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遭質疑，美國名校招生制度往何處去

據美國媒體考證，這種招生方式起源于上世紀初。一戰結束后，美國涌現新一波移民浪潮，也激起美國社會又一波反移民情緒。當時，來自愛爾蘭、德國和東歐等地的大量天主教徒移民，以及來自美國西部、中西部或下層家庭的學生涌入傳統上由富裕新教徒主導的美國精英大學。其中，學術成績優異的猶太學生數量增加尤其迅猛。到上世紀20年代初期，這些學生已占據哈佛學生總數的21%，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總數的近40%。

為了限制猶太學生，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在內的多數美國精英大學開始優先考慮包括出生地、家庭背景、運動能力、個性在內的“主觀素質”，而非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這種“傳統”做法延續至今，給富有和白人申請學生帶來巨大優勢。因為歷史上，美國精英大學基本都是白人為主的大學。

杜克大學等美國高校經濟學家研究發現，哈佛在招生中為四類學生提供特殊待遇：運動員、校友子女、捐助者子女以及教職員工。2014至2019年間，被哈佛錄取的白人學生超過43%屬于以上類別。

此外，體育成績“加權”也越來越被質疑為偏好富有白人學生。據統計，常春藤盟校中，65%的校隊運動員是白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要想在帆船、高爾夫、水球等典型的常春藤盟校運動項目中取得優異成績和參加校際比賽，需要家庭有財力長期支付教練、夏令營、各種賽事和裝備費用。

凡此種種，使得美國精英大學里，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畸高。經濟學家拉杰·切蒂2017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美國，來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學生，被常春藤盟校錄取的幾率是貧困家庭學生的77倍。就此而言，精英大學的傳承招生，實際也成為財富的一種重要代際轉移形式。甚至有批評人士尖銳地說：“美國已經成為這樣一個國家：少數受過精英教育的人通婚，送孩子去同一所私立學校，搬到同樣富裕的社區，并代代相傳不成比例的經濟和文化權力，成為精英婆羅門階級。”這顯然與美國長期標榜的平等主義理想相違。

更多名校傾向取消特權

在教育問題上，美國高校和各州既接受聯邦法律約束，也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早在聯邦最高法院推翻招生中的“平權行動”前，從上世紀90年代迄今，有9個州都立法禁止州立大學招生時考慮種族因素。近年，包括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內，越來越多的精英大學取消了優先校友子女的“傳承招生”。明星富豪為子女進入名校，賄賂教練或偽造運動證書的丑聞發生后，高校的“貴族體育”也受到更多審視。

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博林格認為，美國高校招生形勢近年已經發生顯著變化。學校排名在“消亡”，對標準化考試成績的重視程度降低，種族因素不再列入招生考量。未來十年內，美國高校招生制度“將會有很多實驗”。

其中，一個引人注目的傾向是，近年，許多美國高校在嘗試以階層偏好取代族裔偏好，優先考慮錄取來自經濟困難家庭的申請學生。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開發了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的“社會經濟劣勢量表”，為申請學生評估“逆境分數”，再結合平時成績、考試成績、推薦信等綜合錄取。這種做法，使這所醫學院成為美國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醫學院之一。

今年春天，馬薩諸塞州還有州議員提出議案，向給予校友和捐助者子女特殊錄取待遇的哈佛等6所“富裕大學”征稅，并將征稅所得通過信托基金用于資助較貧窮的社區大學。

總體上，重視學生的“逆境分數”或者說在各種人生逆境中展現的個人品性；擴大錄取學生的地理位置、經濟階層和種族背景的多樣性，是美國許多精英大學的共同傾向。

兩百年來，高等教育一直被視為美國社會流動性最強大的引擎。但21世紀以來，美國高等教育卻更加分層，美國領導層的名校背景也越來越集中和突出，這本身就是美國社會不平等和階層固化趨勢的反映。

2008年金融風暴和經濟危機發生后，信息化時代貧富差距的擴大，中產階層的萎縮，連同占領華爾街運動和鐵銹帶白人藍領的悲歌，扣動成千上萬美國人的心弦，成為美國兩黨政治極化的推手。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美國歷史上有深厚土壤的平等主義理想受到更多推崇。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高等教育機構應尋找新的方法來實現學生群體的多元化教育，促進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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