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建議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究其原因，楊偉民認為存在多個方面，例如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偏低，且逐步下降；居民對房地產相關支出的增加產生的擠出效果，房地產消費位居居民消費第一位；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費水平低等。

建議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

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為此，楊偉民認為，我國既要繼續建設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也要加快構建消費大國、生活大國。而堅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需要在發展目標、發展思路、發展政策上作出一些調整和優化。

一是把民生大國、民生中國作為重要目標。我國是世界制造大國、生產大國，但還不是消費大國、生活大國。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有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有14億消費者。“所以我覺得我國的發展已經到了從追求生產大國向追求生活大國，從以制造大國為目標向以消費大國為目標轉換的階段。”楊偉民說。

二是增加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在不同時期我國實施過擴大內需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兩種宏觀政策思路，在不同時期都取得了應有的良好效果，但也有一些效果不佳，例如原來要擴大內需，但實際上更多擴大了政府消費。因何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相對滯后，難以使擴內需促供改的政策效果進一步放大。

“下一步既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擴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也要同步推進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著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實行有利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財稅和金融政策，實行給居民讓利的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和加大轉移支付的財稅政策等。過去我們的政策主要是面向生產者、面向企業，我們現在需要考慮如何面向消費者，增強消費能力。”楊偉民說。

三是消費權也是基本權利，對居民消費盡可能不干預、少限制，逐步改變對住房、汽車和部分高端消費的抑制政策，推動汽車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

四是改革身份證制度和住房制度，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以農民工為主體的非戶籍人口，是潛在的中等收入群體，也是擴大居民消費最值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市民化是推動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也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之時，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要爭取解決1億～2億人的市民化問題，這樣光是他們在就業地的住房問題就能創造大量需求及關聯消費，因此需要做兩方面改革。”楊偉民認為，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鎮戶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戶籍人口；二是改革身份證制度。

“中國特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與戶籍掛鉤，多年實驗證明，放開部分城市的戶籍限制，很難真正解決農民工融入城市的問題，因為害怕失去在農村的三塊權益。所以可以研究考慮身份證按常住地的地址來登記，不再按戶籍地地址來登記，這樣的改革有利于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管理人口三個人口口徑，徹底解決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兩個口徑帶來的問題，也有利于城市治理的現代化。”楊偉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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