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安先生辭世之際，有遺囑“書籍可托陳(寅恪)、吳(宓)二先生處理”，據現居臺北的姑婆王東明(曾祖長女)回憶，1928年家眷南歸海寧，藏書之大宗經清華國學院同事陳寅恪、吳宓、趙元任諸先生商議，讓售北平北海圖書館，館方給價五千元。同年《北海圖書館月刊》二卷三、四號載館訊說“海寧王先生之歿，為學術界重大損失，其藏書雖不多，但生平遇有善本，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間有發明，則別作識語，此項手批手校之書，共有一百九十馀種，約七百馀冊，本館為保存先哲手澤起見，特全部購入，以垂久遠”。批校本既為靜安先生一生精力所傾注，其學術價值自然為藏書中之白眉。治專門之學者如顧廷龍先生等均曾擇要過錄。可惜經整理刊行者僅《水經注校》等寥寥數種。趙萬里先生整理遺書，檢出歷年手校手批各書凡一百五十五種，草成《王觀堂先生校本批本書目》，1927年10月發表于《國學月報》第28卷第10期。稍后又檢出三十多種，都一百九十二種，編為《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刊于次年出版的《國學論叢》一卷三號。抗戰時期部分北平圖書館善本遷運美國，其中也有靜安先生批校之本(如明正德十年蘇州刊本《大唐六典》三十卷，乃宣統庚戌得于京師，《庚辛之間讀書記》列為首篇者，從最末的題跋可知直迄民國十年仍以殘宋本再校)，后來寄存臺北“中央圖書館”，又轉入臺北故宮博物院。1967年王德毅先生在臺北著成《王國維年譜》，以趙編為藍本，附錄《王觀堂先生校勘書目》一百八十四種。北京圖書館善本組曾輯錄七十種，刊載于1981年《文獻》第3、4期。時下文獻信息遠較數十年前富足，可補苴的品種為數不少。如趙先生附記說“先生于詞曲各書，亦多有校勘。如《元曲選》則校以《雍熙樂府》，《樂章集》則校以宋槧，因原書早歸上虞羅氏，今多不知流歸何氏，未見原書，故未收入，至為憾也”。附記所指涉的，大致就是《靜安藏書目》著錄的詞曲書。趙撰《王靜安先生年譜》丙辰年(1916)四十歲條下“羅(振玉)先生又貽以復本書若干種，先生亦所藏詞曲諸善本報之”。所以《羅氏藏書目》(《羅雪堂合集》題作《大云書庫藏書目》《王國維全集》題作《羅振玉藏書目錄》，編成年月二本均定為赴日之初，其實依據著錄書籍內容，可知此本已經羅氏增訂，已非嚴格意義上的觀堂著述)集部詞曲類一度著錄。其中25種現藏于東洋文庫，有“羅振常讀書記”之印，于昭和三年(1928)7月經文求堂歸東洋文庫，日本的榎一雄先生曾于1977年3月在《東洋文庫書報》第8號上作介紹。相關的背景，是靜安先生逝世后，羅振玉委托其弟羅振常售出觀堂舊藏以接濟家屬，故友、后學若內藤湖南、狩野直喜、鈴木虎雄、久保得二、神田喜一郎、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均曾獲致。如大谷大學藏明末朱墨套印本《西廂記》第四冊有內藤湖南識語：“丁卯六月，王忠愨公自沉殉節，滬上蟫隱主人售其舊藏以充恤孤之資。予因購獲此書，永為紀念。九月由滬上到。炳卿。”這批書籍后來仍有未售者留存羅家。如《靜安藏書目》著錄的汲古閣《津逮秘書》本《冷齋夜話》，靜安先生后來在日本，經董康手又獲致日本五山版覆宋版五卷殘本，據以對校并有識語，羅振玉據此王校之本排印，收入《殷禮在斯堂叢書》，校本在羅家庋藏數十年，羅繼祖先生身故后散出，近年為京津某藏書家購得。五山版《冷齋夜話》后來仍歸董康，1914年傅增湘曾借校于自藏《稗海》本上，今藏何地已不可知。近年現身的《曲錄》稿本，也出自羅振常后人家中。不過據周一平先生記述的周子美先生回憶，他的岳丈羅振常曾將手頭的若干書籍蓋上王國維圖章售出，羅氏經營書肆多歷年所，這些書籍的散布范圍也就相當廣泛了。至于1928年神田喜一郎所得、今藏大谷大學的自批蔣刊本《觀堂集林》，則是由靜安先生第三子、筆者的叔公王貞明直接讓售，與羅氏無涉。
抗戰結束之后，任職北平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自筆者曾祖母潘老夫人、祖父王仲聞處取走若干遺稿交北平圖書館，當時趙先生操辦此事甚為隱秘，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也是事后才獲知。一九五〇年代初，祖父將家藏靜安先生遺稿、信札捐送北京圖書館，經手人為趙萬里先生，少數留存者在“文革”中遺失。至此，曾祖藏書和遺稿大體已匯歸北圖。在臺灣，東明姑婆和慶襄堂伯(三叔公王貞明之子)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向臺北“中央圖書館”捐送了所保存的靜安先生手跡、遺物十四件和羅振玉所治的一枚印章，包括印入《王國維遺書》卷首的附手跋段懋堂(玉裁)墨跡，其中一半為附跋拓本，如宋巨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漢南呂編磬拓本、唐回鶻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圖拓本、伯吉父盤拓本等。宣統甲子(1924)元旦試筆詩一首，是各種詩文集和年譜中失收的。而他最后所任教的清華大學，現在確知并無遺留書籍收藏。
民國時期的學者已注意收集與靜安先生有關的各種文獻。王欣夫先生《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庚辛稿卷一《古文尚書孔氏傳不分卷》篇述及“昔年滬上哈同花園拆除舊屋，有人掃得殘紙一束，為鄰近秀州書店所收。友人偶過，得鈔本王國維所著《唐韻殘本校勘記》，已嫁名睢寧姬覺彌，為備刊之底本。余見而亟得物色，得此及臧庸所輯《漢書音義》兩鈔本。蓋當時靜安講授于倉圣明智大學，為刊《學術叢編諸書》，此其所儲資料也”。
靜安先生一生既屢經轉徙，舊藏散處大陸、臺灣、日本，為私人所有未公示者為數當仍不少。經他題款的精槧名鈔，不計金石零拓之本，合計也在二百種以上。除前述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中央圖書館”外，他若北京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哈佛燕京圖書館，若南開大學圖書館，若筆者供職的復旦圖書館，都有靜安先生藏書和批校本的影蹤。
趙萬里先生上世紀三十年代為《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撰稿，凡王國維先生的重要著作都一一作了解題，后來經冀淑英整理刊載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中的《靜安先生遺著選跋》即為其中一部分)，不過并未將《靜安藏書目》和《傳書堂善本書志》列入。趙先生為曾祖編集，也偶有將手錄他人文字視為自作誤錄的情形。
一般而言，對前人的學術思想作切實的觀察和研究，著述、書札、日記、藏書可視為四把通啟戶牖的“管鑰”，藏書每每被有意無意忽略，則與搜輯原始資料的種種困難有關：學者本人未必編書目、記書賬；早期與晚年的藏書內容會有持續變化；是否鈐章、作題跋，各人未必有定則。而甄別偽作，尤非易易。比來文物拍賣興起，一再有熱心的私人藏家告知靜安先生藏書現世的訊息，各地書影圖錄中也屢屢發見線索。目前，籌辦中的海寧王國維書院(陳列館)正著手訪求蒐集。不過市價既已高企，隨之也有偽跡、偽本出現。靜安先生一生書法得力于《多寶塔碑》，行、楷而外，不習他體。日本有藏家收得甲骨文書聯相詢，而靜安先生一生未嘗以篆隸題字，又有據稱出自北美張充和舊藏的趙之謙體魏碑聯，亦非真跡。數年前津門有書坊老輩示以《捃古錄》校跋等數種，目驗方知實系趙萬里先生過錄之本。孟憲鈞先生并告知筆者，他所見及的扇面贗品不止一例，印章頗精，作偽者為數十年前的天津人氏。
2 、《靜安藏書目》與早期思想
觀堂先生三十歲以前藏書的情形，在自撰《靜安藏書目》中能見出概貌。這里說到的《藏書目》，其實是《人間詞話》手稿本的一個附錄，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原件與《人間詞話》合訂一冊，同為毛邊藍格直行箋紙，半葉十行，版心鐫“光緒口年口月口日”暨“養正書塾札記簿”字樣，卷首自署“靜安藏書目”五字，末頁記“張礪若”姓名地址(張氏行實待考)。養正書塾在杭州，此札記簿經劉烜等學者考證，原屬先曾叔公王國華(1887-1980，靜安先生胞弟)所有。《人間詞話》稿本寫就于光緒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間，因此《藏書目》的撰作也可以確認大致在此時段內。全《目》均出靜安先生手，并有增補改易處，共著錄一百七十部自藏書(包括叢書)。《人間詞話》稿本已數度影印，但均不是完整原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的影印本，首度向學界揭示了《藏書目》，不過印數極少，似乎迄未引起研究者注意。
就體例來看，《藏書目》著錄頗簡略，大致按四庫分類法編次，首列江西局本《十三經注疏》，僅記書名、冊數，間或注出版本、作者。非通行本者才特為注出版本，計28種。如《湛甘泉集》注“原刻”，《劍南詩稿》注“汲古閣本初印”，《尊前集》注“影鈔萬歷顧梧芳刻本”，《漚夢詞》注“劉彥翁手抄本”，《傳奇匯考》十冊注“精鈔本”，《雍熙樂府》廿一冊注“嘉靖楚藩刻本”。核以今日可明確藏地的若干原本，可知《藏書目》中著錄的抄本，多為靜安先生自抄。
《藏書目》所記以通行本為主，以詞集和劇曲為大宗，其中詞集(總集、別集)42種，戲曲類24種，古代重要作家的文集基本齊備，與他當時研究的側重也是相符的(斯時靜安先生自名京師宣內居所為“學學山海居”，戲擬收藏戲曲的前賢李開先、黃丕烈)。他輯錄唐五代二十一家詞，纂輯《詞錄》、《曲錄》二專題目錄，大致也在同時。在一定程度上，《藏書目》可以作為《人間詞話》的參考書目來讀。譬如《詞話》論“雙聲疊韻”，說“吾鄉周公靄先生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正千馀年之誤，可謂有功文苑者矣”，而《藏書目》中即有《杜詩雙聲疊韻譜》一部四本。值得注意的是目中理學家著作16種，包括《二程全書》《楊文靖集》《朱子大全集》《朱子語類》《四書語類》《陸象山全集》《薛文清公讀書錄》《王文成公全集》《湛甘泉集》《陸清獻公全集》《李二曲全集》《近思錄》《朱子年譜》《性理會通》《正誼堂全書》。《靜安文集》中有《論性》《釋理》二早年名篇，其中國哲學方面的主要參考書很可能就是這些著作。《人間詞話刪稿》第四三則中對龔自珍有如下評語:
龔定庵詩云：‘偶賦凌云偶倦飛，偶然閑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龔氏原詩為《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之一)
如此這般呵責“儇薄語”，今天的讀者不易索解。《藏書目》中有《龔定庵全集》六本，可知靜安先生對龔氏的詩文是熟悉的。參照這個書目，也許可以見出靜安先生早年熏習性理之學、重視立誠修身的程度甚深，超出我們以往所知，而此一以貫之的道德上的“潔癖”，很可能與宋代王氏先人忠義傳家的家史有關(王稟據守太原抗金，入《宋史·忠義傳》，參見《觀堂集林》卷二三《補家譜忠壯公傳》)，此種傳統士大夫情懷，影響及于其文學觀念和對文人的臧否。梁任公手跋龔定庵自書詩卷有“少年深喜定庵詩，過半成誦，后漸厭之”(大意)的話，靜安先生對龔氏的體認是否也經歷過這樣一番的紆折，不敢言必，茲拈出以就教于高明。他與吳昌綬在詞學上互為師友，吳氏好龔氏詞文，光緒三十四年前后并撰成定庵年譜，此則文字可能是對吳氏一再揄揚龔自珍的回應。而僅存于《詞話》手稿，未在《國粹學報》正式發表，可能自覺用語太過，也可能見解有所變化。這其中的主因，恐怕還是“性分相戾”。晚年批校《藏書紀事詩》，對于顧千里、黃丕烈的褒貶不同，緣于顧氏“善罵人”，不如黃氏“坦率”，取則大致相同。在學術統系上，龔自珍屬今文學派，靜安先生雖不以家數自限，宗旨仍與古文學派相近。后來作《殷墟書契考釋后序》，有“俗儒鄙夫，不通字例，未習舊藝者，遂乃肆其私臆，無所忌憚，至莊葆琛、龔定庵、陳頌南之徒而古文之厄極矣”；《二牖軒隨錄》中“近世金文之書最著者”條稱：“(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則出于龔定庵自珍，……惟《筠清》釋文，最為誕妄”，學術上的評價就更低了。
《藏書目》中未列入新學、西學書。也許靜安先生有意識地按傳統書目體制加以甄擇去取，而并非斯時一無所藏（是時客居北京，為學部總務司行走，歷充圖書編譯局編譯、名詞館協修譯、譯述夥夥)。《藏書目》可視為一種行篋書目，雖不能揭示他當時收藏的全部，但足以窺知其一階段的治學旨趣和心力所趨。比照二年后的《庚辛之間讀書記》15種題跋，多為此目著錄之書，可知《讀書記》所記皆自藏本，經前后數年讀，故多心得之語。
近來有學者欲探究靜安先生早年所憑藉的“思想資源”與日本人著述的關系，曾輾轉詢及他早年收藏日人著作的下落。可惜他的大宗藏書迭次歸入北圖時并未設立專藏，其中縱然有普通平裝本，今人無從辨識，不免有追蹤人跡至于桑駝海，于此路窮之嘆。北京圖書館館舊檔存世尚多，倘有該館執業者從中爬梳，或仍有線索可尋。
2007年的《中國學研究》第10輯和2008年7月20日上海《新民晚報》有學者撰文，認為觀堂先生覃精佛學，《人間詞話》《人間詞》的得名來自佛教語匯，“人間”兩字應視作是佛教六道之一的“人道”來解。取照《藏書目》，其中僅有佛教書三種:《一切經音義》《象教皮言》《因明瑣記》。其中《一切經音義》嚴格說來屬文字音韻訓詁門類(前后所藏所校不止一本，今藏北京圖書館與上海師范大學圖書館各一部)。《因明瑣記》作者不詳，內容當為佛教邏輯，很可能是作為研治西方哲學的參考書。最后一種《象教皮言》，即明人陳士元編《象教皮編》六卷，分類匯輯釋家語，內容較淺顯。此外別無一部“正宗”佛家典籍。他撰吳興蔣氏密韻樓書提要，釋家類較諸其他部類更形簡略。再參證以全集中的著述、詩文，引用和考論佛學的內容戔戔無幾。其中比較特出的是寫成于光緒戊戌、庚子間的《詠史》二十首第十一首“慧光東照日炎炎，河隴降王正款邊。不是金人先入漢，永平誰證夢中緣”，可知他對于中西文化交流、邊陲地理的濃厚興趣發于早年。靜安先生中年以后又曾用力于與敦煌學、西北史地相關的佛學目 錄學和釋書中的史傳部分，這類研究與接受佛教思想在性質上截然不同，他思想中與佛學義理近似的部分，更可能來自熟悉印度哲學的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蔡元培1923年5月1日日記載“我詢以對于佛學之意見，彼言素未研究，詢以是否取孔學，彼說大體如此”，可為輔證。
李一氓曾收藏有“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計9頁，為1955年秋阿英檢贈。用“唐風樓校寫”鈔稿紙(“唐風樓”為羅振玉早年在上海首用之齋館別號)“不知書為王藏目，或羅振玉藏目”。李氏書身后多歸諸公藏。此本今在何處，待考。李跋述及影寫元鐫《中原音韻》，為《藏書目》所未列；又述及《花間集》僅有明仿紹興本，似為《藏書目》中《花間集》二種之一(參見《一氓題跋》“王靜安手錄詞曲書目”條)。此本顯系寫錄自藏，寫錄的時間在《靜安藏書目》之前或之后，未見原本，目前也不可知。
3 、關于廣州遺囑復本
2004年11月間，南方《廣州日報》等報刊先后以“國學大師王國維遺囑77年后現身揭自殺之謎”、“投湖遺囑竟不濕 王國維遺囑現身廣州博物館”為題，報道廣州博物館收藏并首次展示先曾祖王國維“遺囑”的消息。記者引用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的介紹說：遺書一直由已故中山大學著名學者容庚收藏，1994年8月，容庚家屬將遺囑連同100多件國寶級商周時期青銅器一并捐獻給廣州博物館。程館長并稱：“看過遺書的人屈指可數，估計只有他本人和家屬、容庚、陳寅恪、吳宓、羅振玉等，之后的77年它沒有再出現過。”以上消息經國內各報紙和網絡媒體紛紛轉載，傳布頗廣，收藏“王國維遺囑”的中國國家國書館對此有所回應。李小文于2004年12月9日在《光明日報》撰文說，遺囑原件一直珍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名家手稿庫中。“這份被昆明湖水浸染過的遺墨絕筆，毛筆手書，字跡清晰。由于湖水的浸染，可看到染在另一邊依稀模糊的反字，還可見入封時的迭痕”，并附有羅振玉題款。2005年9月，臺北李敖赴京訪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國圖展示的藏品中就列入了“王國維遺囑”，實有藉此以正視聽的用意，但館方也不明廣州藏本就里，始終沒有直接評述。
廣州博物館藏王國維遺囑
國家圖書館藏王國維遺囑
“遺囑”真偽問題引起多方面的關注。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解釋說，現在尚無人考證真偽，但該館收藏的這一份絕對是真的。對于兩份“遺囑”并存，他提出“一些網站上的北京版本的圖片有羅振玉的題款，但根據記載，王國維從自沉到辦理喪事，羅振玉都不在場，而容庚卻一直在現場。1935年，容庚親自把王國維和羅振玉的書信包括這份遺囑進行了精心的裝裱”。程存潔還推斷，“不排除北京收藏的是復制版。有可能是王國維去世后，羅振玉自己或者組織人手復制了一份上呈廢帝溥儀，以便給王國維邀求謚號”。至于羅振玉為什么不直接把原版交給溥儀？為什么要多抄一份？程存潔說，這又是一個謎團。
靜安先生去世時家人俱在，“遺囑”交付家事，容庚只是群弟子之一，原件斷無由他私藏之理；而北圖藏本系上世紀五十年代先祖父王高明（仲聞）庋藏多年，與一百馀件王國維遺墨真跡一并捐予北圖的，經手人是時任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的趙萬里先生，流傳有緒。捐獻一事，趙先生還承擔了相當的風險。此后不久的 “三反”、“五反”運動高潮時期，因有若干暫存案頭手續未備，被館內群眾追查，趙先生還作過檢討。先祖父不久也受到多次運動的沖擊，在文革中受迫害去世，留作紀念的少數圖書文籍大多散失。所以趙先生在建國初期建議將王國維遺存歸于公藏，確實是對保存靜安先生的學術遺產有特出功績。
容庚（1894—1983）先生以研究吉金文字名家，又精深藝事，生前撰有《頌齋書畫小記》，以簿錄體例詳記所藏歷代及當世名家翰墨書畫，廣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印手稿本。其“王國維”條下，著錄所藏王氏尺牘冊十通十二紙，并記：“（尺牘冊）末附王先生“遺囑”一紙，石印本，與羅振玉先生尺牘合裝一冊。”廣州藏本既出于容庚家藏，當即為此“石印本”無疑。容氏鄭重記載此“石印本”，也可證實他的藏品中并無原件。據此條下容庚先生1961年1月3日自附小注，容先生確為當時最早前往頤和園自沈地點的人士之一：“……次日辰[晨]其家人來覓，答以未見。旋即有人奔報王先生蹈湖死矣。余奔往頤和園魚藻軒拜哭之。尸臥于地，蓋以草席，軒中虛無一人，其家人尚未至也。余挽以聯曰……”以上記述，可與容先生早年追悼文章相印證，均未提及獲藏“遺囑”原件。
先曾祖“遺囑”曾付石印一事，未見文字記載，廣州藏本很可能出自1927年羅氏貽安堂鉛印本《王忠愨公哀挽錄》中附入之件（另附海外追悼錄一卷，華僑哀挽錄一卷，補遺一卷，續補一卷），王氏后人、王門弟子為紀念親師、留存手澤，每本均夾訂附入一石印原大遺囑，天壤間所存尚多。即如楊鍾羲撰文王國維清華舊墓墓志銘，原碑不存，也有拓本流傳于世，北平北海圖書館民國十八年即已入藏，據黃永年先生見告，八十年代初曾于中國書店購得數本。
廣州博物館主事者崇仰先賢、宣傳館藏的熱忱可欽可佩，惜乎相關考訂未能周浹，令世人有“荊軻不習劍”之憾。畢竟學術進步，要以學術積累和學術規范為前提。筆者曾于2006年初就此復本問題在網絡上和復旦校刊撰作專文，但流布不廣，而媒體炒作效力驚人，各大網站充斥對廣州藏本的報道及轉載，負面影響可能歷時多年，無法消泯。誤解的發生，或許在于“容庚的裝裱功夫十分了得”（程館長原話），而此件又與羅、王親筆書札合訂，遂于不經意間為學界平添一新掌故。容庚先生身后，遺藏多捐贈中山大學圖書館和廣州博物館。其《頌齋書畫小記》，雖名為“小記”，實為多冊巨著，所錄存近現代學人事跡小傳，尤為珍貴。如胡厚宣先生考證胡義贊（石查）先生事跡，專門致函咨詢，容庚先生即據《小記》中胡義贊小傳作答（參見胡厚宣《關于胡石查提早辨認甲骨文的問題》）。《小記》中輯存的諸家文翰題跋均系容先生親筆過錄，藏品今日具在，且集中公藏，完全可以攝制圖錄，合璧成書。相信隨著中國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的進步與規范，容先生以數十年之力搜羅保存的豐富文獻及文物，定能遂其初志，獲得規范的整理與闡揚，為嶺南學術增添新的榮光。
4、遺文輯集與刊行
靜安先生的著作，陳寅恪先生稱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遺書》序)。先后結集的情況大致如下:
詩詞方面，1905年9月刊布《靜安詩稿》一卷，《靜庵文集》出版后附入，增補為古今體詩五十首。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4月，集數年間所填詞成《人間詞甲稿》刊，次年又刊布《人間詞乙稿》。先生對于早年詞作珍愛不置，至中年以后，還先后抄為《苕華詞》、《履霜詞》贈示友人。民國二年在日本有詩集《壬癸集》，日本京都圣華房以江州舊木活字皮紙印行，印制精雅而存本不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特予著錄。陳鴻祥先生在傳記中說初有日本江州舊活字本，后有日本京都圣華山房聚珍本，實際上僅印一次，并無二本。在觀堂詩詞的注釋和解讀方面，蕭艾《王國維詩詞箋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功力深厚，雖有過于簡略之病，諸繼起注家仍未能逾越。要做到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鉆味既深、神理相接”，尚有待更多努力。
靜安先生早年文章和單種著作，多刊載于《教育世界》雜志和羅振玉所刊布的幾種叢書中。自日本流亡歸來后數年所撰，則多刊載于《廣倉學窘叢書》。《教育世界》所刊載的文章以匿名編譯為主，迄今作者歸屬還未有確論。《紅樓夢評論》始載1905年版《靜庵文集》，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稱“徒以議多違俗，物論駭之，尋遭禁絕，不行于世”，殆非事實。不過《靜庵文集》初版本確實存世無多，世人習見的還是后來收入《遺書》的本子。
靜安先生的學術代表作萃于《觀堂集林》。1921年，他親自編訂《觀堂集林》二十卷，計文百八十五篇，詩詞七十首，由烏程蔣氏助資以聚珍版鉛字印行，蔣汝藻親任校勘，高時顯(野侯)襄助其事，次年夏始畢工。當時張爾田、孫德謙欲為作序，均未采用，可見標格甚高。1927年靜安先生自沉后，友朋弟子設“觀堂遺書刊行會”，推羅振玉為首，輯《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共四集四十三種一百二十二卷，當年和次年以海寧王氏名義由天津羅氏貽安堂陸續出版，其中《觀堂集林》部分增訂為二十四卷，收文二百篇。趙萬里先生曾于1929年8月在《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第三卷第二號登出《征求王靜安先生遺文手札啟事》，向公私藏家借抄、借影。1940年《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石印，其卷次篇第由趙萬里、劉節、戴家祥、吳其昌先生重新校訂，而趙先生對前后二《遺書》付出心力最多，居功至偉。1983年，上海古籍書店將商務本更名為《王國維遺書》影印行世。1959年，中華書局將商務版中《觀堂集林》部分略予增刪，斷句影印。
全集性質的靜安先生著作的刊布，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之前最為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是羅振玉編《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和趙萬里編《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之后規模較大的則有1968年臺北文華書局版《王觀堂先生全集》正續集。1976年臺北大通書局版《王國維先生全集》為目前已出版的王氏著作匯編中規模最大者，兼取排印和影印，但仍有不少王氏遺著未能編入。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史學研究所吳澤教授主持的新編《王國維全集》的工作啟動于1978年，198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全集《書信》卷。之后編纂工作一度陷于停滯。直到1997 年才重新啟動。新編的體例，一是凡王著中引文，都須查明其確切出處并找到原書對勘，二是凡學林能找到王著手稿或原始清鈔本者，皆須以之與底本對校。早期譯文、譯著也盡量全數收入。《王國維全集》的編纂歷二十馀年，學界佇望已久，其難度和工作量可以想見。新編《王國維全集》2010年5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廣東教育出版社推出，有精裝、平裝二式，收入靜安先生各類著作56種，譯作21種，總字數約為830萬。這樣集成性的出版工程，較諸迭次重出的選編本，對于改變王國維研究基礎文獻薄弱的狀況可謂善莫大焉。
靜安先生墨跡的輯錄影印成集，前后共有三次:
1927年，神田信暢輯錄詩文手跡二十種，由京都博文堂出版。
1930年，陳乃乾輯錄《觀堂馀墨》二卷，上卷為彝器圖籍題識之屬，下卷為致蔣汝藻父子及徐乃昌等書札。
2008年，海寧地方學者虞坤林輯錄《王國維書札墨跡》一冊，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彩色影印。
近三十年來出版繁榮，各種王國維著作選本層出不窮，蔚為大觀，但有些選本編次出于一己之意，不說明底本和出處，能取前后不同版本參互對照的則更鮮見。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遺文則始終未刊行傳世，尤以題跋、書札為甚。還有一些文章的初稿尚混雜在大宗著述中。如現藏國家圖書館的《傳書堂善本書志》稿本中，有《校大典本〈水經注〉跋》、《〈金石苑〉稿本跋》《毛公鼎跋》《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考證》等數十種文字的擬稿，倘取以與后來的定稿比對，可以更清楚地認識著者學術的前后變化。
靜安先生日記存世僅《丙辰日記》一種，前后不足六十日，文字不足萬字。房鑫亮、虞坤林二先生先后撰有釋文。
靜安先生生前書信不留底稿，但收到友朋書札均精心歸類庋藏，今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的書信數量極為可觀，出諸鄒安、柯紹忞、容庚、唐蘭、馬衡、顧頡剛、傅增湘、梁啟超、楊鍾羲、張元濟、劉承幹、劉世珩、沈曾植、孫德謙、胡適、金梁、陳衍等名家之手，還有海外學者鈴木虎雄、狩野直喜、內藤湖南、神田信暢、橋川時雄、松浦嘉三郎、明義士，尤以張爾田(125通)、沈曾植(47通)、蔣汝藻(39通)、馬衡(46通)、吳昌綬(59通)為大宗。致長子王潛明、次子王高明的家書近百封，也是五十年代初同一批捐獻的。這批書札不僅于了解觀堂先生的交游和思想有特出價值，就其本身內容豐富的程度而言，也堪稱近代重要史料。目前，僅與羅振玉的書信已由蕭文立等標點注釋為《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集》(又影印收入《羅雪堂合集》)。馬奔騰先生據國圖膠卷作了初步的整理，限于條件，闕漏不少，既失倫次，且多訛誤。如能次第影印刊布，揭之于世，并與已陸續發表的王國維書信合并參照，必將推動相關研究的進展，對于有心且有力者，應該是一項亟亟從事之的工作。（王亮）
本文原刊載于《學林漫錄.十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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