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市場主體實際的滿意度比指標更重要。為了某些指標項，我們有時候會去引入一些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法律制度，我在課堂上會提到一些條款，我稱之為“營商環境條款”，有些條文很好，有些條文在實踐中效果不好，怎么辦？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即使是一些外企，他們進入中國市場前可能會更關注指標，但進入以后，如果碰到相應的問題，相信還是會更注重實際的感受。當然像這樣的問題也不是非常多，有一些還是可以相容和協調的。
觀察者網：您在演講中還提到“法院追求高結案率，一線法官長期處于身心壓力過大的狀態”的現象，如果綜合考慮一線司法資源實際和社會整體需求，“取消或優化結案率考核指標”的對策，是治本之策還是權宜之計？
金可可：為什么要呼吁取消或優化高結案率？因為一定程度上，它是現在“立案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造成“立案難”的因素很多，客觀因素是案件過多，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但是造成現在這種程度的立案難，主要原因就是高結案率的壓力。舉例來說，結案率事實上的排名或考核是各個層級都有的，最高院對高院，高院對中院，中院對基層法院，各院對各法庭，法庭對每一位法官，進行層層結案率排名或考核；這種排名或考核還分各種周期，有月結案率、季度結案率、年度結案率，把大家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樣一來就很糟糕，大家為了自己的結案率不那么難看，就會盡可能把案子擋住，或者只把不太影響結案率的案件放進來，或者為配合結案率的周期，各種各樣的奇怪現象層出不窮。
回到你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取消或優化結案率考核指標”是治本的，我認為，司法是最不適合做指標化管理的一個系統，因為這個系統不應追求任何指標，它的指標應該是把每個案子辦好。至于會不會因此而辦得太慢，最終影響營商環境？因為有審限制度管著，只要管住審限，要求在審限內把案子辦掉，應該就沒有太大問題。
實際上，司法工作的好壞，就像我們老師講課一樣，不是簡單的外在指標可以看出來的，但要進行指標化管理，沒有抓手不行，所以法院系統內部把結案率作為一種管理抓手。當然，這也是一個系統協同問題，要解決的話，還是要靠國家層面的頂層推進。
觀察者網：您談到案件多，相對來說，就是司法資源不足的問題，當下，經濟、技術、社會的發展節奏特別快，您認為這是司法資源不足的原因嗎？是否要借鑒英美法系判例造法的一些做法來應對新情況？
金可可：從絕對來講，司法資源肯定是不足的，政法系統的編制是嚴格控制的，要增加的可能性很小，我個人認為，政法編的調配其實也可以做更合理的配置，現在也已經往這個方向去做了，但有的地方還可以更優化。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全國的法院都在強調訴源治理，要從源頭要把訴訟減少，以及使用其他多元化的機制化解矛盾，社會矛盾的化解不能只靠法院。另一方面，如果能更好地配置司法資源，還是有提升效率的空間。
至于社會發展速度快，成文法永遠滯后于社會發展，雖然是事實，但也不能過度夸大這個問題。因為成文法有個特點，其所制定的法條，雖然無法覆蓋未來發生的所有問題，但其在構成要件等方面的表述相對有彈性，可以通過法學方法論、法律解釋和適用的技術，令其適用于新發生的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只要抓住立法目的，絕大多數情形都能夠通過法律的解釋來解決適用問題。
如果還出現了一些新的現象，現行法律不能解決，這稱為“法律漏洞”，當法律漏洞出現時，也有一套成熟的法學方法論上的規則，從現有的法律框架和規則中提取出新的規則，這個新規則提取的任務實際上就交給了法官，有點像英美法系的判決造法，這在大陸法系也是被允許的，只不過它處于一個相對輔助和補充的地位，并且必須遵循嚴格的方法。
觀察者網：整體來說，在當前互聯網和數字化浪潮極大改變中國社會面貌，特別是人工智能帶來更大變革的前夜，法律系統優化營商環境，是否需要向技術要效率？
金可可：對，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我舉個例子，以前市場監管部門經常要求當事人親自到場辦理登記或變更登記，有些變更需要全體股東到場，股東們天南海北要趕過來，效率很低。
現在我們的市場監管有一個身份核驗系統，通過人臉識別和身份證件上傳，很快就能夠核實是不是本人，然后在系統上表達意見就好了，這樣一來效率確實提升很多。本來法律制度上的問題，現在通過技術輕松化解了，這是一個典型例子。類似的還有疫情期間發揮很大作用的線上立案和線上審判，這都是技術對司法效率的極大提升。
另一方面，我認為技術為司法帶來的效率有個限度，技術只能作為工具提供便捷，人工智能絕不能替代人類進行審判。因為對法律系統來說，最重要的是法官對事實的認知、對證據的審查，基于個人親歷性的經驗，形成一個心證，作出一個裁判。另外還涉及責任和倫理的問題。ChatGPT目前只是一個語言模型，在上述這些方面是替代不了人的經驗和認知。
觀察者網：既然法律資源有限，有沒有可能借助一些產業和頭部企業的力量提高效率？
金可可：這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有很多平臺企業，實際上容納了無數的商家和消費者，已經形成了一個互聯網上的社會子系統，上面形成了很多自組織和自治規則，原則上，只要這些規則不違反國家的主權，不違反社會的公序良俗，法律一般都會承認和吸收其自治規則。
但要特別注意的是對消費者和中小企業的保護。相對政府來說，企業是弱勢的；相對于大企業來說，中小企業是弱勢的；相對于企業來說，有時候員工和消費者是弱勢的。法律應該在實事求是的原則之下，更關注弱者權益的保護。
金可可演講實錄：
民營經濟法治保障的幾個難點痛點問題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方針政策，增強信心、輕裝上陣、大膽發展。對民營企業家來說，法治是最可靠的“定心丸”，良好的法治化營商環境是民營經濟發展的優質土壤。近年來，我國通過頒布實施《民法典》，修改《反壟斷法》，逐步形成以《優化營商環境條例》為主干、各類政策文件為補充、地方條例為支干的保障民營經濟的法治體系，成果斐然。
當前，我國民營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時期，民營經濟法治化保障也進入了“攻堅克難”階段。
一是營商環境優化進入“深水區”，加強系統協同、消除隱性制度性成本迫在眉睫。
以商事登記為例，作為現代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基礎性制度，作為企業市場準入的關鍵環節，商事登記的便捷化有助于降低民營經濟準入成本，提振市場主體發展信心，優化營商環境，提升國際競爭力。2022年3月，《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實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國商事登記立法不統一、效力不明確的問題，使商事登記制度更加適應市場主體的實踐需求，對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系統協同方面的不足，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條例》的實際效果。茲舉兩例說明。
問題1：不少登記機關對申請人提交的材料仍作實質審查，導致商事登記的便捷度提升有限。具體表現為登記機關審查、干預當事人提交的章程或合同內容。
例如，有的登記機關要求申請人原則上采用章程示范文本，或要求股權轉讓合同必須明定價款，或限制商業實踐中常見的對價變通支付方式（不少企業為此被迫起草兩份章程或合同，一份用于登記備案，另一份才是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導致了大量的“陰陽合同”），有的登記機關甚至還審查相應資金的來源。
該現象成因有二。首先是對商事登記的法律性質認識仍有偏差。根據《市場主體登記管理條例》第17條、第19條的規定，商事登記的性質應當屬于行政確認，即登記機關僅對申請材料進行形式審查，符合形式要件的申請應一律予以確認登記，登記機關對材料真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并不負責（應對此負責的，僅限申請人自己）。但一些地方市場監管部門仍認為商事登記的性質為行政許可，要求工作人員審慎審核申請材料，并對其真實性負責，這實質上是要求登記機關盡實質審查義務。
但更為主要的原因在于商事登記和其他領域（如行政審判實踐、考核制度、稅務系統等）系統協調方面的不足：
比如，登記機關之所以對章程、合同內容等進行實質審查，是因為行政審判中，法院未正確區分適用登記的“撤銷”和“更正”。根據《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具體行政行為的撤銷以違法性（包括未盡審查義務）為要件。商事登記作為一種行政確認，登記機關無須對簽名或材料的真實性負責；即使申請人提供虛假材料或冒名登記，只要申請材料符合形式要件，且不存在明顯可見的虛假跡象，登記行為即符合法律要求、無違法性，不存在撤銷事由。受害人應通過民事訴訟確認自己為真正權利人，或以其他方式證明存在材料存在虛假情事，向登記機關主張“更正”登記，本不涉及“撤銷”。但行政訴訟審判實踐中，一旦認定申請材料虛假，無論登記機關是否盡到形式審查義務，法院一般都判決撤銷登記行為。這就意味著登記機關即使盡到形式審查義務，法院仍認定登記行為違法、登記機關仍需對申請材料的真實性負責，這與《條例》的規定直接沖突，變相“倒逼”登記機關進行實質審查。更重要的是，登記行為一旦被法院撤銷，即計入登記機關的敗訴率，工作人員考評受到不利影響，甚至可能受到處罰，這就導致實際操作中，登記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更傾向于作實質審查，以避免可能的追責。
因此，要解決登記部門違反法律規定進行實質審查，妨礙商事交易便捷的問題，應作如下改進：（1）行政審判機關應正確理解適用商事登記撤銷的法定要件，嚴格區分登記的“撤銷”和“更正”；在材料虛假但登記部門盡到審查義務的情形，即使行政審判機關仍堅持“撤銷”登記，判決中應明確登記部門的行為沒有違法性與過錯，該“撤銷”判決不應計入登記部門的敗訴率。（2）登記機關內部應建立“盡職免責”的考核制度，對已履行法定職責的工作人員，無論登記最終被撤銷還是更正，均不予處罰。
問題2：商事登記公示信息項目設置不完整，代表權限制等重要交易信息查詢成本過高，影響交易便捷、安全
按《公司法》第16、37、46條規定，公司在對外提供擔保等情形，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權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就某些行為需經股東會抑或董事會決議，方有代表權），而是否受到限制，需查看公司章程。按照《民法典》等法律、司法解釋規定，一個合同雖由法定代表人簽署，但若其代表權受限，合同效力就可能受影響。而登記實踐中，公司章程屬于內檔，普通交易主體無權查詢，只有公檢法或律師才有權查詢。這就導致商事主體在與他方簽訂合同前，須先委托律師查詢公司章程，否則將承擔合同不生效的風險，徒增交易成本。為解決這一系統協同問題，可以參考境外先進經驗，將代表權的授予、消滅及限制等直接影響相對人交易決定的信息，均作為法定登記事項，納入企業公示信息，允許任何交易主體直接查詢。
二是進一步明確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具體標準，規范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及時維護涉訴民企合法權益。所謂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是指民商事訴訟一旦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法院就應裁定不予受理、中止審理或駁回起訴，并移送公安、檢察機關或法院刑事審判部門。一旦民商事糾紛被移送刑事處理，民營企業訴訟維權就變得遙遙無期，無法及時解決糾紛、回收資金，最終無法專心投入生產經營，甚至因此被拖垮、倒閉；有時，即使刑事案件最終認定不構成犯罪，但轉回民事程序時，相對方可能已轉移財產，造成“執行難”等問題。
正因如此，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本應嚴格限制適用，但實踐中卻存在如下問題：① 就涉刑移送，各地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法官所采標準、尺度不一，形成大量“同案不同判”現象。② 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在某些方面雖有相對具體標準，但實踐中并未得到充分執行，不少法官隨意擴大涉刑移送范圍。比如根據《全國法院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九民紀要》） 的規定，因涉刑而不予受理的民商事案件，僅限于“同一主體”（受害人為原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為被告）且須基于“同一事實”，但實踐中，眾多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案件并未遵循“同一主體”要件。
上述現象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一是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標準不統一、不具體。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5項，但其并未規定具體的適用標準，“兩高一部”雖制定了多部司法解釋，但就移送刑事問題有時采用“同一法律關系”標準，有時采用“同一事實”標準，既不統一，也不具體，實踐中，即使同一法院的法官，對其具體理解與適用也往往各不相同，造成“同案不同判”現象。
二是部分法官利用這一制度推諉案件、規避審限、逃避責任（由此還伴生一定的廉政風險）。
三是相對方常會借此“鉆空子”，在民營企業提起民商事訴訟時，向公安機關刑事報案，故意制造糾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假象，為民營企業維權制造障礙。
因此，針對民商事糾紛涉刑不立案、涉刑移送，應制訂統一、明確具體的標準，并以類案為基礎，逐步建立更有針對性的審判指引，指導法院審判，維護民營企業的預期與合法權益。
三是進一步嚴格落實立案登記制改革成果，取消或優化結案率考核指標，保障民營企業訴訟權利。立案是以訴訟方式解決糾紛、依法保護民營企業權益的前提。無法立案，司法保護民營經濟也就無從談起。2015年起的立案登記制改革，降低了起訴門檻，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營企業的訴權。但從部分省市的情況來看，立案難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實踐中，立案難現象主要表現如下：一是隨意增設立案門檻（立案法定要件，詳見《民事訴訟法》第122條）。例如，將正確的案由作為立案條件；到現場立案時，要求先走線上立案程序；線上立案時，回復立案不通過，要求到現場立案；以方便訴訟及后期執行為由，將案件推至其他法院。二是隨意限制管轄。比如，在就合同糾紛網上立案時，某地法院要求只能由被告住所地管轄，而不能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轄；有的法院將“住所地”限縮為“注冊地”，排除法律明定的“實際經營地”；有的法院不認可當事人約定的管轄條款效力。三是拖延立案。常見的方式如：① 在立案程序前強制訴前調解，即便當事人或代理人明確提出不接受訴前調解，法院依然繼續進入訴前調解程序；而進入訴前調解階段后，實際并無調解員聯系雙方當事人，“調解”時間又較長（通常為1-3個月，有的甚至長達6個月到1年以上），所謂訴前調解實系拖延立案。② 立案審核周期超出法律規定期限（7天）；或口頭通知立案，但延期提供案號。③ 以各種理由要求重新提交立案申請等。比如線上立案時，以線上立案文件打不開、起訴狀不能手寫、需要補充材料、工作人員下沉社區、超審核周期、30天內取消預約次數過多等為由，要求重新提交立案申請。 ④ 在二審階段，由于《民事訴訟法》未規定二審的立案期限，拖延立案現象尤為嚴重，等待立案時間甚至可能超過6個月（二審的審限僅為3個月）。四是限制立案辦理時間。比如年底不立案，從每年10月底起，法院常會以種種理由明示和暗示推諉，勸當事人明年再立案。又如某地法院周五下午不立案。五是為上訴申辯制造障礙。比如不同意立案，卻拒絕出具不予立案書面文件；只回復不通過立案，卻不給出具體理由。
立案難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法院追求高結案率。結案率是辦結案件數和立案案件數量之比，既是上級法院考核下級法院的指標，也是各級法院考核一線法官的指標，根據不同的考核周期，不僅有年結案率，還有季度結案率、月結案率。面對各種層級和周期的結案率考核，一線法官長期處于身心壓力過大的狀態，既不利于案件審判質量，也誘使法院采取多種方法拒絕受理案件，比如上述年底不立案“怪相”，即因年底新立案件當年無法審結，難免影響年度結案率。由于各界反映較為強烈，2014年，最高法院曾公開表示取消對結案率等不合理指標進行考核排名，但實際上直至今日，結案率“作為統計分析的參考性指標，作為分析審判運行態勢的數據參考”仍要求逐級上報，并作排名。
因此，為維護司法改革“立案登記制”的成果，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取消要求各級法院報送結案率數據的做法，依法僅統計并上報審限內結案率，或至少將指標與報送周期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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