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王先生叔侄倆的講述，記者來到了小王之前所在的極兔速遞蕭山浦陽鎮網點，負責人陳先生卻給了這樣這樣一個說法：“不是我們這里的員工，我們都是承包合同。”
從小王跟網點簽訂的合同可以看到，這的確是一份承包合同，并非勞動合同。合同中提到：如有違反交通規則的，則由乙方自行承擔。
王先生說，他們也是出事后才知道，當初簽的是承包合同。
不過，快遞網點表示，雖然小王跟他們不存在勞動關系，但是，他們愿意承擔一部分后期治療的費用：“比如你后期花了2萬，我們再商量各付多少錢，如果實在溝通不了，就只能走法律途徑。”
網點建議，先把小王的傷疤治好，然后雙方再協商如何分擔費用。
新就業形態下
勞動者權益如何保障？
快遞員小王的這次意外，網點負責人表示愿意協商解決，醫藥費等關于“錢”的問題，已經在逐步解決。可小王的身份問題，在就業勞動中，處境“尷尬”。快遞點的配送員，都不是員工，而是承包商。事實上，承包商、合作商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早已經遍地開花，比如依托互聯網平臺就業的外賣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等，都存在這樣“微妙”的關系。在轉包、分包、承包、委托等多種經營模式并存的情況下，這類行業勞動關系復雜，成為勞動合同缺失的“重災區”。工作中一旦遭遇意外，往往需要個人承擔“風險”，企業責任如何規范？勞動者利益又該如何保障呢？
類似的案例，《小強熱線》也報道過多起。比如，今年1月份，外賣員計先生在送餐途中遭遇意外，撞到路邊護欄，導致身體多處骨折，五個多月無法上班，失去收入來源，生活堪憂。事發后，計先生希望通過“工傷認定”來獲得補償，但因為身份問題，工傷認定根本無法開展：“提供不了勞務協議或者勞務合同，它是電子版的，沒有書面的東西，但是我們工資就是這個安徽滁州在發。 ”
幾經輾轉，記者聯系上了給計先生發工資的安徽滁州“啟潤軟件服務”的外包公司。公司的答復，揭開了計先生在工作中真正的“身份”：“不是勞務協議，是自然人合作協議，屬于靈活用工。 ”
這里公司又提出了一個新概念用工詞匯，叫做“自然人合作協議”。可以明確計先生并不是公司員工，所以談不上勞動關系，更不受“勞動法”保護。而這樣的情況，記者在走訪中發現，快遞業、外賣業、網約車服務業中普遍存在。
其實，長期以來，包括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在內的眾多新業態勞動者，因未能與平臺企業或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而未參加社會保險，致使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沒辦法得到充分保障。同時，平臺企業在算法驅動下，造成外賣小哥、快遞員為了賺錢，“多拉快跑”，致使交通事故頻發，這樣的現狀，既危害了他們自身安全也危及公共安全。據中華總工會的數據，截至2023年，中國外賣員、快遞員人數已經超過8000萬人。大多快遞從業人員對辦理保險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是否參保主要取決于公司意愿。超兩成未參保人員一旦遭遇疾病、失業等變故，權益將無法保障。
保障新形態勞動者權益
浙江出臺地方性法規
伴隨平臺靈活用工模式的興起，越來越多的勞動者獲得就業機會，相應的權益保障問題也隨之而來。隨著社會法制建設不斷進步，相關的業務法規，其實也在逐步完善，浙江已經走在前列，出臺了不少地方性的行政法規，目前也正在逐步落實，面對龐大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數，狀況也正在逐步改善。
快遞員、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興行業，其實也是“零工經濟”發展的一種新形式。他們不僅涵蓋了全日制的勞動，也為一些非全日制、兼職、小工等勞動者提供了便利。但平臺在擴張規模的同時，也要考慮節約人力成本，加盟承包模式就成了比較好的選擇。
浙江興長律師事務所律師欽日曦介紹：“承擔形式上有巨大區別，如果在勞動關系的基礎上，勞動者在工作過程中受傷的話，因工傷而遭受的損失，全部要由企業或者社保機構共同承擔；在承包關系的基礎上，承包人在完成訂做人布置的工作當中，遭受的所有損失和傷害都要由自己承擔，從經成本上考慮的話，承包關系給企業帶來的風險和成本，肯定是要遠小于勞動關系。”
不過這幾年，隨著新業態中存在的矛盾不斷凸顯，浙江省作為“數字經濟”的橋頭堡，在不斷深化改革當中，率先發布多個地方性法規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2021年，浙江發布了全國首部快遞業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快遞業促進條例》，從法律層面明確快遞經營企業應當依法參加社保，并建立合理考核獎懲制度。
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丁祖年介紹：“省《條例》規定，快遞經營企業應當與從業人員依法訂立勞動合同，與臨時聘用人員訂立非全日制用工勞動合同，依法參加社會保險，保障從業人員勞動權益。”
最新統計顯示，目前浙江20余萬名快遞員中已有11.73萬人參加了社會保險，4.03萬不具備參加社保條件的臨時聘用人員參加了單一工傷保險，2.11萬人參保雇主險等商業意外險。更有像京東、順豐等快遞公司，要求所有入職的快遞員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京東物流浙江省人力資源負責人徐靖介紹：“京東物流在浙江區快遞小哥有近萬人，我們跟每一位快遞小哥都是正常簽訂勞動合同。近三年來，京東物流也是為一線員工的薪酬福利支出超過1000億。”
另外，針對外賣員狀況，杭州市在今年4月發布《杭州市網絡餐飲外賣配送監督管理辦法》，這也是國內首次對獨立網約配送員管理作出較為具體的規定。
杭州市市場監管局黨委委員、行政執法隊隊長汪曉敏介紹：“針對獨立網約配送員，規定了平臺對其信息登記、職業培訓管理等職責，要求平臺與其簽訂書面協議為其參加保險，同時平臺不得誘導強迫獨立網約配送員注冊為個體工商戶。”
杭州市市場監管局法規處處長周婷婷也表示：“我們接下來會成立相關行業網絡配送員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也要去提意見，保證網絡配送員有一個公正的申訴途徑。”
與此同時，杭州市人社局在去年5月，發布《杭州市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保障權益實施辦法》，針對家政服務業勞動者、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貨車司機、互聯網營銷師、快遞員等六大行業的權益保護進行了制定。相關的法規制度在不斷完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數龐大，恐怕一時間難以全面覆蓋，讓行業做出顛覆性改變。但我們看到，用工形式正在逐步走向規范化，勞動者的權利也在逐步得到更好保護。
來源：小強熱線浙江教科
責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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