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辯論結束后，您是否還收獲了更多來自歐美國家人士的反饋？
貝特朗：辯論后，我與現場觀眾進行了交談，后來也看到了許多網民在YouTube上發表評論。人們對我陳述的內容反饋非常積極。雖然在辯論中有些人也提出社會信用評分等問題，但我認為這更反映出他們對真實的中國情況缺乏了解，也沒有接觸到不同觀點，只知道到西方（過去）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從我與觀眾討論和我讀到的YouTube評論看，我認為人們比我們通常想象的更加開放，能夠看到不同的觀點，并意識到他們所聽到的關于中國和共產主義的說法并不是全部，還有另一面的故事。
美國人缺少“免于恐懼的自由”
環球時報：您有一個反駁非常犀利。在談到中國發展成績時，鄭國恩試圖把中國政府和人民割裂開，妄稱“成績只來自人民，和政府無關”。但您通過對比中國和印度化解了這個問題。為什么西方政客總想把二者對立起來？
貝特朗：很明顯，他們的目的是試圖讓中國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如果他們說中國的政治制度或中國政府是中國發展的原因，就會削弱西方一直強調的“中國應改變其制度”的論點。他們只好假設說，“中國雖然在現有的制度下實現了發展，但沒有這個制度，中國會做得更好”，這樣的話，西方的論點就更“站得住腳”了。這很關鍵，我認為他們這樣做非常短視。他們也沒有意識到試圖讓中國人反對自己的政府，實際上反而加強了中國的內部團結。
環球時報：您在談到中國脫貧成績時，對比了美國當前的貧困人口問題。還有學者提出，“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的軍費支出幾乎可以用來幫助消除全世界的極端貧困”。在解決貧困問題上，中美兩國的對比說明了什么？
貝特朗：西方對貧困的看法與中國的看法非常不同。西方的關鍵價值觀是“個人自由”，即貧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選擇——任何人，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貧困。他們認為中國為擺脫貧困付出的努力與他們的價值觀相悖。可事實上，拿偏遠的村莊來說，當地需要醫院、學校等基礎設施建設，而只有政府才能實現這些。
提到軍費支出，美國認為它今天的生活方式是由其軍事力量和霸權支撐的。以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為例，法國前總統德斯坦稱其為“美國的過度特權”，這使得美國能以犧牲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為代價來維持自己非常規的赤字。如果美國失去了霸權，就不會有這些特權——美國將無法長臂管轄、監視全世界或者不遵守國際法。這些都是美國因自身軍事力量和霸權而擁有的特權。美國把自己置于這樣的境地，可悲地依賴于他們的軍事力量和霸權。也正因如此，美國很害怕中國的崛起，認為這挑戰了美國的霸權。
美國是其霸權的受益者，也是其霸權的囚犯。當它不能自由選擇從數百個海外軍事基地的龐大軍隊中解脫出來時，當它不能從對其他國家的敵對行動、長臂管轄、制裁等行為中抽身時，它就處于這種囚犯的境地。這不是自由。美國被限制在這種狀態下。
環球時報：您在演講中提到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自從2003年以來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公民對政府的滿意度全面提升”。您是否可以簡單總結，中國在國內發展的問題上做對了什么？
貝特朗：我認為中國做得最正確的事情就是維護主權。毫無疑問，如果中國沒有在保持獨立思維、擺脫外部干擾方面采取堅定手段，就不可能得到發展。看看如今中國的發展方式，它非常獨特，中國會選擇對中國有益的事情，但也有力量拒絕無益的事情。
環球時報：您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相關演講，提到美國應該讓本國民眾擁有“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您說，在美國很多地方，人們不敢隨心所欲地獨自散步，而這些自由在中國是實實在在的。
貝特朗：我想講講我妻子的親歷。她有一次在倫敦被搶了包，報警時英國警察卻告訴她，“不會去抓肇事者，因為倫敦的盜竊案太多了”。讓他們去努力試一下似乎都不大可能，因為警力不夠。出于好奇，我們問中國警察，如果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情況他們會怎么做。中國警察說，那是嚴重的犯罪，他們會派人抓住搶劫的人。貧困也是導致犯罪和暴力的一個重要方面。相比，中國做了很多工作來消除貧困，也降低了犯罪率的發生，因為人們不需要靠這樣（暴力搶劫、盜竊）活下去。
“‘歷史終結論’是白日夢”
環球時報：您認為會有更多的西方政治家和觀察家認同您對自由的看法嗎？
貝特朗：我想從西方不同代際的政治家和觀察家來談論這個問題。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論”，他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類政治歷史發展的最終形式，是歷史上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這一切以世界變成一個“大自由民主國家”而結束。冷戰后的一代人本質上相信自由霸權主義，認為西方的目的是團結世界，讓世界成為一個“大的自由民主國家”。而我們正在目睹這是一個“白日夢”，一個幻覺。一點一點地，我們將看到一個新的多邊秩序的出現，很快，西方的政治家將意識到前一代人所犯的錯誤。他們將意識到主權自由的價值，并可能受到來自其他制度的力量的啟發。這需要時間，因為強調自由霸權主義的一代人（在西方）仍然掌握著權力。但新的政治家和觀察家很快就會意識到這沒有出路，其中一些人會被選中，他們的思維方式將發生轉變。我希望如此。
環球時報：您認為中美兩種不同的制度能和平共存嗎？
貝特朗：正如我在辯論中所說，中國的治理模式適用于中國，是中國悠久而獨特歷史的產物，也適應于中國今天的經濟發展和地緣政治背景。中國從未表達過要傳播這種制度的意圖。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美）兩種制度和平共存不是問題，因為中國樂于看到其他國家擁有不同的制度。
問題在于美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稱呼它，它都聲稱具有普世性，試圖說服其他國家采用自己的制度。這種思想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宗教傳統中，是不容易改變的。因此，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西方的治理模式能否接受其他模式與其共存？最終，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民主的世界秩序，不同的文明共存其中，而不是一個極權主義的世界秩序——試圖把一種文明和一個制度強加給別的國家。
環球時報：美國一直在拉歐洲打壓中國，但從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歐洲政要訪華和相關表態看，歐美在對華政策方面因利益不同而不完全一致。您能預測下未來美歐中三者之間的關系嗎？
貝特朗：歐洲喜歡談宏圖偉略，但歸根結底，它在重要的方面依賴于美國。看看防務，烏克蘭危機已經表明“北約就是美國”。歐洲在防御方面完全依賴于美國。在技術方面，歐洲有哪些大型科技公司？現在幾乎沒有。這很瘋狂。恢復歐洲主權所需的工作量是巨大的。我認為馬克龍總統真正想要這樣做。法國文化深深根植于我們獨立的政治和思維方式中。但當歐洲如此依賴于美國時，想在短期和中期內有所改變并不容易。
在中美關系方面，根據我的觀察，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訪華和中國官員在會晤中說了一些好聽的話，但需要跟進美方的行動。美國知道自己在美中關系上面臨著來自盟友和全世界的巨大壓力，大家都希望美國冷靜處理這個雙邊關系。因此，我們看到美方一些積極的聲明，但這可能只是表面文章。
歐洲現在正談論“去風險”。我認為“去風險”本質上就是一種風險，因為相互依存本身并不具有風險。當歐洲在中美之間都處于相互依存的狀態時，面臨沖突的風險才會減少，當歐洲完全獨立于其中一個國家時，面對沖突的風險反而會提高。“去風險”還會給歐洲帶來很多經濟風險。中國（2020年）成為歐盟最大貿易伙伴。減少雙邊貿易將讓歐洲付出很大的經濟成本。
我希望歐洲能聽懂中國總理這次歐洲之行講話中的智慧。在地緣政治上，如果你只是一個追隨者，就等于不存在。只有當你有不同的觀點時，你才在國際舞臺上有了身份。中國給了歐洲這個機會，讓歐洲發出自己的聲音。我認為歐洲應該抓住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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