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羅伯特·克勞利認為理想國的社會結構是由上帝決定的，上帝就像一個標桿，任何人不得隨意改動。他的理想主義共和國，也常被認為是“基督共和國”。可見，這幾位人文主義者以英國社會背景為依據，進而在反思社會秩序后不同程度上提出了國家體制的改革意見。而且在國家制度的設定上，他們各自少不了對共和國的描述。
在世紀英國早期，莫爾為同社會上不平等和剝削的現狀對抗，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理想國家。在共和國的設定上，莫爾認為烏托邦是一個無產階級的社會，它由不受剝削的勞動者組成。他認為烏托邦共和國優越于他所知道的一切國家，正是因為那里公正的社會制度，他似乎在復興“中世紀集體主義”。
在他設計的國家中，不存在私有制，全部物質財富歸勞動者所有。在島國，個人和全社會的幸福取決于物質財富需求能否滿足，個人的幸福唯一或優先的內容在于快樂，而且快樂是以美德為基礎并去追求幸福的。可以看出，莫爾強調在島國中美德的重要性。
斯塔基在《對話》中提出英國如何建立真正的共和國？他認為“每個人都應不遺余力地增進社會公共福利，每個人都應當學會如何為他的國家服務”。他強調了美德的重要性，因為在共和國中，美德是保障健康和財富的可靠條件，也是維持國家良好秩序的先決條件。他還認為“在良好合理的秩序下共同生活，個人都永遠樂于造福他人，這可以說，是大家彼此齊心協力地達到至誠至善”。
斯塔基認為共和國是理想的國度，縱然由很多個體組成，但其更像是一個人；而在共和國中，個體需求應該與共和國的整體需求一致。他還認為共和國首要是健康，其中包括整體的健康狀況與社會物資相適應的人口。而且社會的有效合作和政府的良好管理能夠維持共和國的健康狀況。
在健康和諧的社會中是不需要過多的工匠和農夫，但真正的共和國必定是富足，也必須擁有“友情、財富和充足的必需品”，這樣才會減少“妒忌、怨恨、糾紛和爭吵”。如果一國到處是敵對者，“就不可能看到長期的繁榮和進步”。
這樣，國家整體的穩定、健康和進步能夠保障個體間的友愛與和諧。他還認為“在共和國中，最大的威脅源于完全專制及沒有自由”。因此，斯塔基設計的共和國是一個健康、富足、良好秩序及友愛的國家。
克勞利在他的“基督共和國”中認為上帝安排了社會結構，君主只是按照上帝的旨意來管理國家。因為“上帝創造人的目標，就像智者所認為的那樣，是維持國家應有的公有制”。那么，鄉紳和財富擁有者必須都和平民大眾一樣，接受上帝安置他們的境況，在空閑時間不帶任何怨言為公眾謀福利而進行勞作。
所有人都必須以全體國民的共同利益為主。每個人都應該信任政府，就像自己履職那樣。財富擁有者只是公共財產的管理者，而他的這個觀點與斯塔基的相同。克勞利斥責為自我利益貪婪無度的人，同時主張建立“理想主義共和國”。
他認為各種財富尤其土地是君主統治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少數“財富擁有者”之間進行分配。在他的基督共和國中，他說道：“即使地球消失了，上帝的正義、友愛精神永遠也不會消失，因為人們必須按照上帝的意旨行事”。
可以說，莫爾、斯塔基及克勞利在共和國的設定上，都強調了良好秩序、健康社會、美德及對財富管理的構想，而且所強調的無不是以國家公共利益、共同善來保障個體利益。然而一個國家的良好秩序，也離不開完善的社會政治制度。
在社會秩序中，莫爾當然少不了對社會政治制度的描述。他描述的烏托邦是由個城市組成的共同體，每個城市的設施和法律都一樣。國家的政治機構包括元老院和民眾大會，這是全島實現民主的最高形式。
如果撇開元老院和民眾大會，人們就不能對公眾事務做出任何決定，否則就以犯有刑事罪論處。而這也是為了避免國家發生政變和保護英國人不受虐政的壓迫。對于烏托邦來說，其有一套相當完備的官員制度。在島上設總督、特朗尼菩、攝護格朗特這三級行政官員。
國家對共和國的管理是公開的并置于全民的監督之下。而他認為全民監督體現的不僅是民眾的權利，更體現民眾對官員的要求。他認為：“最高的行政長官總督應是選舉出來的，職務終身制，若追求暴政、有虐待英國人的嫌疑就可能被撤換”。
那么，烏托邦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英國人政權的基礎上，沒有私有制，全體官員需要選舉才能得到保障，這反映了他追求政治民主的訴求。
斯塔基在《對話》的主要任務是有關國家政體的選擇。他在年留給后世最重要的警句，即“混合政體在任何政府形式中都是最優的，這極有利于防止暴政的出現”。因為人類在漫長的歲月中創造了多種形式的政府，但沒有一種是最原始的。
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些政治形式是根據人類的本性發展而來的。斯塔基的《對話》反映了他并不認為反對君主制就意味著英國人的低賤，而各種政府形式都有其優點。純正共和國中彰顯的是兄弟般的友好、合作，而政治統治的目的就是開始良好有德的生活。同時他給出了英國建立真正共和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面貌的原因。
斯塔基認為政府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復雜的社會環境因素，而降低人口壓力才會實現在純正共和國中有德的生活目標。但是英國社會目前的現狀正是貴族閑散，無所事事。而且大量軍隊的仆人、教士、修道士和托缽僧都是社會的負擔，這些都并沒為社會增加財富。
甚至可以說“英國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過于游手好閑濫飲暴食”，而探究其主要原因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矛盾，即“俗人憎恨教士，平民反對貴族，臣民反抗主人。彼此互相妒忌、中傷和怨恨”。
他揭示了所有這些社會罪惡滋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即人人追求自我利益、無限擴大財富及漠視他人利益。他還認為人們的道德水平提高也不應只依靠政府法規，因為法律約束時常也會無效的。然而法律的這些缺陷可以依靠宗教來糾正。
英國應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培養博學和精通教義的神職人員，設立公眾宗教場所，并準許知識分子用英語翻譯《圣經》。這樣宗教就可對時常無效的法律影響進行補正。可見，早期共和主義思想帶有深厚的宗教烙印。
克勞利雖然在理想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上沒有著墨，但是他譴責了一些人不顧道德良知而獲取財富的行徑，呼吁每個擁有財富的人都要為他人著想，不能只顧自我利益謀取財富；甚至那些通過勞作獲取財富的人，也應盡量幫助貧窮潦倒的鄰人，與鄰人友愛。
他以宗教宣傳的正確價值觀為指導，在國家中，商人不應只為自己的財富，而應為他人提供價廉的生活必需品。地主應公正地履行權利職責，幫助鄰人。假如他們靠圈地和提高地租來提高財富，這種行為就應該受到譴責。
克勞利還在《致富之路》中告誡：“地主只不過是上帝在世俗中對財富的管理者和仆人，地主應該呈遞一份介紹他們管理的狀況的說明。因為每一個上帝的孩子，生來就有在人間進行致富的權利。他們除了靠汗水獲取所得財富外，地主不應再進行大肆搜刮。而統治者，并非生來就擁有絕對權力，他們只是經過上帝的旨意來指定的”。
可以說，克勞利的理想主義共和國只是一個夢，因為它的實現只靠共和國所有成員的和睦共處、所有人恪守職責，而這些是很難實現的，并且與社會現實總會相悖。最后，他發現了只能讓“理想主義共和國”停留在理想狀態，這讓人頗感失望。
同莫爾、斯塔基一樣，克勞利也不曾準備將他的理想付諸實踐，因為他完全以游離于世俗之外的立場來設定有關共和國及其政治制度。可以說，他們在當時的英國社會現實中，提出理想的共和國制度設計，是一種對現實政治范式的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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