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當我們近距離觀察這個國家時就會發現，那些熱炒“印度崛起不可阻擋”的文章其實并非無懈可擊。印度這個國家存在著種種矛盾之處，對于一個研究印度問題的人來說，這很可能造成認知上的分裂。
在經濟上，一方面，人們認為印度在本世紀末即將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而在另一方面，印度過于看重服務業的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受到就業增長疲軟、過早地去工業化和大比例的非正式就業的制約。
在政治上，印度被宣傳為亞太地區閃亮的民主燈塔，不過印度同時也是最令人失望的出現自由主義退化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里，宗教壓迫、權力集中和媒體受到干預的情況非常普遍。
很少有民主國家能像印度那樣通過憲法針對歷史上處于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采取一系列的平權措施，印度領導階層的多樣化也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不過另一方面，穆斯林在印度城市里越來越受到隔離，女性就業率極低，用手掏糞雖然被法律嚴格禁止，然而這種現象卻非常普遍，甚至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的藍領就業形式。
最近印度裔經濟學家阿肖卡·莫迪（Ashoka Modi）推出的一本新書《印度崩潰》（India Is Broken）更加印證了人們對印度所持有的悲觀態度。這本書系統性地打破了那些商界精英和政客們在達沃斯論壇等盛大國際會議上所宣揚的印度形象。讀者從這本書里可以看到印度的另一面：在這個國家，腐敗現象俯拾皆是，無人同情弱者，而民主原則只存在于理論中。
《印度崩潰》書封
最近，許多對印度的批評都集中在印度教民族主義和印度人民黨的崛起這兩個話題上，不過作者看到了更多問題，他在書中把自印度獨立以來多屆政府（分別曾由國大黨、印人黨和一些較小的地區性政黨掌權）的失敗串聯在一起并進行了總結，進而揭示了這個國家重重矛盾背后的根源。
阿肖卡·莫迪是一位出生于印度的經濟史專家，目前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他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工作了幾十年，曾參與解決過諸多國際經濟危機。在他成為美國公民的那一天，他的父親說，兒子“內心里將永遠是一個印度人”。正是這種與祖國之間緊密的精神聯結讓阿肖卡·莫迪對印度的現狀感到憤怒，他沒有拿著手術刀來描述對印度社會的傳統理解，而是拿著一把大錘，他要把這個充滿矛盾的印度形象砸成碎片。
阿肖卡·莫迪的觀點有些誘人地簡單：在獲得獨立75年之后的今天，印度的民主制度和經濟狀況都已經基本處于崩潰狀態。印度有超過600個政黨、超高的投票率和定期的權力更替，印度很為自己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不過阿肖卡·莫迪卻認為印度的民主機制并未呈現出任何健康的特征。
他指出，“遭到弱化的規范和問責機制已經使民主規則和制度淪為特權階層手中的玩物”。如今，犯罪和權錢交易幾乎已經成為獲得政治成功的先決條件。在印度國會里，有40%的議員在當選時還有刑事訴訟官司尚未了結，有80%的議員是百萬富翁，而且幾乎所有議員都認為選舉費用是一筆值得的投資，他們期待這筆投資為自己帶來豐厚的回報。
在談到印度引以為傲的經濟時，阿肖卡·莫迪并未陷入許多經濟學家傳統上對GDP數字的癡迷，而是把重點放在就業機會和人類發展水平上。就這兩個方面來說，阿肖卡·莫迪認為印度政府一直未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滿足勞動力需求，也未能提供高質量的醫療和教育等公共產品，使其公民具備基本的生存技能。
阿肖卡·莫迪認為，印度就業困局的歷史和這個共和國的歷史一樣長：1955年印度的工作崗位缺口約為2500萬；2019年工作崗位缺口至少為8000萬；而在2019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這一數字還要高得多。
阿肖卡·莫迪認為，盡管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印度在體現生活水平的關鍵指標上并沒有取得相應進步。即使在印度較富裕的地區，營養不良率仍然居高不下：在印度南部經濟發達的泰米爾納德邦，仍有30%的年輕人營養不良，這比越南還要高出10個百分點，盡管該邦與越南人均收入水平相當。
當阿肖卡·莫迪在書中哀嘆印度經濟和民主的崩潰時，他沒有放過任何一位領導人。
他承認印度的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是一位“受人愛戴的領導人”，認為他并“不追求個人的名與利”，但他嚴厲批評尼赫魯“把所有籌碼都押在了重工業化上，不過該策略在為大量人口提供就業機會方面并不成功”。
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最終成為了父親的政治繼任者，她“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個玩世不恭、愛喊口號、一心要掌握權力的政客”。缺乏連貫的經濟或政治綱領的英迪拉·甘地“把維護權力作為了主要工作目標”。
英迪拉·甘地和她的父親尼赫魯
印度現任總理莫迪可能是國際社會的寵兒，但他是印度教至上主義（這是印人黨所高舉的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指導思想）的“平民英雄”，他在經濟領域的聲望不是建立在鼓勵企業家精神上，而是建立在“補貼某些受到照顧的實業家”上。
阿肖卡·莫迪在書中的悲觀分析讓他看到，今天的印度與1947年的印度（當時“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之間的鴻溝和令人震驚的經濟不平等”導致了印度次大陸的血腥分裂）之間其實存在著相似之處。許多人認為當下印度正在迎來自己的高光時刻，這種觀點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
在批判印度存在嚴重缺陷的發展模式時，其實本來有多個目標可供阿肖卡·莫迪展開攻擊：印度的聯邦制、薄弱的國家能力以及反腐機構“印度中央監察委員會”（the Central Vigilance Commission）和審查政府支出機構“印度主計審計長公署”（the Comptroller and Auditor General）等新德里問責機構的干預都阻礙了印度的經濟增長。
不過阿肖卡·莫迪并未這樣做，他認為印度表現不佳的原因在于人的理念，而不在于利益關系或制度設計。他對印度政治精英們進行了控訴：印度的歷屆領導人從未致力于市場經濟，也從未產生過“為公民提供基本公共產品”的核心信念。
阿肖卡·莫迪在他的書中指出，尼赫魯錯誤的經濟思想是使印度受困于就業崗位不足的原因。
長期以來，許多批評人士一直指責尼赫魯毫不掩飾地宣傳費邊社會主義，這種意識形態把對市場的懷疑與對國家主導的重工業的支持結合在一起。尼赫魯希望在一個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印度，這種經濟模式能夠促進投資并刺激自給自足的經濟增長。
不過阿肖卡·莫迪卻并未沿襲那些批評人士的觀點，他指出，“無論認為尼赫魯高舉費邊社會主義也好、他受到蘇聯意識形態啟發也好、他自己對公平和平等進行了承諾也好，其實這位總理從未將上述三種理念中的任何一種付諸實踐。”其實，尼赫魯是經濟學家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現代化理論家沃爾特·羅斯托（Walt Rostow）等人所極力宣揚的“大推進”工業化戰略的信徒。正如尼赫魯本人所說，他相信印度工業將會“自給自足、自我推進、自我發展”。
阿肖卡·莫迪在書中寫道，由于頑固堅持這樣的發展模式，尼赫魯錯過了模仿日本明治維新的黃金機會。明治維新倡導為人民提供良好的教育、發展農業生產、提升本國制造業水平并積極向外國市場出口，這是一個由上述各項政策互相促進構成的良性循環。然而尼赫魯太沉迷于建造大型鋼鐵廠、發電站和水壩（尼赫魯曾有一個非常有名的說法，他認為那些大型設施是“現代印度的神廟”），以至于他從未著手去處理關系到建立和維系印度初等教育制度的那些復雜的官僚體系內部的協調工作。
尼赫魯所建立的寡頭壟斷的產業結構、進口管制措施和繁瑣的商業許可證制度在政治上太誘人了，他的女兒英迪拉·甘地根本不愿廢除。在英迪拉·甘地的統治下，這種“許可證統治”盛行，個人創業遭到扼殺，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很久以后才被提上議事日程。當被問及印度發展的失策時，英迪拉·甘地用一句著名的俏皮話回復道：“我不知道識字率有多重要。西方從提高識字率中獲得了什么好處嗎？”
1991年，印度瀕臨國家破產的邊緣，這迫使印度開放了經濟，并進行了重大的自由化改革。令人驚訝的是，阿肖卡·莫迪在他的書中淡化處理了這一轉型的重要性。按照他的說法，印度的自由化改革只涉及為向市場經濟轉型所采取的最迫不得已的幾項措施，是“最狹隘、最不堅定的經濟增長戰略”。
至于1991年后印度經濟快速增長所帶來的歷史性的貧困率降低現象，阿肖卡·莫迪認為，讓數百萬公民生活在每天1.9美元的貧困線以上，只是一種“自以為是的脫貧成績”，實際上大量印度人口仍然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在印度經濟開放30年后，阿肖卡·莫迪沒有看到任何對市場或人類發展基本原則作出承諾的意識形態跡象。
關于需要積極使用稅收、土地和貸款激勵措施來吸引大型企業投資的“古吉拉特邦模式”，阿肖卡·莫迪認為這些不過是莫迪總理在從地方政客一躍成為印度最高民選官員時所吹捧的“打了興奮劑的掠奪式發展”。莫迪政府在廁所、煤氣和電力供應等方面進行了創紀錄的投資，不過這些并未給阿肖卡·莫迪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來這些投資不過是莫迪為贏得選舉而為老百姓提供的象征性福利，實在算不上解決印度發展困境的可持續辦法。
阿肖卡·莫迪對印度民主的評價很難用一兩句話簡單概括。不過他的基本論點似乎是，有魅力的印度政客們用民粹主義、裙帶主義和身份政治的綜合手段，掩蓋了印度缺乏工作機會和人類發展水平低下的雙重危機。
尼赫魯可能的確在不知疲倦地為新獨立的印度培養民主精神，但他經濟政策的失敗引發了廣泛的焦慮和社會抗議。只要尼赫魯還在掌權，印度的制度就不可能有任何改變。在英迪拉·甘地等民粹主義者的領導下，經濟和政治動蕩被用作破壞民主制度的借口。1975年，英迪拉·甘地開始實施為期近兩年的緊急統治。在此期間，選舉被擱置，基本的公民自由被剝奪。
在阿肖卡·莫迪看來，英迪拉·甘地在印度民主衰退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她故意破壞了民主規范。“當規范被破壞時，民主就會進入死亡螺旋”，阿肖卡·莫迪寫道。
盡管印度公開的專制統治時期是短暫的，但在這一時期，腐敗和對制度的顛覆成為了新常態。人們對經濟的焦慮情緒進一步惡化了有毒的身份政治，尤其是在宗教方面。阿肖卡·莫迪對那些印度世俗的政客沒有絲毫同情，他認為那些人對自由理想的承諾是非常膚淺的，他們迎合宗教團體利益的行為不過是一種政治上的權宜之計。
印度如何才能擺脫這條錯誤的道路呢？
阿肖卡·莫迪并沒有提供具體的政策處方，而是呼吁對印度社會進行廣泛的改革。印度必須深化民主，并向市級和村級政府進一步下放權力，以便讓老百姓更容易向自己當地的領導人問責。
此外，他呼吁利用社會大眾的力量，建立能夠促進平等、寬容和共同進步的“公民社會”。在這方面，他從哈佛大學政治學家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著作中找到了靈感。羅伯特·帕特南非常看重公民聯合協作、非營利機構、專業組織和互助會的民主作用。一些技術至上主義者宣揚大數據、人工智能和智能手機能夠提高印度人的福利水平，但阿肖卡·莫迪并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雖然技術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但技術無法替代財政資源、實際的社會行動和人力資本的角色。
阿肖卡·莫迪是一位有天賦的作者，他的《印度崩潰》是一本罕見的好書，用非常易于理解的語言講清楚了印度非常復雜的政治經濟狀況。不過這本書也有一大弱點。阿肖卡·莫迪是從簡單的非黑即白的角度來寫作的，這樣的心態通常來說是禁不住考驗的。
阿肖卡·莫迪明確地指出，如果印度領導人遵循東亞鄰國的出口導向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發展模式，那么印度老百姓就將獲得更大的利益。但印度和那些東亞國家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在東亞“四小龍”開啟自己新的發展模式時，它們多少帶有專制色彩，這意味著它們可以壓迫工人、實施全面的土地改革并對公民社會進行監督。
所以說，印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實現了今天的增長，其實是更加令人贊嘆的。正如經濟學家羅希特·蘭巴（Rohit Lamba）和阿文德·薩勃拉曼尼亞（Arvind Subramanian）所指出的那樣，印度是自1950年以來唯一一個（或許除博茨瓦納以外）在近40年的時間里將GDP平均增長率保持在3%至4.5%之間的民主國家。
1961年至2021年印度GDP增速變動情況（圖/世界銀行）
阿肖卡·莫迪在書里對印度糟糕的人類發展指數進行了非常猛烈的批評，但他似乎批評了錯誤的對象。根據印度憲法，法律、社會秩序、醫療、公共衛生、供水等重要的公共服務都是各邦政府的責任，而不是印度中央政府的責任。
新德里當局僅提供廣泛的政策指導和財政資源，但各邦需要對具體的施政效果負責。然而，在印度，大多數邦都算不上美德的典范，它們都是反自由主義、狹隘主義和庇護政治的溫床，這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今天在印度全國層面發生的事情，其實是當初印度各邦首府情況的全國擴大版。
此外，阿肖卡·莫迪對印度自開啟自由化改革以來30年里所取得的發展成就是頗為不屑的，這讓人覺得不是很合適。
數十年前，人口學家對印度即將到來的“人口爆炸”敲響了警鐘。然而此后印度的生育率急劇下降，目前已降至略低于更替水平，這其實是一種從未受到宣傳的計劃生育成就。
此外，人們認為印度經濟模式中一個很不光彩的問題是女性勞動參與率非常低，但如今在印度大多數邦一級的選舉中，女性投票人數都要超過男性，而且長期以來困擾印度的男女比例失衡問題也正在獲得扭轉。
阿肖卡·莫迪批評印度現政府增加社會福利的政策其實是一種拉抬選情的策略，但其他國家的研究指出，老百姓獲得清潔的燃料、電力供應和自來水能夠極大地改善其就業能力、健康水平和家庭內部的男女平等狀況。當然，老百姓享有這些基本的生活物資，是一個國家奠定其工業基礎的必要條件。
即便這本書仍存在一些不足，但其出版無疑可以對智庫和公司會議室里那些關于印度的一邊倒的膚淺言論起到有價值的糾偏作用。阿肖卡·莫迪在書中揭示了印度模式的固有弱點，他其實也向那些希望印度成為在經濟、政治和戰略上與中國對抗的西方政策制定者們發出了一個信號：
印度也許是下一個崛起的大國，但就好像任何一場市場營銷活動一樣，你們最好仔細閱讀一下宣傳單頁里小字的細則部分。
（原文刊載于《外交事務》，原標題為“Is India’s Rise Inevitable? The Roots of New Delhi’s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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