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林白創作了大量小說，成為中國女性經驗最重要的書寫者之一。因為《一個人的戰爭》引發爭議，林白最終下崗了，在家從事專業寫作。2004年，林白憑《婦女閑聊錄》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授獎詞稱：“她多年來的寫作實踐，一直在為隱秘的經驗正名，并為個人生活史在寫作中的合法地位提供新的文學證據。”
也是在這一年，經作家李修文推薦，林白再次調到武漢市文聯的武漢文學院，成為專業作家，直到退休。
寫作上不斷變化的林白
女性主義在女權運動的基礎上形成，18世紀最早在法國產生。它泛指主張性別平等、男女平權的各種文化思潮，后逐漸在英美等國流行，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它隨時代不斷發展，吸收精神分析、解構主義等多種理論，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它是女性創作的重要理論來源之一，也是當今重要的文學闡釋模式之一，是研究女性文學的重要依據。
20世紀90年代，一批年輕的中國作家開始在小說寫作中，引入女性主義的理論和觀點，陳染、林白是兩位代表性作家，因個人獨特的生活經歷及影響，她們以鮮明的女性意識，創作出一系列書寫女性隱秘經驗、軀體感受等的作品，把創作與女性主義理論的關系向前推進了一步。
由此，“個人化寫作”“女性主義寫作”成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最注目的現象。林白作為這種文化現象的代表性作家，接連推出了《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說吧，房間》和《回廊之椅》等體現女性主義觀念的小說，成為女性寫作的旗手。
“那是宏大敘事的年代，個人不被重視，但我覺得我應該寫自己感受到的。那是開先河之舉，所以受到很多攻擊和爭議。”林白說。
她早期的系列長篇小說，向內將女性經驗書寫到了極致，營造出熱烈而坦蕩的個人經驗世界，創造出女性寫作獨特的審美精神，她寫出了所有人的青春期和成長，更寫出了女性群體的命運。
批評林白的評論家，認為她的作品“沉迷于自我的情感世界和敏感的女性軀體”。也有評論家辯護：“林白是最直接插入女性意識深處的人。她把女性的經驗推到極端，從來沒有人(至少是很少的人)把女性的隱秘世界揭示得如此徹底。”
最引發爭議的，是小說的自傳性色彩。林白是敘述自我經驗最大化的作家，從她的作品中，能看到她的人生經歷和往昔生活的影子。
這些批評讓林白沒了工作，她的生活深受影響。她被劃成“女性私人化寫作”的重要代表作家，“這個標簽太難受了，用在早期的作品也許還湊合，但現在，包括女性主義，我都覺得把我圈得太死。”
她四處求職，接連碰壁。失業在家的她，寫出了更加激烈的長篇小說《說吧，房間》。小說故事很簡單，多米被報社解聘后，離開北京去深圳找工作，與南紅住在一起。南紅向多米敘說了她闖蕩深圳的曲折經歷，而多米則在傾聽中不斷回憶自己支離破碎的生活與事業。多米在深圳找工作未果，又重返北京。
林白寫道：“求職的過程是一個人變成老鼠的過程。”多年后，她這樣解讀這部作品：“《說吧，房間》中的多米，很大部分跟我血肉相連。”
2000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組織作家“走黃河”，進行文化現場的田野考察。“高度怕人”的林白焦慮不安，只能硬著頭皮走出家門，行走在黃河兩岸。經過這次黃河之行，她的溝通能力得到了提升，漸漸能跟人聊天了。
在與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的一次對談中，林白講到她走黃河前后的變化。走黃河前，林白一想到要應付那么多人，就怕得要命，走黃河的經驗讓她俯身去傾聽大地上人們的聲音。
“那時我去開會，室內都想戴眼鏡，這一步老跨不出去。現在沒關系，想拍就拍，不那么在乎好看啊難看啊，變得明朗了。”
林白也在和以前的小說風格告別，在寫作中大破大立。她丈夫老家的親戚木珍來到北京，在她家做家務。這個生命力頑強、見多識廣、喜歡熱鬧的農村婦女，給宅在家寫作讀書的林白，打開了開放、浩瀚的世界。
在和木珍家長里短的閑談中，林白的小說不自覺地在容納世間萬物的風風雨雨。2003年，林白出版了長篇小說《萬物花開》，她逐漸從封閉、晦暗的個人世界中走了出來。
“她對我很重要，是天上掉下來給我的。我走了黃河，能跟人說話了，恰好這時，她來了，這是天意。”她給林白講了很多鄉村的故事，她寫出了《婦女閑聊錄》。小說《萬物花開》里涉及的很多素材直接來自她。“木珍”常講鄉下村民打架、打麻將、賭博，也講辦紅白喜事待客喝酒，繪聲繪色，眉飛色舞。
“早年我認為文學第一位，生活第二位。到《婦女閑聊錄》，生活已排在第一，文學排在第二了。因人生觀的改變，她的身體也好了很多，對人、對生命的激發與滋養，從那時起逐漸越來越多。”林白說。
從《婦女閑聊錄》開始，林白的作品里有了廣闊的天地、山川、河流、大地，她不再只書寫內心的世界。《婦女閑聊錄》帶給林白寫作上的自信，文學界高度肯定和贊揚了她的轉型和嘗試。
林白發現，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自己已是“一個正經的、大家認可的作家了”。從發表詩歌被指責，到出版成名作《一個人的戰爭》引發爭議，她背負“女性作家”的標簽。林白在矛盾和搖擺間，重復書寫著內心不能舍棄的事物。
評論家王德威借林白小說名，評價她“仿佛要為千百同輩女子，寫下‘一個人的戰爭’”。這樣的寫作方式，在被邊緣化多年后，得到了中肯的評價。
如今，林白認為“女性作家”的標簽是一種偏見，自己一方面在淡化女性身份，另一方面內心更加認同這個性別，“越來越覺得女人比男人更有神性，更堅忍更豐饒，女人的可能性比男人更多，是神秘的存在。”
學者程光煒在一篇關于林白的論文中，形容林白“為多米和海紅幾乎花費了半生的歲月”——那是她的小說人物。程光煒認為林白小說的自我重復率很高，“這里面一定有某種她無法舍棄的東西，某個她不能忘卻的問題，但這里頭有幸運，有命運，有其他。”
小說《致一九七五》，林白在文體和實驗上，又向前大膽邁出了一步。它由上下兩部組成，上部用了散文的筆法，下部用了回憶錄的敘事筆法，還引發了爭論。林白在小說里寫一個人時隔多年后返鄉，回望既往歲月時的心情。
讓林白真正完成心理和創作風格蛻變的，是《北去來辭》。《北去來辭》中的主人公海紅，也是從廣西到了北京。書中“圭寧”“玉林”“圖書館”“寫詩”“去北京”等經歷，都與林白的相似。
新出版的《北流》讓林白進入了大作家的陣營。從《一個人的戰爭》到《北去來辭》再到《北流》，林白窮盡一生都在講述自己和家族的故事。由于作品背后的大時代與歷史變化，她寫自己的故事，也寫母系家族、年代印記、社會情緒與歷史走向。
《北流》就是林白給北流撰寫的文學地方志，是文學的北流縣志，是北流縣城的變遷史，也是北流的人物史。
林白不喜歡給寫作生涯分階段，但她認為，前期以《一個人的戰爭》為第一階段，《萬物花開》和《婦女閑聊錄》為第二階段，《北去來辭》是兩者的綜合，《北流》是全新的開始。
一顆種子回到萌生的土壤
張英：《北流》看得我很傷心。小說展開的語言和敘述，讓我想起杜拉斯的自傳體小說《情人》。電影的開始，女作家在紙上沙沙寫字；電影開頭的敘述者，滄桑、沙啞、傷感、平靜，據說是杜拉斯本人的配音。
《北流》也是一部這樣的杰作。從這部小說里，能看到林白很多部小說的身影，這是一部涵蓋林白過去所有小說的小說，是“一部集大成的小說”。
《北流》經得起從不同側面的打量，不管是文體、結構還是語言、時間、故事、人物，社會、歷史和故鄉，你在這部小說的處理上，行云流水，得心應手，也在創作上進入了成熟期，獲得的是大自由。
林白：你這樣的專業讀者，如此評價，令人為之鼓舞。
和以前的小說相比，《北流》的主題和線條要復雜得多，像五彩斑斕的萬花筒，可從很多不同的角度進入和解讀。
張英：評論家梁鴻鷹稱：“從來沒人像林白這么大規模地實驗，方言、詞典、注、疏、書信……她把多種元素大規模引進到小說的文本當中，這確實令我們嘆為觀止，也是這部作品突出的特點。”
林白：《北流》從在《十月》雜志上發表，到在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有很多評論，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異常豐富，也打開了我的眼界。加之還有圈內小說家朋友的喜歡，上了不少年度榜單。每每出版社發來新消息，都能帶給我寬慰，也有些小得意。在我的長篇小說里，《北流》算得上是“集大成”的代表作。
張英：《北流》不僅是林白個人寫作歷程當中非常重要的長篇小說，即使放到中國當代文學的視野中，放到21世紀20多年的長篇小說譜系脈絡中，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你選了很大的小說題材，在這塊土地漫長的歷史中，幾代人的經歷和變化，那么龐雜、豐富，但在你細膩的筆下卻結合得很好。很多人寫長篇，很難寫出栩栩如生的細節，你有高精度還原生活現實的能力。
林白：《北流》里的小說人物，大多有原型，也有少數沒有原型，有個重要人物陳地理沒有原型。人物立體生動，是敘述中有不少鮮活的細節，還有事件，大多真實發生過。寫時就有信心，從容不迫，基本沒有寫不出時。
回頭看，覺得《北流》還蠻好看，沒那么多的方言障礙，我選取的都是接近白話的方言。方言在這本書里，最多占10%，對閱讀根本不構成障礙。
張英：文中方言很生動，像一個個路標，起到了提示作用。
林白：在小說中設置《李躍豆詞典》，能找到這種結構，我比較滿意。在《十月》雜志刊發時，每章開頭的《李躍豆詞典》，雖有些重復，但在音樂感中不斷迂回，帶著節奏和力量。比如說“閃電”叫“眨令”，“彩虹”叫“湴界”。這些重要的詞，經常出現，效果卻很好，季亞婭也幫我做了解釋。小說出版單行本時，長江文藝出版社的編輯王蘇辛認為《李躍豆詞典》里詞匯的重復不好，就“詞典”而言不像詞典，建議刪除那些刻意的重復。于是我刪掉了。
張英：《北流》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超越你所有小說。你用“注”“疏”等，把很多不相干的事物，連接在了一起，創意非常好。
林白：它的結構很絕妙，我不是刻意要在形式上實驗。在《北去來辭》后，我不想再寫大長篇了。但完全沒想到，回了一趟北流后，有很多小說素材、原型人物，自己跳出來找我了，特別神奇。受到刺激，又有了寫的念頭。這些人和事，不寫可惜了。
特別是我老家的表哥。《北流》中，很多人物都是我虛構的，但重要人物（除個別外）都有原型。表哥來找我，給了我厚厚一沓年輕時寫給戀人的信。有約13萬字，我最多用了2000字。他把這些素材給我，還有寫給別人的信，跟我講他的經歷，這些底層人真實的生活、情感與命運，遭遇到的一切，對我有觸動，有激發。
《北流》不是為寫一部作品而寫，是我內心有種激蕩，是生命的熱情，可以這么說。
張英：小說敘述人是現實中的作家，她去香港，也變成了小說的一部分，有點像元小說。“我”和描寫的場景，產生了奇妙的對應，成為結構里的結構。
林白：去香港這部分很重要。香港相當于開關閥，為什么會產生這部小說？為什么小說有《李躍豆詞典》，有粵語？因為我去香港當訪問學者，香港的語言等級對我產生了很大沖擊。
我寫時，香港部分內容，是放在前面的。但發表時，我換了，覺得從當代、從現實切入也可以。而出書時，還是覺得這個開關閥應放在前面。結果到快印時，出版社覺得香港這部分內容較敏感，要調到后面。好吧，但這樣會有點不好進入。
張英：《李躍豆詞典》和你在香港的生活經歷有關嗎？
林白：我2013年年底動筆寫《北流》。2016年，我到香港浸會大學的作家工作坊生活了一段時間，有了香港的寫作素材。香港的語言有很多等級，到香港生活不懂英語，根本就不能處在正常的序列里。
粵語也有等級區別。香港粵語跟我們廣西粵語不一樣。粵語在語言學上有很多分支，我們這叫“勾漏片”粵語，是廣東鄉下話。在香港，普通話又在廣東鄉下話之下。在香港講普通話，人家覺得你是“北佬”“北妹”。我去集市買馬油，賣馬油的大媽，聽我講粵語，就說，哎呀，你是臺灣來的，因為我粵語不標準。如果我講普通話，她就沒有親切感，跟我有隔閡，有戒心；我講粵語，不夠準確，她認為是臺灣來的，對我的態度馬上就不一樣了。我在香港買東西都講粵語。這對我的沖擊很大，回頭再來寫，《李躍豆詞典》就出現了。
張英：《北流》的結構是怎樣變成后面的樣子的？
林白：寫《北流》的過程中，有很多想法沖擊我，越來越龐雜。不同的維度，環境地理，風俗傳統，語言刺激，人物不斷跳出來。《北流》原來的結構叫“降落傘”，還叫過“巨象”“李躍豆外省書”“簡繁志”，以及“織字”“織字九卷”。
《北流》我寫了十稿，主要是所寫的不能匯聚到一起，如與中小學同學、保姆、工廠女工等的閑聊，這是時代的聲音，很有必要放進小說，但始終放不進去，要么放進去不夠自然。我想到南方榕樹的“氣根”，有支線，有分叉，這一稿就叫“氣根版”，但寫得很龐大，也覺得不對。
有朋友說，你干脆叫“北流注”。你寫對“北流”的注釋，北流包括現實的北流、精神的北流，同時還是一條河。我馬上就覺得行了，想到了“注”“疏”“箋”的形式。閑聊錄在小說中，我設置了“時箋”這個名目，就都放進去了。去香港的、去云南的，放在了“疏”中，包括火車筆記。然后回到北流的人，放在了“注”中。這樣就安頓好了，特別合適，也舒服了。
為什么會有“注、疏、箋”的結構？我畢業于圖書館學系，有門功課叫古代文獻編目，這是比較有學問、扎實的一門功課。老師要求也嚴格，考他的試最難，我只勉強及格。
多年沒摸，以為忘了。那些古籍，如宋刻本、善本、珍本等，怎么排列，怎么編目，課程中都有。所以我知道“注、疏、箋”。
通過“注、疏、箋”的結構，把所有內容聚集，是為更加真實，而自我認同感也更強了。
張英：《北流》像林白的寫作總結，你用過的文體，寫過的人物，全在里面，有脈絡可循。
林白：它為多主題寫作，通過這部小說，女性，歷史，宗教，個人，世界，方言，人的各種生存方式，你都能找到。
僅小說所用語言，都有很多層次。既有青春時代先鋒的、銳利的語言，也有毛時代的語言風格，有很平實的語言，又有清淡、古雅的文風，還有未來的語言，詩的語言。小說的語言十分豐富。
回頭再讀，我還很滿意，但如小說再晚點出版，會更豐富，因為還可以增加很多內容。書已出來，就算了，忘掉吧。2021年剛發表時，有大媒體找我做訪談，我都不想談。剛寫完很累，都回絕了。
一棵樹回到了出發的故鄉
張英：《北流》是在外多年的游子，寫給故鄉的情書，如同一顆種子回到自己的土壤。
林白：這個說法妙，有詩性。一個小世界，一個逝去的故鄉，也是當下中國的縮影。它是若即若離的游子，在幾十年后給故鄉、給自己的禮物。
張英：小說喚醒了我很多遺忘的記憶。人生過半，當我回到故鄉，再見同學、親戚、朋友，每個人的處境、生活都在急劇發生變化。
離開故鄉，到外地上學、工作、結婚、生子，自己在不斷遺忘。把以前的記憶封閉，如貝殼，過去的世界像被包裹的珍珠，你以為忘掉了。這要在五六十歲時才會發現。
林白：寫故鄉，年齡太輕不行，沒有時間的厚度和褶皺，不能“嘩一下”激發。
人過六十，不斷告別，不斷流失，許多經歷的見證人不見了，你陷入悵惘和懷疑中。一起走過的、經歷過的、生命中的事件，都跟著離開了。記憶和情感出現巨大真空，似乎往昔根本不存在。
年齡越來越大，慢慢丟失的記憶，如不寫下來，會逐漸遺忘。我很慶幸，在這個年紀，為北流及自己，寫了這本書。
張英：很多童年、少年的經歷，原本被遺忘了。幾十年后，某個契機，某個人或某件事，像黑夜里的螢火蟲，照耀內心的柔軟，激活了潛藏在心里的疼痛和記憶。
杜拉斯寫《情人》是這樣，《北流》也是這樣。想起杜拉斯寫作的場景，用很慢的音調進入小說，進入少女時代，她的青春疼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北流》是一場漫長的告別。
魯迅回到故鄉紹興，再見老年閏土，五味雜陳，隔著時空的滄海桑田，不知說些什么。沒講他的一輩子，他看到的就是那個結果。《北流》也是對家鄉山河故人的造訪，隔著巨大的沉默和時間，造成一種回望的效果。這種調子變成小說，一定非常結實。
林白：講得很好。很多人物原型在寫《北流》的過程中去世。我寫的表哥，書出來，想送他一本，我給他發微信，已不回了。聽說他病了，我托我的老師讓學生給他送去了一本。我估計他的身體不太好。我老家的姨婆、大姨母，好多親戚，還有韋醫生和她女兒、澤紅父母等。這是你說的“漫長的告別”。
張英：《北流》是林白的傷心之旅。你回到故鄉，表哥給你看他當年的情書，讓你想起很多往事。你去尋找曾經的同事、玩伴，重訪多年未見的人。朋友越來越老，見一面少一面。
故鄉在很多時候你想逃離，但最后發現，你的成長，你人生背后的密碼，都來自它。
林白：我終于明白，書名叫《北流》，北流是我的本質。我寫了十部長篇，《北流》是第十部。不包括《枕黃記》，《枕黃記》算游記。
寫到第十部長篇小說，我突然明白，我注定要寫這樣一部作品。我人生的初始，種種古怪懵懂蠻力，都從北流開始。
張英：小說是巨大的容器，像量子世界，繁復迂回，千轉百回。人生與歷史，時間和命運，各種細節在糾纏。朋友、經歷、眼淚、親人，這個地方的風俗、人情、氣味和食物都交叉著。
林白：這些元素和敘述互相糾纏。我開始想寫幾個小伙伴的人生故事，寫到最后，小說里的人物原型呂覺悟和澤紅跑到北京來了。
呂覺悟和我從幼兒園起，到小學、初中，都是同班同學，高中不同班。后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怎么聯系，之后又聯系上了。
澤紅呢？我媽懷我時，她媽懷她時，住同一宿舍。我們都在1958年出生。在嬰兒時期，她媽背著她，我媽背著我，一起去參加大煉鋼鐵生產。
2017年我回去，到澤紅家，她父母還在。那次，她媽媽突然講起，她懷澤紅時，一天吃兩個雞蛋。我媽媽說她懷我時只有紅薯吃。所以澤紅的身體好，我身體很差。
她媽媽說：“我們大肚子還要去開批判大會。”我問，開什么批判大會？她說，就是批判你爸爸。我第一次知道，我媽懷我時，還開了我爸的批判大會。我媽媽沒辦法，肯定得去。見面后不久，她父母就去世了。
我上小學跟呂覺悟是鄰居，到初中，跟澤紅是鄰居。初中我們三人同班。2021年7月，她們報團到內蒙古去旅游，路過北京看天安門升旗，就來我家看了我。
我剛寫完《北流》，身體有點差。時間給了我們一個結局，但我沒放在小說的結局，我放在了聊天部分。這是時間的禮物，太神奇了。
張英：你把你眼里六十多年的北流，全寫到小說里了。
林白：《北流》的內容非常豐富立體，但時間跨度不止六十年。我表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父親是國民黨縣長；呂覺悟的父親在香港，奶奶有一半德國血統，到了她是1/8德國血統。澤紅的爸爸是右派。
林白手稿
小說的結構和聲音
張英：在評“騰訊好書”和“探照燈”好書榜時，大家一致對這部書評價非常高。
林白：很開心《北流》能成為評委們心儀的作品。
張英：在《北流》研討會上，每個評委都從不同角度作出了自己的解讀。李敬澤總結：“此時此刻，中國小說正在面對新的可能性。現在很多小說看不到什么新的可能性，但《北流》這部小說向我們敞開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有評論說《北流》是林白版的《呼蘭河傳》。蕭紅在死前完成了《呼蘭河傳》，在窮途末路時，她在香港回望東北故鄉。
林白：《北流》是一部有現代性和當下性的小說，我自己確信。
我1979年在武漢大學珞珈山書店買到《呼蘭河傳》，在國內算很早了，薄薄的一本。大約在1986年我才看張愛玲。但1979年我就看了蕭紅，非常喜歡《呼蘭河傳》。它的語言深深吸引了我，第一行的句子就擊中了我，太好了。
張英：小說的結構來自你大學的專業。
林白：太神奇了。武漢大學畢業這么多年，我很少碰圖書館學，也把它忘了。在大學，我不甘心學圖書館學，也未好好學，考試考六十多分就拉倒了。沒想到，多年后，它幫了我大忙。很多情緒，都因這個結構浮現了出來。
教我們古籍整理的廖延唐老師，他腿腳不太方便。大學班級群里有同學記性好，記得四十多年前廖延唐老師出的古籍整理考試題。著錄宋版書，著者是：濠、舒二州刺史佩紫金魚袋獨孤及。問的是，著者的身份，姓和名。古籍我們很生，沒想到古人還掛彩色袋以區別身份及顯示皇上的恩寵。而且，誰知道獨孤會是姓。于是有同學著錄作者：“魚袋獨，字孤及。”出了“字孤及”笑話，我亦在其中。我們孤陋寡聞，哪知道配金魚袋是皇上的恩寵，表示身份。班里只有不到1/3的人答對。
有同學回憶廖延唐老師講課提到皇帝的妃子，他說成是“皇帝的愛人”。而講世界歷史的張繼平老師，把奴隸社會的女奴隸說成“奴隸社會的女同志”。可見1980年代人們思想的禁錮，妃子和女奴隸這樣的詞老師都不敢用。那時班上有個小組研究陳獨秀，但最后改成研究李大釗了。我也才知，陳獨秀竟然敏感。
要考廖延唐老師的研究生，得去上金克木的弟子蕭萐父的佛教哲學課，要上很多專門課程才能去考他的研究生。這些冷僻的專業知識，我完全沒有興趣。
我就想著寫作，寫了文章在哪發，根本不喜歡圖書館學系。大學畢業后在廣西圖書館待了四年，很無趣。
哪想到，以前的種子會突然發芽。人生很多事，早年怎知是好是壞。
張英：小說里各色人的聲音，不同身份的人的閑聊，很生動，有菜市場的人間煙火味。有了這些，從美學上講，為小說注入了元氣。
林白：歸根到底勝于結構，長篇小說在結構、立意上很重要。按理說，語言也很重要，但沒有好的結構，怎么統轄不同的語言？沒這個結構，閑聊部分怎么安插進去？
張英：《北流》的結構如開放的廣場，放射的網和道路延向無盡的故鄉，形成不同進入方式的可能性。在寫作的野心上，它是林白書寫時代的正面強攻。
林白：我從沒寫過如此多人、如此多時代。那位表哥，以及和表哥一塊長大的，一個被時代推上去，一個被時代打下去，這在兩人間形成了強烈對比。
“時箋”中的很多內容都被刪掉了，有些還蠻精彩，包括木珍所講農村之事，讓人匪夷所思，卻是真的。所以知識分子寫農村我都覺得可疑，不是那回事。
張英：異辭、尾章、散章、獨白……它們集成在文本中，真貼切。
中國古人買一幅得意的書畫，不同的收藏者都要寫兩句評語，皇帝還要蓋上自己的印章。太喜歡了，想把自己放進去。《紅樓夢》里也有很多批注，脂硯齋的批語幫我們重新認識了《紅樓夢》。
林白：中國文章有這種傳統。注、疏、時箋、異辭，都是從傳統里來的。
張英：以前看戲，最便宜的卡座在舞臺兩側，價格最貴的是舞臺二樓的小包廂。兩側觀眾看戲的角度最有意思，舞臺里外演員進出都能看得見。演員在舞臺進進出出時，還會跟兩側觀眾打招呼。
林白：這個戲劇表演的立體空間，就是小說的結構，互動穿插，糾纏，在同一時空里構成一種結構。
張英：觀眾、演員互動，在登臺前或結束表演下臺時，起到串場作用。
林白：很有必要。如小說僅有一條線索，就單調了。如互相穿插，左邊有穿插，右邊有穿插，前面也有穿插，才最立體、最豐富、最復雜。
張英：你以前的小說，在一個個碎片中能看到很多光在閃。從《玻璃蟲》到《北流》，你把一個個碎片巧妙組合成藝術的整體，由一顆一顆星星，組成一幅星光圖。
你不太喜歡“碎片化”這個詞，但它是一種本事。這么龐大的主題，龐雜的事物，時間和空間的轉換，被你細膩地編織。你把它們組合，它們形成了溪流、湖泊，甚至江水，順水而下，流進汪洋大海，小說的整體豐富性就出來了。
哪怕你的細節碎片是一滴一滴的水，但它可以折射天上的云朵和星空。湖泊能映照天上的星星，同時湖泊也在地上。然后，天、地、人，就在你的世界里了。
林白：你說的完全是詩啊，視野深廣，有了天地宇宙觀。一滴滴水組成了湖泊，這個我接受。有的評論家覺得碎片化，這是時代的樣貌。但還是不要過分強調碎片化，《北流》是有整體性的。如僅僅強調碎片化，我不接受。碎片化只是其中的一面，它要匯聚成整體，要跟星空、云彩交融。
張英：再說人和植物這兩個關鍵詞。陳思和教授當年寫你和南方的關系，提到你和植物的關系。南方的雨季，植物的生長搖曳多姿，如同戴著尖帽子在濕熱的天氣里，頑強、沉默、辛勤勞作的女人。
《北流》里的長詩《植物志》，你把它放在小說的開頭，最重要的位置，你的意圖是什么？
林白：我最愿意講《植物志》，《植物志》是我寫詩幾十年最得意的作品。它是從天而降的感覺。寫得很快，一天就寫出來了。前一天四五點開始寫，晚上該睡覺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接著寫，到下午四五點，正好一個對時寫完。《植物志》寫好，就給了《人民文學》雜志。
這首詩作為小說的開篇，有現代性體現。
張英：你多練書法，將來把它寫成長卷，參加藝術展。
林白：我抄了，字不夠好，以后會好點。長詩放于小說的開頭，發表時為連排。本打算單行本時分行排列，但20首太多了。詩人張執浩認為連排比較好，與后面的銜接，整體看上去會更自然。于是采取了他的建議。
我是不斷往前走的人
張英：20世紀90年代，文學墜入谷底，先鋒實驗窮途末路。批評界的借口是，那些實驗文本里，故事死了，人物死了，語言也死了，作家連對話都寫不好了。這些言論影響著作家們的寫作。
到全球化時期，被現代藝術培養的讀者，很討厭那種簡單敘述、線條單一的故事。他們愿意看有藝術個性，打破常規有新發現和突破的作品。故事和文體實驗并不絕對對立和沖突。
林白：如果優秀作家放棄自己的特長，回到傳統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也不是一條好路。現在的讀者，不愿意看原來那種傳統現實主義故事了。你要在小說里，給他一種新的，大于小說的時空。現在的小說越寫越小。
小說應是更廣闊的文本。理想的文本可直接叫長篇作品，能容納一切虛構和非虛構，彌漫洇開，突如其來的描述，一些思緒、人物、少量故事、詩歌、戲劇，各種元素匯聚。小說要超越小說，要比小說更自由，比人生更豐饒。
張英：你的十部長篇小說放在一起，能看到進步和成長。你試圖讓每部小說，變得與眾不同。
故事說書人得有方法。《三言二拍》，無論是袁闊成，還是劉蘭芳、田連元，都有自己的訣竅。道具是一樣的，茶館的人像流水席，為什么有人能火？說書人有招法，這個招法才是作家的本事。
林白：每個人得有自己的不一樣，要有創造性。我在寫作中不斷成長，不斷開拓。我要把身體照管好，以后的寫作，才能有進步空間。
張英：陳思和教授評價你的小說，說充滿了巫性和神秘主義，在“廣西熱帶雨林充裕地成長”，情感飽滿細節豐富。你的小說語言清晰、明亮、優雅、從容不迫，有音樂的回旋，敘述卻是在往內收。
林白：巫是超越哲學的綜合體，是另一系統，是文明的另一脈絡，正如女性文學是文學的另一脈絡。
我沒什么自信，憑天性，憑蠻力，憑人生的力氣寫作。我缺乏理性汲取世界文學精華并理性構造的條件，這跟我成長在邊地有一定關系。我處在邊地、邊陲，身體中有邊地的莽撞，不夠規范。
張英：不規范有時就是美。
林白：現在我知道不規范是好的，還去追求“不太規范”。如果一句話語法結構很完整，肯定不生動。
張英：有天賦的人，一定會打破常規，沒天賦的人，寫作全靠知識、靠訓練，能達到精準，但沒有刺激和驚喜。
林白：我基本上認同，對人生命力的表現和閱讀時喚起的生命力。光精準還不夠。
張英：很多小說家，紅極一時，語言過不了關。好小說的人物生動，敘事有穿透力，描述的世界，有美術的精準，音樂的節奏回旋。讀你20世紀90年代的系列小說，林白是有天賦的好小說家。
林白：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天賦，只愿意寫下去。內心有很多激蕩，想表現出來。
張英：中國大學擴招，中文系培養的讀者，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提升了很多，也十分專業。
林白：讀者的文化水平、藝術素質在不斷提升，和作家的創作一起成長。一些互聯網的文學網站，豆瓣、微博、微信上的讀者，專業，觀點鮮明，且能自圓其說，評價和結論，都有自己的角度。
張英：龐大的中文系，培養了一群很好的純文學讀者。
林白：這些讀者讀了就會表達，水平很高，隨便看看豆瓣的評論，都講得很好。
張英：現在的文學讀者是互聯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為全球化時代里的數字公民。像你女兒這代，什么都見過，知道你的作品好在哪。但馬林未必知道你的成長時期吃的苦頭，未必知道那個殘酷年代對人的壓迫，那需要親身體驗。
林白：我家馬林復旦大學文學碩士畢業，也知道《北流》很現代。她雖不那么了解小說背后的社會與歷史，但她有現代文學的訓練，熟悉小說創作的藝術性和表達手法，很容易進入、閱讀。她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當編輯，自己也在慢慢嘗試寫小說。
我寫長篇小說，不是非要搞一個新結構，我只想根據題材和主題，在每部小說中有新的嘗試和可能，能向前走幾步。如果還是原來那種單線條，順時針，傳統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我就不想寫小說了。
寫了十部長篇小說
張英：我們現在嘗試把你的十部長篇小說歸納一下。
林白：林白作品系列，除了跨文體的《枕黃記》，一共有十部長篇小說。另有一部中篇小說集、一部短篇小說集、一部游記，一共13部。
自《說吧，房間》開始，我的所有長篇幾乎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玻璃蟲》除外），是素材自己找到了我。《說吧，房間》是因我被解聘了；《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是因木珍來了，她本人就是老天送來的素材；《致一九七五》是因我回北流一趟；《北去來辭》中保姆銀禾和她女兒雨喜的素材也是送上門來的。最新的《北流》就更加是了。有時，天上掉下來的小說，我不想接，但過了幾年還是接了。
剛寫小說時，很不自信，抱著試試看的態度，習作也沒什么個性。寫完《同心愛者不能分手》，似找到了感覺。接著寫出了《子彈穿過蘋果》《大聲哭泣》。
調到北京工作，環境變了，報社特別忙，影響了寫作狀態。《青苔》的大部分章節都是這個階段寫的，語言感覺不怎么好。《瓶中之水》很多人覺得不錯，我覺得不如《回廊之椅》。這之后進入了比較理想的寫作狀態。
張英：《一個人的戰爭》是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文本。你那時的寫作，帶著私人話語的視角，以激烈的反抗姿態逼近當時的社會環境，帶有很多隱喻，十分豐富。
林白：《一個人的戰爭》的寫作過程簡單之極，事先沒有醞釀，在動筆的前一天都不知會寫這部作品。我寫完《瓶中之水》和《回廊之椅》，重新找回了對小說的語言感覺。由于新聞寫作的規范，有段時間我幾乎丟失了文學的語感，我覺得自己正坐在滑梯上，在往下滑。
這兩部中篇小說在《鐘山》發表后，我有了寫長篇小說的想法。于是提筆寫下：“女孩多米猶如一只青澀堅硬的番石榴，結綴在B鎮歲月的枝頭上，穿過我的記憶閃閃發光。”有了開頭，我感到寫起來會十分順利，果然一氣呵成寫完。手稿干凈整潔，除章節的前后順序稍作了調整，語句很少有改動。它像天上掉下來的水滴，圓潤而天然。
有段時間我覺得《一個人的戰爭》太簡單，此時回味，還是很不錯的。我們社會在很長一段時期主要強調的是集體，很少提到個人。這部小說從個人角度出發，在當時引發了一定震動。
我整理舊信件發現不少讀者來信，有人跟我講，《一個人的戰爭》對她們的影響很大。深圳的吳君看了《一個人的戰爭》，促成了她跟一個男生的戀愛。
它是我很重要的一部作品。沒有《一個人的戰爭》，可能就沒有現在的《北流》。
張英：除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中間有對男權和女權的解讀，有對女性自我的確認，有對自我獨立性的價值認可。
林白：這在當時的社會環境里很尖銳，作為作家，在寫這部小說時，藝術感覺要十分敏銳。
《一個人的戰爭》發表在1994年第2期《花城》雜志，同年朋友推薦給了甘肅人民出版社，簽了圖書出版合同。我擔心西北地處偏遠，設計不了我滿意的封面，特意在北京請設計師設計了封面，并用特快專遞寄去。沒想到他們輕易就否定了，代之以看起來會使人產生色情聯想的類似春宮圖作封面。
初版叫《汁液》，比較不堪。面對我的詰問，責編強調說這是一幅由著名攝影家拍攝的著名作品。糟糕的是，書的正文校對粗疏，最嚴重的一頁差錯竟達十多處，我十分氣憤。出版社通過責編做了道歉和解釋，并保證馬上出訂正版，我接受了，但一直沒等到。
圖書上市，大家群起而攻之。很多主流作家都大罵這本書，特別是《中華讀書報》的批評文章一發出來，影響很大，有家出版社已跟我簽了合同都不敢出版了，也沒給我任何經濟賠償。他們給賈平凹《廢都》的責編看，責編說《一個人的戰爭》要刪很多，比《廢都》嚴重。幸好還有王小波、徐坤支持我，仗義執言。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汁液》后，有約六個出版社都拒絕出這本書。1997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林白文集》，居然把《一個人的戰爭》放進去了，社會形勢又好起來了。
張英：《一個人的戰爭》橫空出世時，剛好經濟也在突飛猛進，中國的改革開放處在深化的關鍵時期，思想和文化迎來了大繁榮。
《一個人的戰爭》的主人公大聲吶喊，我不依附任何事物，去掉所有的詞匯，我是我自己的道。小說的結尾，非常有象征意義，能從很多層面解讀。
林白：小說有它的可取之處，不然不會有那么多讀者。而且它還銳利、好看。
張英：從《一個人的戰爭》到《青苔》《說吧，房間》，你怎么看這幾部小說的關系？
林白：《青苔》的寫作早于《一個人的戰爭》，只是沒有機會出版。《一個人的戰爭》出版后它才出版。
1994年發表了《一個人的戰爭》，那時更關注宏大敘事，個人不被重視。但我覺得應該寫自己感受到的，算是開先河，也受到很多攻擊和爭議。
《一個人的戰爭》《守望空心歲月》《說吧，房間》是同一個系列，都寫女性自我的抗爭和尋找。這些小說里，隱蔽的私密經驗，個人的隱痛和撕裂感，個人的身體和心理感受，在當時的氛圍中不那么容易被接納。
張英：在精神處境上，它們還是“一個人的戰爭”。到《說吧，房間》，主人公激烈的反抗，姿態已經很明確。主人公失去了單位的工作，被社會拋棄，回到個體的處境，她怎么看這種失敗的人生。《守望空心歲月》要詩意些，很多喃喃自語。《說吧，房間》完全是內斂的，回到社會現實中，有個很大的壓力，我要活下去。
林白：《說吧，房間》的女主人公被單位解聘，又離婚，失去了一切，到處找工作，到處碰壁。小說里有激動、憤怒。
寫這部小說時，我已被報社解聘，沒有收入，一個月約300塊錢，孩子還那么小。我的生活有了壓力，必須一兩年寫一部長篇。我寫了《玻璃蟲》，寫得最放飛的就是《玻璃蟲》。寫完就空掉了。
張英：你寫《玻璃蟲》，把積攢的所有寫作資源全都用掉了。《枕黃記》雖是過渡，但很重要，它讓你離開了北京，討厭、壓抑的北京。你一路沿黃河走，看到北京以外的世界，看到一百年沒有變化的老百姓的生活狀態。回望自己的遭遇，你的委屈、自怨、憤怒都沒了，你走向了廣闊的天地，從此開啟了嶄新的寫作方向和道路。
林白：我跟李敬澤通電話，他說要去走黃河。我一聽，這么好，問他是怎么回事，他說是這么個事……我說我也要去，一咬牙就決定了。
張英：你勇敢地報了名，參加黃河文化考察，就去了。
林白：策劃活動的出版社和贊助商，給了兩萬塊錢的考察費用，包括路費和吃住，另外贊助一臺筆記本電腦用于旅途寫作，還簽了出版合同，等書寫好了出版。
我過得不太好，工作沒了，要養一個女兒。筆記本電腦價格很貴，哪有錢買。出版社找到冠名的贊助，要求每天寫考察日記，傳回去發表。
這很劃算，能給生命灌注全新的生機。但當錢領到，筆記本電腦拿到手，還有帳篷、睡袋、防潮墊、瑞士軍刀等野外露宿的裝備，拿到就后悔了。
張英：不管怎樣，考察黃河，《枕黃記》的寫作，讓你走出書齋，離開了封閉的環境。
林白：兩萬塊錢和筆記本電腦是根本原因。我特別不會跟人打交道，跟人聊天對我來說很困難。原因很復雜，有小時候的成長環境，包括母語屬于廣東鄉下話，產生了很大的口頭表達障礙。箭在弦上，一咬牙一跺腳就去了。
要沿途采訪，不知道采訪什么，自己沒想法，也沒有提綱。出版社沒任何要求，隨便寫什么都可以，跟黃河有關就行。碰到農村婦女，就問你們家有幾口人，有多少地，平時種什么菜，冬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養多少頭豬，有沒有人出去打工，老人怎么樣，小孩怎么樣，孩子怎么生的，月子怎么坐的，結婚時男方送了你什么。
我在縣城長大，外婆家是農村的，對農村有一定了解。一路上走，一路上看，自己那點痛苦，在慢慢忘記。走到東營村，沒有樹，都是鹽堿地。日子過得不寬裕，很少葷菜。壯年男性，都出門打工謀生去了。一對比，我那點苦悶真不算什么，沖掉了很多堵在心里的塊壘。
張英：《枕黃記》讓你敞開了自己，接下來，你和木珍一聊，又有三本書出來。《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北去來辭》都跟木珍有關系，都跟你在外面行走看到的風和雨有關系。你把2003年的《萬物花開》看作轉折之作，為什么？
林白：從《一個人的戰爭》到《玻璃蟲》再到《萬物花開》，我不是在蓄意創新、轉型。《萬物花開》是素材自己走向我。
由這部作品開始，我的寫作向外敞開了。我寫《萬物花開》是想滿足自己，到達一個從未去過的地方，變成一個從未見過的人……我原先小說中的女人消失了，她們曾經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優雅、魅惑，但現在她們不見了。
在《萬物花開》里，我虛構了叫王榨的鄉村，虛構了腦子里長了5顆瘤的少年大頭，講述他眼里叫王榨的鄉村的原生態生活景象，貧窮，怪誕，又充滿勃勃生機。
小說的契機，來自親戚木珍，從農村老家到北京我家幫忙做家務。之前，她天天打麻將，不做飯也不正常吃飯，再打下去要出問題了。她要戒麻將，所以主動到北京來。這是一個文學人物，極其生動，整天興高采烈的。
木珍不忙時，我就跟她聊天，越聊越有趣。我問一點，她就說一大堆故事。她說有個“大頭”，腦子長8個瘤子，活不長了，整天在村里閑逛。我就把他作為小說原型，直接用了“大頭”這個外號，但把8個瘤子減為5個瘤子。人物和素材均有來源，只有故事是我設置的，是虛構的。
無論是大頭還是木珍，他們所經歷的鄉村現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商業社會轉型中矛盾與沖突的表現，也包含了對古老鄉村文化及傳統道德倫理秩序的解構。在叫王榨的鄉村，人們原始本能地生活著，無所謂善惡，無所謂過去和未來，有種醉生夢死，及時行樂的作派。生命最后終是悲劇，生命力需要釋放，需要狂歡。
我以第一人稱湖北農村小孩來寫，看的人會以為是真實經歷，其實是虛構的。《萬物花開》描寫語言中的鄉村，帶有狂歡色彩，甚至帶有烏托邦色彩，有點封閉，不是一個真實的鄉村。
《萬物花開》是明亮色調下的農村民間風俗畫。有種反常的生機，有很多暴力，但不是表現痛感，彰顯出向上的生命狀態，似要生長出來，爆發出來。讀者通過語言能感受到另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不在于是不是鄉村現實，有多少控訴。寫它，更多靠直覺。
張英：生活逼著你一部部寫，命運也選擇了你。你沒別的招，就“寫作”的命。
林白：到武漢后，就不能算生活逼著我寫了。表面上武漢文學院有任務、年終有總結，但院長鄧一光常跟我說，你一點不寫也沒關系。是我自己想寫。
這條路，是老天爺為我選的。人到中年，竟還能干這么浪漫的事。后來才發現，走黃河，對我太重要了。我慢慢打開了自己，跟社會上的人能聊天了。因此，木珍來了，我才能跟她聊，我的寫作才能有民間和社會底層的大量元素。和她聊天，我寫了長篇小說《萬物花開》。
《萬物花開》后，又衍生出副產品《婦女閑聊錄》，接著就找到工作，調到了武漢文聯。
我剛到武漢，覺得應有些成績。正好《婦女閑聊錄》已完成一半，就寫成一本書了。沒想到，這本書反響十分好，很多人寫評論，很多媒體報道，難得都是表揚和肯定，沒有批評。
寫作如在黑暗里行走，有人叫好，相當于有人給你點亮一盞燈，很愉快。
張英：《萬物花開》是文學性的表達。你長期致力于純文學的寫作，那個“我”不敢跳出來“破”。《婦女閑聊錄》中，一位農村女人，在社會上飄蕩，到處賣力氣干家政、打零工。看起來不優雅、不美麗的底層女人，她的口述史，結實、有力量，完全靠生命的元氣、樂觀的生活態度，來刺激文化人和學院的知識分子。
評論界、作家圈，全是知識分子敘事，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底層隔得太遠。陳思和、張新穎……那么多評論家，都被它刺激，寫下了評論。
林白：我知道它有價值，但沒想到價值那么大。對我來說，赤裸裸的、非常粗糙、原生、真實的充沛生命，照頭照腦地就潑下來了。
農村真正的面貌，可以從《婦女閑聊錄》中看到。有些小說寫的也是農村，但是20世紀50、60、70年代的農村，如今的農村非常不一樣了。
木珍的談話，是真實記錄下來的，它們粗糙、拖沓、重復、單調，也生動、樸素、眉飛色舞，是人的聲音和神的聲音的交織。原生素材已足夠精彩，我整理、加工，也極花精力。成書的文字，跟口語的講述還是不一樣。這個句式怎樣，前后節奏怎樣，什么時候短句，什么時候長句，怎樣才有現場感？我把它變成了現在這個文本，換個人記她的對話，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
張英：如此有價值的文本，形式、語言都已經不重要。為什么？這是生命，熱騰騰的生活，你來不及想、來不及評價、來不及說好，酸甜苦辣就全涌上來了。
林白：寫《婦女閑聊錄》，還是有文本結構的。我正好在看日本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我就按《枕草子》分段，分卷一卷二。別的都是原生的。你說它有一個“破”的沖擊力，說得太好了。
張英：從這部作品起，你就具有大破大立的氣勢了。林白從此離開家，離開市區和宅女生活，走向廣場，走向社會，走向山川。它代表你寫作的轉折點。
林白：是的，一個膽小的單身女人，生活在北京。雖早年在農村呆過，也有心理準備，但出門時還是懷有恐懼、不適和茫然。一路都有朋友陪我，從濮陽到范縣，是畫家陳魚陪我；在山西和陜西，楊志廣陪我。沒朋友陪我根本不行，人家接待你，你得跟人家喝酒，我不會啊。我是極其收縮自我的女性。到青海，有青海女詩人肖黛陪我。
張英：小說《致一九七五》讓人意外，你怎么會寫這個題材？
林白：從北京回家，就有了靈感。年歲漸長，人與事滄海桑田，有意無意的造訪，刺激著我，轉變成了寫作的素材。
《致一九七五》是以“革命時代”為背景寫的小說。后來為寫《北流》，我又回了一次廣西，用了《致一九七五》里的部分素材。
張英：能看出它們的聯系。
林白：能完成《致一九七五》，一是返鄉，二是去了武漢，還是得寫。雖然文學院長鄧一光對我說，你不要看成任務，不要有壓力，想寫就寫，不寫也沒關系。但武漢給我發工資，還是要寫，而且也有靈感。
1975年是特別的年份。那年我離開學校，下鄉當知青，生命從此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小說采用彌漫性的寫法，我稱為“洇開”，點和線向四面八方洇開，通過不同的視點和語言風格呈現斑駁感。小說貌似寫實，像回憶錄又不是回憶錄。記憶是過去，過去是永恒，你再回不去了。不管我寫不寫，有沒有意識到，它都是永恒的。
張英：尤鳳偉有部長篇小說叫《一九五七》，寫20世紀知識分子的勞動改造。
林白：他寫的是《中國一九五七》，我寫的是一九七五。他寫右派，我寫插隊，不是一碼事。
這部小說的寫作，持續了很多年。1998年，我回到廣西北流，給了我不少觸發，便開始動筆，寫了大概十幾萬字，最終沒完成，只好放下。2005年，我再次回北流。在南寧到北流的高速公路上，天空飄起了小雨，兩邊的紅色泥土越來越鮮艷，農田、房屋、水塘在雨中飄動。和1998年一樣，忘記已久的感覺瞬間復活了。我回來后又撿起之前的草稿繼續寫。
小說內容既不是女性內心世界的自言自語，也不是現實生活的原生形態，它是一種記憶敘述，“只有經過回憶才能使生活獲得靈魂……沒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過。”這幾句話印在《致一九七五》的封底。以個人的記憶書寫已逝的青春，片段和細節閃現，畫面和狂想交錯。
1975年的故鄉，1998年回去，2005年再次回去，故鄉三個時間段里的人和事，構成了小說敘述的主體。小說寫得很自由，信手拈來，極具跳躍感。記憶突然被拉回眼前，人物的曲折命運在瞬間被放大。與其說這部小說是寫人，不如說是寫時光。尤其是上部，就叫《時光》。人和事飄浮在時光中，它不是線性的時間故事。
小說主人公李飄揚身上有80％是我自己的影子；另一個寥寥幾筆的小人物翟青青，無論是北漂的經歷，還是個人的風格，全部都是我自己。
張英：你是好人。鄧一光越這么說，你越心生歉意，不愿虧欠任何人。
林白：我有那種心結。說來也奇怪，我每寫一部長篇，都以為是最后一部。我以為《一個人的戰爭》是最后一部，沒想到是第一部。《說吧，房間》以為是最后一部，《玻璃蟲》也以為是最后一部。最后，一部部長篇小說，不斷冒出來，到現在，寫了十部長篇小說。
張英：你被命運逼著，通過寫作，一步步走到現在，絕處逢生。
林白：每次人生的轉折點，我都覺得天快塌了，在關鍵處，都是寫作拯救了我。我寫作沒有規劃，一部部作品，自己就冒出來了。
張英：方方沒把寫作當成唯一出口。她有很多出口，不像你，只有寫作一條道。
林白：她從小生活比我優越。我在武漢分得房子，我說一定要安裝實木地板，因為我從沒住過。方方一聽很感慨，她家從小就是實木地板。她爸爸是高級知識分子，哥哥是大學教授。
我在廣西邊陲小縣城，都沒見過實木地板。小時候，住公路旁的土坯房，地都是黃泥地，那是醫院的宿舍。直到讀完高中，去農村插隊，才離開。讀大學時，我們家搬到了新宿舍，才住上地面鋪了青磚的屋子。
我在這種環境中成長，三歲喪父，媽媽一個人工資很低，要養我和弟弟，再婚了。有段時間，我懷疑媽媽要遺棄我們。她本意不是，但再婚對我傷害很深。
張英：你只會寫作這一件事情。
林白：沒錯，凡是碰到絕路，就想可以寫小說。上大學成績不好，就想可以寫小說；到廣西圖書館，大家業余都去上英語班，我不上，我想我要寫小說；在中國文化報下崗了，我想，我還可以寫小說。碰到任何困難，我都是這個念頭，我還可以寫作。
張英：你在《說吧，房間》的后記中寫道：“無論女性生活的變與不變，那些生命中的焦慮、惶恐、疼痛、碎裂等，都需要文學，而文學也需要它們。”這些語句至今還打動我。
林白：《說吧，房間》是情緒比較激烈的文本。我失業在家，感覺被社會拋棄了，經過天翻地覆的掙扎后寫下了這部小說。它描述了職業女性的生存狀態，是我作品里女性意識最強的長篇小說。
張英：這么多年過去了，女性的就業機會和生存處境，和你所處時代相比，有區別和變化嗎？
林白：女性的生存境況并沒更好，似乎更難了。以前國家分配工作，單位沒法拒絕，現在要自己找工作，完全是市場經濟的雙向選擇，很多單位性別歧視，不愿招女性。
如今經濟形勢不那么好，又遇上人口危機，開放了二胎、三胎。女性找工作不易，得靠上班謀生，回家還要做家務，還要懷孕生產哺乳，兼顧工作和家庭，處境太難了。
張英：《北去來辭》從動筆到完成到出版的過程中變化很大。
林白：2007年，寫完《致一九七五》，我以為再不會寫太長的作品了。但過了兩年，按捺不住，又動筆寫起小說《銀禾簡史》，銀禾就是木珍。
一年后，初稿寫成，16萬字。因有機會去埃及，我扔下這部長篇就去玩了。后來修改時，海紅這個名字即刻從虛空中咚的一下掉在了我面前，仿佛是我早已熟悉的一塊石頭。我興奮起來，全身心撲到初稿上，打算推倒重來。
在我的寫作經驗中，興奮是第一要素。回國時，坐了幾趟飛機，真怕從天上掉下來。在隨身的包里，我放著紙質筆記本和筆，以便把紛沓而至的念頭記下。
這部長篇把我越來越緊地箍在了它身上。這是一次有難度的寫作，這么多的人物，如此深情地來到我的筆下，我從沒這樣地感到自身和人物的局限。我對海紅的興趣，漸漸超過了銀禾，她的失眠、漂浮、糾結、迷亂，她的神經質和自我審視，她的日漸凋謝以及自我更新的祈愿……一次次逼近我。我不停地倒騰她的前世今生，以至交稿的時間，一再延宕。
寫完《銀禾簡史》，剛好鄧一光在北京，他是圖書編輯隋麗君的作者，隋麗君是非常好的編輯。鄧一光到北京后，隋麗君就把高葉梅、我、鄧一光、張潔作為了她團結的作者。我跟高葉梅說，我把這書給隋大姐得了。高葉梅一聽很贊同，我就給了隋大姐看。
書中的女一號海紅，其實這名字起得不夠好，但我覺得這樣才對。要起特別好的名字，那是不對的，她是從小鎮走出來的人。
隋大姐作為責編，高葉梅也幫著看了，她們認為我應加強家庭方面的內容，我反復加，銀禾跟一個家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就變成了并列雙線敘事。我只想寫十多萬字，最后變成了四十多萬字。把一部小說寫得豐厚些是值得的。
在《十月》雜志發表時，我刪掉了十幾萬字。出書時，書名也從在《十月》雜志發表時的《北往》變成了《北去來辭》。
張英：你有還原藝術現實的能力。馬爾克斯在回顧當年拉美文學爆炸時說，難道寫小說的不是手藝人嗎！他除了有驚人的想象力、用詞準確外，還有強大的還原現實的能力，能把人物寫得栩栩如生，哪怕故事是虛構的，也能讓讀者相信他描述的現實。
林白：我不是事先有設計或標高。我的小說讓人覺得真實，除使用我本人的自傳性素材，還因我使用了一種回憶性語調。這需要靠漫長的寫作，一點點成長。
《北去來辭》中的主人公海紅，是我，也不是我。在小說創作中，我使用了自己的一些素材，但主人公海紅和我是有距離的，無論從敘述角度、人物，包括海紅的經歷，都不是自傳性的。在創作過程中，史鐵生去世，我讀到一些懷念文章，有些話給我印象很深，如，寫作歸根結底是要解決自身的問題等。
這部小說寫了三年，也是養自己的過程。我像一棵樹，長在這部長篇小說里，長得慢，但根是根，干是干，葉是葉，在我的寫作中，算得上枝繁葉茂了。
張英：你小說中的關鍵詞“真實與虛構”，雖相互矛盾，但在發生碰撞后，能讓小說形成獨特的張力和藝術特點。在你的寫作中，作者的自傳性與虛構的融合、沖突比較多。很多時候，我會不由自主把作者和作品里的主人公，反復進行比較。你怎么看這兩者的關系？
林白：這個效果，跟敘述的語調關系極大。有時明明是假的，但通過語調你可以把它變成真的，哪怕沒有細節。
《北流》的虛構成分蠻大，“姨婆與世界革命”“美，而短”，這都是我設計的，包括陳地理……我之前的虛構沒這么多。有關我個人的痕跡當然也很多，但純虛構的同樣也很多。
而“小五的生活與時代”中有關“樹上”的敘述，是因我媽的老同事叫李星，是北流縣醫院的護士長。她民國時就在北流縣醫院工作，她寫了一篇文章，講1958年前北流的大樹，我才知道北流曾有這么多大樹。然后，我就想，小說里的人物，小五，從這棵樹到那棵樹，從樹上走到學校，在1958年后就沒了，這跟《樹上的男爵》有共同之處。這不是中國的現實嗎？大煉鋼鐵，樹都被砍掉了。
張英：在中國的傳統文化里，山、土地、樹木，還有動物，都有自己的神話故事。
林白：它們都有自己的神。春節家里的窗戶上要貼“太公在此”，將這些民間的傳統和信仰寫進去，小說會更豐饒。我對樹木有種特殊的感情，在北京，東四十條旁的大柳樹要砍掉了，我非常不舍，特別難過。
后來到全國各地開筆會，看到有大樹，我肯定要伸手去摸一摸。《北流》中的陳地理講對花的崇拜、樹的崇拜，我有寫，就是不夠立場鮮明。
看一部片子，知道植物也有本體感受力，把光照和重力因素排除后，植物會憑本體感受力向上生長。
張英：在不同的作品里，你會不斷借鑒和反復引用。不同文本的互文寫作，讓你的小說有了更多豐富又不同的聲音。
林白：《北流》與之前的一些作品存有互文關系，在圖書館學分類編目里叫“互見”。重復，是一種節奏，如交響曲和協奏曲，它的主要旋律反復出現。一個主題用不同樂器表演旋律，反反復復起起伏伏，能打動人。
有時，重復是必要的，一些素材的能量，在一部作品中沒揮發完，我就讓它在另一部作品中出現。而有時，是我在寫一部長篇，朋友逼我寫短篇，只好從長篇里裁一段來發表，這我不認為是重復。
張英：寫歷史或家族故事，很多作家會借用歷史的力量，引用史料和地方志。但一不小心，作家的思想和寫作就會被歷史的慣性壓倒。最后所寫小說變成類似面貌，失去了個性。
林白：已有很多歷史敘事的作品，這不會影響我，我沒有野心，要去還原時代、社會和大歷史。我從未想過要為時代發聲，我不是集體性寫作，一直是個人的角度。當然，人就在時代與歷史中，我也置身其中。
張英：你在寫作中參考北流縣志，我就很擔心，因為很多作家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林白：作家寫小說，要得法，注重文體，還得有合適的語言、真實的細節，要不然寫不好。我小說里的很多細節，是時間的饋贈，都來自于現實。
虛構背后的人物和故事，細節和場景，都有現實支撐，否則我寫不出來，或會不夠自然。這么寫，我才能夠生發，這是我的天性。
女性主義寫作和女性困境
張英：真正在文學領域，用小說這種豐富的藝術手段完成女性獨立意識自我構建的，是你和陳染。你怎么看待20世紀90年代的社會氛圍和女性處境，以及你后來寫的一系列小說？
林白：長篇處女作《一個人的戰爭》于1993年4月動筆，寫了5個月，1993年9月底完成。
這部小說寫了很多我個人的遭遇，也能感受到當時社會氛圍對女性的壓抑……我不為表現兩性差距而寫作，也不為表現對男性社會的反抗而寫作。準確地說，我不為某種主義寫作。我從女性個體生命、心靈出發，寫對世界的感受，尋找與世界的對話。
女性是人類的另一極，作為生物意義的人，性別差異就是一切，但人——作為社會的人，個體差異要遠遠大于性別差異。
女性的生存與發展，有賴于兩性觀念的更新、社會的進步及女性自身素質的提高。在未來社會，我希望看到兩性對立逐漸減弱，兩性和諧成為可能。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希望個人的自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
張英：1995年9月，中國承辦了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女性地位和女性困境成為熱點，被全社會關注。
林白：我不是因為女性成為熱點后才寫的，是我正好在那時寫了小說，并獲得很大關注。是這種因果關系。
張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王蒙主編的叢書，收入22位女作家，一人一本。
林白：王蒙主編并出版的“紅罌粟”女作家叢書，和世界婦女大會的召開，都在1995年。《一個人的戰爭》在1994年發表，它暗合了時代，不是時代給了我信號而去寫，我沒如此敏銳。
從私密經驗走向更廣闊的世界經驗，是內心和生命的需要。作家應在豐富的社會經驗中保留發現的眼光和對個體經驗的感受方式，以避免被集體化的語言同化。
張英：你怎么看女性、女性主義、女權這三個詞語？
林白：我20世紀80年代買過波伏娃的《第二性》，但沒有讀。不過不讀不一定就沒受到影響，女性主義是有時代氛圍的。
討論這三個關鍵詞的區別和內涵，真的太學術，我哪敢做合適的概念性描述。這種描述和理論分析，對我來說是困難的。
至于女性主義，凡是你覺得要為弱勢的女性做點什么，或說點什么，應該算女性主義吧。這是非常不嚴謹的描述。女權也許意味著更強的政治訴求。
張英：伊蕾詩歌里的句子：“她自言自語，沒有聲音/她肌肉健美，沒有熱氣/她是立體，又是平面/她給你什么你也無法接受/她不能屬于任何人/——她就是鏡子中的我/……/你不來與我同居。”
這首詩歌描述了一個單身女子，她沒有像其他人一樣結婚，也沒有生孩子，還打扮那么漂亮妖嬈。她受到了敵視，來自身邊的社會圈子，父母、居委會大媽、單位。
林白：結婚、生孩子這種所謂女性天職的壓迫，現在好像更嚴重。我那時沒這么明顯，但單身會有很大壓力。我母親特別擔心我單身又沒孩子，她跟我發小呂覺悟的原型哭訴。
張英：你感受到的女性處境，比如在單位是什么樣子？
林白：工作上還好，中國文化報都是女記者厲害。女記者女編輯挺多，也挺能干。它是文化部下屬的文化單位，又在北京。
在廣西老家，在小縣城就不一樣。在北流，所有人都談論你。小縣城是熟人社會，知道你沒結婚，家庭、父母、親戚都覺得丟人。
我在《北流》寫過的原型，婦聯主任的女兒要跟社會層級比她低的人結婚，她竟要把女兒殺了。我聽說后非常驚訝，還有這樣的婦聯干部，還有這種思想觀念，她完全被強大的男權意識同化了。
張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漫長的時期里，女性的地位從沒變化過。
林白：說到女性解放、男女平權，想起我認識的一個縣城女性，她沒結婚，自己買了房子。縣里沒結婚的女性，在她那互相取暖。她四十多歲得癌癥死了。
我小說中春河的原型，在幾年前去世了，也沒結婚，長得很漂亮。她在銀行工作，要完成存款業務指標，有人告訴她，得跟業務對象睡覺。春河不愿干這事，從銀行出來了。在一個公司當會計，人家要她做假賬，她又不干了。你說，這有多悲慘！
單身女性在縣城很慘，很自我的人會活得不易。我同學事業很成功，找了情人，生了個孩子，孩子還由婆婆帶。她很自我，這種人太少。
張英：她解決了最大的壓力——經濟壓力。
林白：她是企業家，倒貼給丈夫搞根雕。她丈夫喜歡園林、根雕。她把情人養在另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她丈夫、婆婆也知道。經濟是基礎，在縣里，因為物質富裕，帶來了獨立和自由，她少了普通人的麻煩。經濟讓她有信心和安全感，微信里她上傳的照片，生機勃勃容光煥發。
張英：你們那代人青春時，在女性自我發現和自我價值確認上，在社會層面與精神層面的反思上，在思想和價值觀的抗爭上最激烈。從你們那代后，整個社會一下子就進入到消費社會，商品價值和消費觀消解了女性思想和價值層面的抗爭，這些變化，也體現在文學創作中。
林白：進入商業社會后，女性被物質化的趨勢很明顯。抖音、微信等平臺的視頻都有展現，很多。男人去工作打拼，把錢交給女人，女人在家照顧老人和小孩、做家務是應該的；男人負責掙錢養家，女人負責貌美如花，還要和小三小四競爭。這么多年過去了，怎么就沒改變，值得思考。相比政治和封建思想對女性的禁錮和壓制，經濟和消費對女性解放、女性獨立的負面影響更大。
張英：之前在男女關系，比如性愛里，女性的需求和欲望被壓抑。現在的男女間，男方也得說說情話，得討好對方，給她驚喜，甚至做愛完了，要摟著她說說話。二十年前，完全是單向需求。
林白：我們的時代，即使知識階層的男性，也性蒙昧。他不知道性是雙方的，是互相愉悅的。他只知要獲得愉悅，女性給我提供愉悅。他不知女性作為主體同樣需要愉悅。
張英：這些觀念的進步，體現在文學上，如池莉的小說《有了快感你就喊》，余秀華的詩歌《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
林白：余秀華非常天才，但她身上的勇敢和強悍也很重要。在西方，女性有法律來保障，你敢性騷擾，就讓你身敗名裂，使得所有大學的男教授不敢和女學生談戀愛。這方面我們也應反思。
張英：在思想和精神的維度上，在寫作上，目前女性文學發展到了什么程度？比起你那個時代，它有進步嗎？
林白：我沒資格來談。女性文學比較廣闊，我不知是否算進步。關于女性主義這個話題，我沒有判斷。
張英：在《一個人的戰爭》后，有一個變化，你小說的男性形象，不再像早期那么面目可憎了，男性人物的刻畫和描寫，形象越來越好。澎湃新聞羅昕采訪問，這是否是歲月帶來的和解，你突然意識到：“我之前好像很少寫那么多男性啊。”
林白：視野比之前開闊，對人的認識擴大了。榮格說，人都是雌雄同體的。年輕時，只記得表面性別，忘記了更深處是雌雄一體。有時完全忘記了自己的性別，比如大學時代，就不太在意自己是女性。1980年代初，我和《廣西文學》張辛、廣西大學許敏歧去梧州參加詩歌創作座談會，我們一起坐船從南寧去梧州。那時的船是大通鋪，我們三人的鋪位連在一起睡了一夜，完全沒覺得有不妥。很多時候，我處于混沌狀態。
人生經歷和寫作
張英：你是個強大的人，跟杜拉斯一樣。讀到你的經歷和感受才知道，人生經歷決定性格。你的細膩和敏感，對文字和語言的影響，源頭在這。
林白：這是我的本質，敏感、對社會的恐懼，都與人生經歷有關。我有社恐，現在好多了……與外界打交道，會害怕、焦急，怕和陌生人說話。嚴重時，打電話都怕，手心會出汗。到互聯網時代，有微信，用文字交流就好些。處理很多工作和生活里的事，并不非要見面和寒暄。我現在有進步，敢發語音了。
張英：這是為什么林白能成為作家的密碼。社恐、敏感的人，只能開掘內心，往內心走，表達想象力。寫作讓你的緊張，通過想象和表達重建了自己的世界。你成為了一個好作家。我很好奇你的插隊經歷。
林白：特殊年代，統一跟隨國家號召，城鎮戶口都得插隊。
我畢業于縣城高中，上不了大學，只有兩條路，去林場叫上山，到生產隊叫下鄉。上一屆同學有人去大容山林場當林業工人，好像還有工資領。我們那屆沒有上山的，統統下鄉了。
張英：上山比下鄉好，有工資。
林白：物質待遇是好，但據說以后不能享受招工政策了，因為已經是工人。我愿意下鄉，有指望。
張英：下鄉沒有工資，只有工分，工分折算成錢。
林白：先把每天的勞動計成工分，年底再把工分折算成錢發放。1973年后，知青第一年有補助，第二年可靠工分生活。生產隊賬上沒有錢，我們在地里干活，完全沒有收入。
張英：從縣城到下面插隊的知青，不會吃太多苦吧，都是家鄉人，周末是不是可以回家？
林白：苦照常吃。知青到農村插隊，辛苦的勞動都是相同的。一年四季，種地干活，風吹雨淋，日曬風霜。我干過的活很多，普通的插秧割稻子不算，修水利，耕地，耙地，上山砍樹枝燒窯，蓋房子脫坯，晚上打谷子，等等。
地理的距離確實近些，一個縣的地域不會有多大，回家容易點。我從插隊的村莊，騎自行車回縣城的家，大概兩個半小時。有時想回去，收工后天已黑，騎車就回去了。但也不能常回家，要看情況，農忙時就不行，逃避干活是極嚴重的問題，會永無出頭之日。得強迫自己，只有《北流》里寫到的潘小銀，才有這種力量逃避干活。她找武術師父教她武功，帶隊干部對她也沒辦法。她不需要你給她出路，她自己給自己找出路。
張英：你上武漢大學，是屬于工農兵推薦上的大學還是恢復高考上的大學？
林白：我是國家恢復高考后，第一批靠考試上大學的大學生，是最牛的一批。積壓了十來年的人才，都在這一年參加的高考。
那年高考，我成績全縣第一，文科第一名。第二年，我們縣有個文科考第一名，上了北京大學。
張英：你可以不讀大學，你已在廣西電影制片廠找到了工作。
林白：1977年我19歲，廣西電影制片廠的人事干部來調我，見了我和我父母，讓我寫一份自傳，后又來了一次，調我去的條件是不能考大學。第三次人事干部來政審，到了公社，公社不給蓋章。知青帶隊干部很反對，有流言說我被拐賣了。人家不是騙子，是吳導演推薦我去當編劇。先學習，當不了編劇當編輯。我在《一個人的戰爭》里寫過。
廣西電影制片廠沒去成，也因我1977年在《廣西文藝》發表了四首詩，其中有一首是抄襲，這是個污點。刊發前《廣西文藝》也有顧慮，不相信我能寫詩，沒聽說過。他們專門把我請去，是1977年4月，當面寫詩給他們看。一首寫的聞一多，還有一首寫的曇花。他們認為我是會寫詩的，但發表的四首中有一首是抄的。那時自己認識不到嚴重性，不叫抄，叫參考，面談時沒有講。
幸運的是，武漢大學招生組的老師來招生，看到表上的政審，他們工作很細致，特意到《廣西文藝》編輯部去了解情況。《廣西文藝》的編輯也很好，把我的情況說了下，認為這個人很有才華，到編輯部來改稿，當場寫了詩。就這樣，我被順利錄取到第一志愿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了。假如招生組老師沒去《廣西文藝》了解情況，假如《廣西文藝》編輯說了對我不利的話，我肯定就上不成武漢大學了，那么可能就是另外的人生道路了。
我一直特別幸運，我們班63個同學，只有4人考上大學。其他同學能到縣百貨公司當營業員就很不錯了。到工廠的，90年代就下崗了，日子很艱難。
張英：武漢大學畢業后，你分到了電影制片廠還是圖書館？
林白：在圖書館和電影制片廠各工作了四年。我大學畢業分到廣西圖書館。后來有新機遇，陳敦德在廣西電影制片廠，他要招兵買馬，摩拳擦掌，想大干一番事業。他也熱愛寫作，要找一批活躍的文學青年。
巧就巧在，陳敦德跟廣西電影制片廠的副廠長都找了我。陳敦德希望我去，副廠長的夫人在廣西圖書館，她也找了我。電影制片廠不同的人都要我去。別的競爭者沒有大學文憑，只有我有武漢大學的文憑，我又有創作成績，就去了廣西電影制片廠。
張英：那會廣西電影制片廠好像不錯，發展勢頭很好，張藝謀的工作關系也在那。
林白：張藝謀和張軍釗在那，張軍釗拍了電影《一個與八個》。張藝謀是畢業后分配到廣西電影制片廠。他工作關系在廣西，一直到退休。
張英：你對武漢感情很深，讀武漢大學，后工作關系也調到了武漢。
林白：我跟武漢太有緣分了。在武漢讀大學生活了四年，在武漢文聯待了十來年。直到現在，武漢市文聯還很關照我。
我不是很熟悉武漢。大學四年都是在校園度過，漢口去過一兩次，有次是去看畫展。去過武昌水果湖洪山禮堂一兩次。我不會講武漢話，能聽。
我2004年到武漢市文聯武漢文學院，先在武昌徐東路租房子住，活動范圍就是附近兩三條街。2005年在漢口發展大道荷花苑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住得少，主要住在北京。一直不適應武漢的氣候，冬天沒有暖氣，太冷了。有年冬天在武漢開會，散會后在家呆了半小時，渾身上下凍透了。夏天又太熱。
武漢對我很好，是把我“托著”的一個城市。我多次想當北京市作協的專業作家，都沒成功，只變成了簽約作家。后來我到了武漢市文聯，想調回來，根本不可能，我沒得國家獎。我在武漢退休，人住北京，看病不方便。假如有機遇，去廣東當專業作家是比較理想的。畢竟我在粵語地區長大，生活習慣、氣候都能適應。
《北去來辭》獲得老舍文學獎，稍有了一定程度的認可。我在主流文壇不太被認可，但學院批評家一直認可，兩個體系。
張英：從世俗上講，你不被主流承認，但從藝術性講，你比很多拿官方文學獎的作家要好太多。歷史已證明，未來會繼續證明這點。
林白：我更多在追求文學藝術價值，主流文學……文學獎對作家個人生存有一定影響。
張英：沒想到，新冠疫情激發了你，你又寫詩了。
林白：我是震驚的，幾位認識的因新冠疫情離開了人世。有位寫詩的朋友，他哥哥不久前還為《北流》寫了評論，今年元旦那天他就沒了。
1987年后，我就沒太寫詩了，主要寫小說。寫詩和寫小說不一樣。寫詩更具神秘性，需更強烈的情感激蕩來啟動。能恢復詩歌寫作是我沒預料到的。
對我，這算得上是一次“炸裂式”寫作，在六十多歲突襲而至。寫詩的靈感，完全是新冠病毒引燃，不得不寫。從2020年到現在，寫了300多首詩歌。不僅數量多速度也快，這段前所未有的經歷，字數超過我此前全部詩作的總和。
新冠疫情期間，我在北京家里，一直關注武漢。每天聽到種種消息，情緒翻滾，溢到筆尖。從2月7日寫下第一首詩《二月，所有的墨水不夠用來痛哭》。我以為是一次性表達，第二天早上六七點起來打坐，幾十分鐘后，詩句又自然涌出。我把詩歌發給《收獲》雜志，那段時間雜志的公眾號剛好也在推送詩歌。推出來后，我就轉給了一些朋友看。結果一半的人表示反對我寫詩，這倒刺激了我。
第三首詩是《記錄吧，你》：“二月的舌頭已生銹/再不開口就來不及/記錄吧，你/把詩忘掉。”寫完這首詩，進入了詩歌創作的高潮期，寫詩變得更自然。
張英：專門有人給你寄了筆記本，讓你在上面寫詩。
林白：我武漢的同學，給我寄來Paperblanks（愛爾蘭古典筆記本品牌）的本子，讓我寫詩。她說，Paperblanks號稱自己的本子可以存放200年，想象在2220年，人們發現時，會像讀歷史一樣讀詩稿。
我寫了四十多首跟疫情密切相關的詩，后面就徹底放開了，題材五花八門，什么都可以寫。我的外婆，作家略薩，去外地旅行，什么都寫，連書桌上擺放多日的蘋果，都能觸動我寫它。
寫《蘋果》這首詩的那天早上，我覺得沒什么可寫的。見蘋果擺在桌上，已陪我好多天。沒想到，寫得很順利。第一句，“書桌上的蘋果是最后一只”，便一句接一句跟著來了，非常暢快。寫完后知道這是一首好詩，有種狂喜感、暈眩感，這在小說中從未有過。我想，以后別寫小說了，就寫詩。
蘋果
書桌上的蘋果是最后一只
我從未與一只蘋果如此廝守過
從一月底到二月
再到三月二十日。
稀薄的芬芳安撫了我
某種縮塌我也完全明白
在時遠時近的距離中
你斑斕的拳頭張開
我就會看見詩——
那棕色的核。
我心無旁騖奔赴你的顏色
嫩黃、姜黃與橘黃
你的汁液包藏萬物
而我激烈地越過自身。
我超現實地想到了塞尚
他的蘋果與果盤
那些色彩的響度
與暗啞的答言
我不可避免地想到
里爾克關于塞尚的通信
你的內部已震動，
兀自升騰又跌落，
要極其切近事實是何等不易。
張英：在什么情況下，你會想寫詩？
林白：寫詩能提升人的精神層次，極大激發精神能量。我習慣在家呆著，讀書寫作。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會每天上午寫詩，必須在筆記本上手寫，才能寫得出來。寫一首詩，快的幾分鐘，慢的半小時。寫完一首詩，直接在本子上修改。改完后做做家務，打打太極，午飯后小睡一會，再看看書。時間也過得很快。
長江文藝出版社微信矩陣
圖文編輯 胡冰倩
責任編輯 吳蒙蒙
審 核 陽繼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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