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以培養人才為目標的人才制度培養不出人才

在參與游戲過程中，雖然不能否認精英可能有更多的機會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也難以完全杜絕或避免精英偶爾出現的人情和勢力(“必記本”注：如院校出身)偏好，即所謂的特殊主義傾向，但是，因為有規范的同行評議制度和嚴格的利益沖突原則，在很大程度上，積累優勢效應和“馬太效應”在最大程度上被得以抑制。譬如，有案例表明，即使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有關項目的申請中也未必一定會中標，關鍵在于申請者的已有研究基礎和研究項目設計的合理性，即使一個無名小輩如助理教授也同樣有機會贏得大筆款項的資助和支持。

在西方的學術體制中，有關著名獎勵項目大多帶有榮譽性，極少會提供大筆獎金，譬如英國皇家學會設立于 1731 年最古老的科普利獎章(copley medal)，每年頒獎一次，授予在科學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位科學家，其獎金僅有區區的 5000 英鎊，但獎金雖少，其象征意義非凡，達爾文、愛因斯坦都曾獲得該獎章，著名英國科學家霍金獲得 2006 年獎章。

對于英才以及他們所在機構而言，學術獎勵其實是一種榮譽和成就的至高認可，很少有大學會因此而把獎項與個人物質回報掛鉤。

換言之，獎勵本身是作為一種學術認可機制而不是利益驅動機制。因為一旦獎項成為物質刺激的手段甚至學術追求本身，好奇心的滿足、學術求索精神所需要的沉靜心境都將不復存在，在不斷催化和膨脹的物質欲望導引下的學術界，就有可能成為名利場，形成權力至上和贏者通吃等宰制性的規則。在這種體制和環境中，年輕的學術后輩恐怕很難脫穎而出。

防范權力過分向英才傾斜

在客觀存在等級分化的學術系統中，學術精英作為學術金字塔頂尖的極小部分，他們的確擁有話語權優勢，譬如作為專業權威，他們有可能控制一個領域的研究主題、話語風格、專業規訓制度，尤其是對各種資源分配和新人進入資格的掌控。如果缺乏基本的約束和學術倫理責任，這種體現了對專業權威尊重和以精英為核心的學術體制建構，也同樣有可能帶來創新活力的枯竭和后續杰出人才的成長障礙。

因此，即使在“去行政化”的所謂理想圖景中，合理的學術制度建構也不應以“英才”或“學術精英”為權力核心，或單純以少數“杰出人才”的培養為制度設計依據和邏輯，而應建立一個面向所有學術人的民主參與、監督的透明機制，以防范權力過分向英才傾斜而帶來另外一種負效應。

此外，既然學術系統存在一個等級分化的結構，顯然，英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甚至其成就的獲得本身也離不開其他非英才的配合與協作，尤其在現今大科學的時代。而且，英才的顯現方式也不是橫空出世的，而是同樣經歷一個由入門、有影響力成果發表到聲譽獲得的成長過程。因此，一個合理化的學術制度設計邏輯起點，不應是直接鎖定于“杰出人才”，而是如何通過營造一種環境，建立一個動態的識別、篩選和認可機制以及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為每一個具有潛質的學術人都能夠脫穎而出的機會。

所謂的環境營造就是支持所有學術人的自主探索、自由研究和研究團隊的自我組合，而不應施以太多的制度強制性，更不應該搞拉郎配式牽強附會的團隊組合；所謂動態的認可機制和有效的資源配置方式，就是杜絕以既有的聲譽和地位為作為支持和資助的標準與依據。

以“名”替代“實”的學術認可和資源分配機制，很可能導致學術系統內部“山頭主義”和“封建割據主義”的封閉性格局，它有可能培植的是學閥和學官，由此而引起的學術資源壟斷將成為后續杰出人才成長的大忌。

刻意打造杰出人才，可能欲速而不達

概而言之，我們所希求的真正杰出人才的確是特定制度運作的結果，但是，這一制度設計所遵循的是學術活動的規律或邏輯，而不是直接指向杰出人才。在合乎學術活動規律的體制下，杰出人才的大批涌現帶有自然而然特點，甚至他們的涌現可能遠超過人們的預期；反之，刻意于杰出人才打造，則有可能欲速而不達，不僅可能帶來共同體內部士氣的低落、資源配置效率低下問題，還可能埋沒了更多有潛質的杰出人才。在教育和學術領域，杰出人才的產生過程與卓越成就取得過程性質相似，你越經意于功名譬如諾貝爾獎，很可能諾貝爾獎離你會越來越遠。

在一個渴望杰出人才的時代，在一個資源還相對稀缺的環境中，對于當下教育、學術和科技政策制度所帶有明顯的區別對待傾向，我們或許也可以理解。但是，這畢竟不是一種常態。正如我們現實中所看到的情形，如今，在各種“工程”、人才項目、創新平臺、重點基地、重點學科等名目下，學術資源明顯向少數機構和少數人集中。

一方面，一些機構和人經費多得不知如何用，要么大興土木，要么重復購置設備，使用率卻很低，而真正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者和創新性成果還難得一見；另一方面，更多的機構和有潛質的學術人則處于無米之炊的狀態。學術資源的確不能以撒胡椒面的方式來分配，然而，究竟應該如何“區別對待”才更有效?我想，確立以每個學術人而不是其所在學術機構(“必記本”注：如大學、平臺、基地等)的“實力”(而不是簡單的聲譽)為資源配置準則，讓更多而不是少數人參與游戲，才可能是戒除整個學術界的浮躁、提升所有成員的士氣、激活整個國家學術和科技創新活力、進而讓更多杰出人才涌現之本。

所以，面對錢學森關于杰出人才匱乏之問，我以為，不是我們的制度缺乏對“杰出人才”的重視和關注，而是我們的制度在合乎學術活動的規律、學術人(而不是少數杰出人才)培養和成長規律上付之闕如，逐末萬不能舍本!

本文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閻光才，首發社會科學報，轉載自：必記本

閻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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