民怎樣在村域內集體地實現向非農的轉化，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外來力量與村莊內在的社會結構和傳統力量怎樣相互作用、共同推進了村莊的社會變遷。由于這一變遷的實際過程既受到城市工業或沿海外來經濟的直接影響，又具體地發生在一個個小范圍的村莊里，并且是由村莊“請工業進村”的，因此，我的諸項研究都要特別說明新的經濟動力與傳統力量之間的互動關系。又由于這種種變遷并未按照一般現代化和發展理論的某些預期假設而進行，因此引發出種種新的動力、規則、方式、關系和問題。現在收入本書的各篇文章，就是從不同側面著重探討了這些正在變化和形成中的新現象。

《村莊邊界的多元化》一文，即對這種新現象最初獲得的認識。我將上述主題具體化為村莊經濟邊界開放與社會邊界封閉同時并存的現象，討論工業化的超級村莊如何在二者的沖突與共生中得以發展。這樣的視角，使我對村莊發展中出現的紛繁復雜現象有了較為清晰的梳理和理解。在這些經濟高速發展的村莊中，雖然工業化的沖擊和經濟邊界的開放使其經濟結構、人口結構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向“準城鎮”類型的轉化，但村莊的傳統文化仍然在頑強而有效地發揮作用，沒有徹底讓位于工業和城市文明。可以看到，在村社區文化作用下產生的社會邊界的相對封閉性具有雙重的影響。一方面，它與市場原則作用下的開放的村莊經濟時常發生著沖突，要求經濟發展為村莊利益做出必要的讓步，經濟理性必須依據村社區文化進行某些修正，因而正在成為村莊經濟持續發展中的難題。而另一方面，這種封閉性與村莊經濟的開放性之間又是共生共榮的。村莊的內向聚合力和合作精神、自我利益的保護機制，以及傳統組織資源和社會關系在現代產業組織中的有效應用等，又是村莊在孤立無援的自我發展中，能夠在經濟和社會兩個方面都獲得巨大成功的保障。因而，即使是超級村莊，也仍然保留著鄉村社會的規范和鄉村生活秩序，目前在社區形態上也只完成了向“工業村”的轉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它具有“中間社區”的特征，正在完成“自然城鎮化”的過程。而這種“中間性”，究竟只是一種暫時的過渡形態，還是一種有著生存根基的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社區形態，仍然有待時間的驗證和理論上的探討。總之，在超級村莊發展的現實中，似乎可以找到某些鄉村傳統文化再獲新生的契機。因此，在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村社區結構和文化究竟還有沒有存在的基礎，它們將以怎樣的方式合理地存在，仍然是中國鄉村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由于研究目的是討論中國農村工業化引發的結構性變遷及城鄉關系的變化，我主要選擇了農村中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進行持續調查，收入本書的論文所依據的調查資料（1996—2019）正是來自這些地區。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變動最為劇烈，是研究農村變遷首先受到關注的地區。初始案例研究使我對超級村莊有了一個定性的認識，確定了它的基本特征，從中獲得的認識和結論，被用來作為比較研究中設立假設的基礎和依據，它所提供的調查資料，也被作為與某些欠發達地區的其他幾類村莊進行比較的材料。我與合作者陳嬰嬰教授曾以“社區的實踐”為題，在不同地區選擇不同類型的超級村莊進行了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的一種，是對不同地區不同模式中村莊的比較，試圖回答“為什么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下會產生類似的工業化村莊形態”，用以解釋外因的限制性條件如何通過內因發揮作用。超級村莊作為中國那一特定時期的一個特別類型，可以說是工業進村之后村莊變遷的一種頂峰狀態。它并不只是個別案例，而是在不同區域發展模式中都存在，這就為我們提供了比較研究的可能。我和合作者從比較研究的角度討論問題，關注在什么條件下才會出現此種現象，反之在同一條件下又為什么會存在多樣化的選擇。經過對不同地區的發達村莊進行考察，我們采用“集體制”合作體系、“股份制”合作體系和“村政”與“民企”合作體系三種基本指標進行分類，在經濟同樣發達的鄰近省市和長江三角洲地區選定了幾個不同類型的村莊進行比較研究。同時還在每個案例村周邊選擇了一兩個非超級村莊進行觀察比較，以便對變遷發生的限制性條件進行說明。通過深入地討論村莊實踐中的各類問題，我們延展了前述研究的主題，進一步發現了村莊工業化過程中“新的經濟力量與傳統力量之間互動融合”所產生的種種新的動力、規則、方式和關系，對于鄉村日常工業生活的邏輯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比較研究的另一種方式，是對同一地區不同村莊的比較，試圖回答“為什么在同一制度環境下會產生不同的工業化村莊形態”，用以解釋內因條件的決定性作用。我提出如下問題：為什么在國家宏觀制度變遷背景下，在某些地區相同的制度條件或環境下，工業化僅只在某些鄉鎮和村莊啟動并持續了呢？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力量，它與鄉村傳統力量之間因互動而產生的新的動力、規則、方式和關系，又怎樣推動了工業的落地和發展呢？這些問題引發的微觀動力機制，是我理解和討論鄉村日常工業生活邏輯的議題和主旨。

鄉村工業化的歷史實踐表明，工業與鄉村結緣是宏觀制度條件與微觀動力之間、城市與鄉村之間雙向互動的結果，其中鄉鎮企業發展中，鄉一方的視角和村莊的主動回應尤其值得關注。這一時期的鄉村工業化，一方面是工業體制對鄉土資源進行利用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鄉緣關系應對工業體制的過程。比較研究促使我對工業化與鄉村傳統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思考。我選擇“工業的鄉緣”視角，采用“適配”概念，解釋這兩種要素或力量在互動中各自產生的適應性的變化，更多強調行動和促使變化的動態過程。對鄉村社區結合緊密的親緣、地緣、業緣和政緣關系概括成為鄉緣這個綜合性概念，意在表明：鄉緣不僅是一種文化傳統，更是一種制度體系，一種在鄉土傳統力量和新的經濟力量共同作用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鄉村社會關系結構、制度機制和行動策略結合體的鄉緣，與工業組織之間存在相互的動態適配性選擇和融入。當鄉緣固著、懸浮、扯裂或重建時，工業也相應地出現扎根、留根、傷根、移根等多種形態。由此結合而產生出的鄉緣與工業的適配關系，成就了獨特的鄉村工業化方式。

我采用適配分析視角和案例比較方法，通過對多個案例村實踐中鄉緣與工業的適配過程進行比較分析，試圖將一系列鄉村日常工業生活中瑣碎而獨特的、看似互不“搭界”而實則相互關聯的現象統一起來，提供一種內在邏輯一致且具有實證意義的分析思路，以便論證“工業進村”不僅是經濟生活“嵌入”社會關系結構中的問題，而且是參與主體通過社會互動而影響甚至決定適配形態的問題。從這個角度看，鄉村工業化是將鄉緣規范納入到工業生產和組織中的社會互動過程。鄉緣與工業的適配關系，將為“工農相輔”結構空間的打開、資本回鄉以及村社區治理和家園建設提供新的模式。上述研究中的幾篇主要論文編入了本書的第一部分“工業化與鄉村社區變遷”。

在學術研究的旅途中，我是一個慢行者。村莊變遷，是我走出校門，離開教學工作，進入專業研究院所不久即開始的一項獨立研究工作。不曾想到的是，一腳踏進“村”里，竟然再也沒有離棄過。村莊案例雖小，卻也集中反映了中國農村變革最基本的方面和重要特征，對于我所要研究的現象也體現出了盡可能多的可能性。這類工作極具魅力，使陷于其中的我欲罷不能，竟在此留連忘返耕耘近三十年。這些地方的有些事情和有些人物的命運，能讓我牽掛一輩子，因為說到底，他（它）們還關涉我自身的人文關懷。

我將村莊作為觀察的基點，從這個農村社會最基層的細胞開始解剖，去捕捉農村社會變遷的蛛絲馬跡，再由此向外追索和推展。那伸展出去的線索有多長有多遠，就力爭追索到多長多遠，直至不同層級的政府行政和市場范圍。這種追索和積累，形成了我自己的研究方式。我并沒有囿于“村”中而不可自拔，研究的邊界并沒有限定在村莊，而是開放的。從中生發的諸多研究議題，大都需要立足于村莊又必須超越村莊才可能完成和解釋，即便涉及微觀農民行為和村社區選擇，也須將之放置于大的社會制度環境中去觀察。這不僅僅是因為工業化過程中這些行為本身早已超出村莊的邊界，而且只有將其放入更為宏觀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完整地加以理解。

收入本書的論文，主要都是依據這樣的觀察而完成的，那些超出村莊而論道的研究成果，分別收入本書的另外幾個部分。其中關于農民再合作的研究形成本書第二部分“制度環境與農民再合作”；關于產權變革的研究形成第三部分“產權難題與鄉村制度變遷”；關于項目制和地方政府行為的研究形成第四部分“項目制與基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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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集的形式集中展現個人在某一領域的研究所得，好處是一股腦地端給讀者，讓他們對作者的研究全攬在案，可以信手翻閱，集中地檢驗研究是否具有思考的連貫性，背后是否體現作者一以貫之的學術問題，是否具有學術積累的價值。尷尬之處是，最容易讓作者露怯。文章雖歸類安排，卻單篇獨立，難成體系。其中有的是青澀的難以完整配合的初始觀點，有的是未來得及延續下去的開篇之物，還有的是因對前人研究文獻的疏漏而產生的自以為是的想法。但可以坦然的是，讀者可以通過閱讀，對一個學術研究者逐漸進步的成長過程和心路歷程有所了解，這也是文集才能提供的機會。除此之外，經驗研究還限于所依據的資料具有時期性，需要讀者對國情的變化具有基本了解，才能夠與作品產生共鳴和互動。等等，不一而足。因而現在呈現給讀者時，仍不免心懷惴惴。唯有希望在讀者的評說和鼓勵中，砥礪前行，讓自己的認知得以升華，讓學術生命之樹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