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是唐文宗開成三年（838）戊午科進士科考試，主考官還是高鍇。考前為了防止出現有人請托，高鍇還特地囑咐下人不得隨意接收信箋。而裴思謙懷揣仇士良的親筆信，穿上一身紫袍，前來求見。紫袍乃三品以上官員服裝，估計是這身行頭嚇住了門房，裴思謙得以見到高鍇。
時隔一年，高鍇看來是已經不認得裴思謙了。裴思謙大聲說：“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這里的“軍容”指的是觀軍容使仇士良。除了最初幾年，唐代科舉并無秀才這一等級，但“秀才”一詞常被用作頂尖人才的美稱。裴思謙的意思是要求定他為狀元。高鍇為難，說狀元已經內定（從這句來看，唐朝科舉有時候真是功夫在考場外），其他事好商量。裴思謙堅決要求按照仇士良的意思辦。高鍇無奈，最后說，那我好歹得見到裴學士本人再說。裴思謙得意地答道，我就是。高鍇不得不遵從了宦官的要求。
李商隱也遭遇過這種“盤外功夫”。《李義山文集》卷十記載：“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于朝，揖曰：‘八郎之交誰最善？’绹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托之辭，故夏口與及第。”（《與陶進士書》）李商隱多次參加科舉皆不能登第，而恩公令狐楚的兒子令狐绹輕飄飄一句話就能讓他得償所愿。主考官夏鍇主動詢問令狐绹想讓誰上，可見那時請托之風之明目張膽。
李商隱像。
除了少數有背景、有靠山的人之外，大多數考生要想獲得青睞，自然只有靠才華吃飯。不過才華也能幫助考生在考前就獲得青睞甚至內定，杜牧就是一個典型。《唐才子傳》卷六記載：“牧，字牧之，京兆人也。善屬文…… 初未第，來東都，時主司侍郎為崔郾，太學博士吳武陵策蹇進謁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君選才，仆敢不薄施塵露。向偶見文士十數輩，揚眉抵掌，共讀一卷文書，覽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王佐才也。’因出卷搢笏朗誦之，郾大加賞，曰：‘請公與狀頭！’郾曰：‘已得人矣。’曰：‘不得，即請第五人；更否，則請以賦見還！’辭容激厲。郾曰：‘諸生多言牧疏曠不拘細行，然敬依所教，不敢易也。’后又舉賢良方正科。”此時是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輕的杜牧來參加科舉，主考官為崔郾，而此時的杜牧已經因為一篇《阿房宮賦》馳譽天下。太學博士吳武陵竭力推薦杜牧為狀元，并為崔郾朗誦《阿房宮賦》，崔郾十分贊賞，但表示狀元已有人選，吳武陵又求為第五名，最后直接表示，假如再不應允，那么就把文章還給人家，言辭非常激烈。崔郾表示，他猶豫是因為聽說杜牧此人性格疏闊，不拘細節，但既然舉薦人如此堅決，自己自然從命。于是杜牧高中進士。
正因為名氣如此重要，考生們會在考前遍訪京城權貴，送上自己的文集，希望以文采打動這些人，為自己營造名譽。這就叫“行卷”。臨考前，怕人家忘了自己，還要再送一次，稱為“溫卷”。這些活動是公開的。
甚至政府后來也插上一腳，至少在天寶時期，禮部主考官會要求考生們在考前繳納文集，稱為“納省卷”，這成了不成文的規矩。國子監助教溫庭筠曾經寫過一篇《榜國子監》：“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燈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榜示眾人，不敢獨專華藻。并仰榜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并榜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榜。”可見省卷中的優秀作品還會榜示給大家，以示鄉貢之公正無私。
有些著名詩句其實就是考生干謁主考官時的作品，例如唐人朱慶余《近試上張水部》：“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乍看起來是歌詠新娘子，實際上是干謁詩，以新娘子見公婆那種忐忑不安的心情來表達自己面臨考試時的內心感受。關于行卷、溫卷的內容，可以參看程千帆《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干謁的同時，自然也會伴隨著行賄與受賄的暗箱操作。科舉制興起不久，在唐高宗龍朔年間這種案件就已經出現。《舊唐書》卷一百九十記載：“董思恭者，蘇州吳人。所著篇詠，甚為時人所重。初為右史，知考功舉事，坐預泄問目，配流嶺表而死。”《封氏聞見記》卷三也記載了這件事：“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泄進士問目，三司推，贓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冊府元龜》記載這件事時直接說董思恭“預賣策問受贓”，換句話說就是做了權錢交易。這是有明文記載的唐代第一場科考舞弊案。董思恭為此被流放梧州。
干謁之時，除了舉子賄賂考官，有時還會有一個奇怪的現象：那些達官貴人給年輕的舉子們贈送錢財，有時鬧出一些不愉快也必須忍著。這是為什么？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何為“打秋風”？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六記載：“唐士子應舉，多遍謁藩鎮、州郡丐脂潤，至受厭薄（厭惡鄙視）不辭。”程千帆在《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中說，唐代舉子“行卷以求知己，雖然主要是為了成名，但其末流也有借此打抽豐（打秋風），即斂財的”。
《幽閑鼓吹》記載：“丞相牛公（牛僧孺）應舉，知于頔相之奇俊也，特詣襄陽求知。住數月，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后忽召客將，問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之五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恨，謂賓佐曰：‘某蓋事繁，有闕違者。’立命小將赍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出界即領來，如已出界，即送書信。’小將于界外追及。牛公不啟封，揖回。”
年輕的牛僧孺曾經干謁大臣于頔。但是于頔并沒有重視他，把他當作一般的賓客對待。牛僧孺憤然離去。他走后，于頔問手下給牛僧孺送了多少錢，手下答曰五百錢；又問牛可曾接受，手下答“擲之于庭而去”。于頔覺得事情不妥，立刻令手下攜帶五百匹絹和一封書信去追牛僧孺。但是牛僧孺信都未拆開，便揚長而去。于頔內心頗感不安。
按理說，位高權重的于頔應該不會在意一個年輕貢生的態度，那么為什么要派人追趕彌補？原因是這些年輕的考生未來一定有人得登高第，成為政壇棟梁，人人都有后代，人人都需要留后路。考生雖然年少，但不可輕慢，也許面前此人未來掌權呢？如今得罪了他，未來會不會累及自家子弟？所以，給年輕考生們贈送錢財實際上是一種投資，是在編織一張人脈關系網，為自己的后代留出路。
下面一個故事可謂典型。《唐語林》卷六記載：“安邑李相公吉甫，初自省郎為信州刺史。時吳武陵郎中，貴溪人也，將欲赴舉，以哀情告州牧；贈布帛數端。吳以輕鮮，以書讓焉，其詞唐突，不存桑梓之分，并卻其禮，李公不悅。妻諫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相忤？’遂與米二百斛，李公果憾之。元和二年，崔侍郎邠重知貢舉，酷搜江湖之士。初春，將放二十七人及第，持名來呈相府。才見首座李公，公問：‘吳武陵及第否？’主司恐是舊知，遽言及第。其榜尚在懷袖。忽報中使宣口敕，且揖禮部從容，遂注武陵姓字呈李公，公謂曰：‘吳武陵至粗人，何以當科第？’禮部曰：‘吳武陵德行未聞，文筆乃堪采錄。名已上榜，不可卻也。’相府不能移，唯唯而從之。”
李吉甫任信州刺史時，當地舉子吳武陵赴長安應考，途經信州，求李吉甫給盤纏，李只給了幾匹布帛，吳武陵覺得是在打發要飯的，回信責備李吉甫，李頗惱怒。此時其夫人勸告說：“咱家孩子未來也要留出路，為何要得罪舉子呢？”于是補送了二百斛米。
李吉甫對此事始終耿耿于懷。元和二年（807），李吉甫任宰相時，禮部侍郎崔邠來向他匯報今年科舉中榜名單，一共27人，李吉甫問：“吳武陵及第否？”結果崔邠會錯了意，以為這是宰相要照顧的人選，好在此時名單還在袖子里，于是把本已落第的吳武陵臨時加了上去。李吉甫很不高興地說：吳武陵是個粗陋之人，怎能錄取？崔邠回答：德行不了解，文筆還不錯，名已上榜，不能更改。李吉甫只能作罷。時也命也，吳武陵竟然靠這樣的奇特機遇一舉登第。
這些故事展現出這樣一種場景：科舉場是個人情循環網，由于唐代科舉考試中人情是決定性因素之一，每個身居高位的人都得為子弟留后路，雖然舉子們干謁時有求于達官貴人，但達官貴人也要留后手，不敢輕易慢待這些年輕人。
當然，也有地方官是出于善意幫助舉子們的。陶易《唐代舉子打秋風》一文指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不少地方官員常會主動資助舉子，《唐摭言》中載有多例。江西節度使鐘傳雖然出身行伍，他卻能禮遇鄉貢三十年，每年送舉子赴考，都要舉行鄉飲酒禮，還贈給禮物與柴米，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其余每人十萬。歐陽澥參加科考近二十年而不中，流寓漢南（今湖北宜城市），襄陽節度使劉巨榮‘待以厚禮，首薦（解元）之外，資以千余緡（一千文為一緡）’。晚唐詩人盧延讓向侍御史吳融行卷，吳向荊州節度使成汭推薦盧延讓，‘由是大獲舉糧’。再如荊南州（今湖北荊州市）的舉子多年沒有及第登科的，號為‘天荒解’，宣宗時劉蛻從荊南取解，一舉中第，節度使崔鉉獎勵劉蛻‘破天荒錢’七十萬。如果各地官員都仿效之，唐代舉子也就沒有打秋風的必要了。”
《長安十二時辰》劇照。
門閥貴族的終結
制科考試與常科考試不一樣，參加者有進士，也有白衣百姓。比如盛唐時期的高適，“恥預常科”，直接參加了“有道科”的制舉考試而中選。只不過這樣成功的概率比較小。
有的人，實在是有某些特殊原因無法參加科舉。比如李賀，他的父親名叫李晉肅，“晉”與“進”諧音，所以李賀終其一生不能參加進士考試。韓愈在《諱辯》一文中為李賀鳴冤：如果因父親名為“晉肅”，兒子就不能參加進士科考，那假如父親名為“仁”，難道兒子終生不能為人嗎？
韓愈像。
李白也無法參加科舉，因為他的父親李客是一名商人。《唐六典》卷三記載：“工商之家不得預于士。”所以他根本沒有參加科舉的資格。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又是入贅前任宰相家，又是請托玉真公主，他只有走這些路線才有可能當官。
唐代科舉每次取士30人左右，錄取比例大概在2%，整個唐代進士也不過七八千人，所以能夠高中者堪稱人中龍鳳。到了以“養士”聞名的宋代，為了籠絡天下讀書人，科舉取士的比例大幅提高。宋太祖在位17年，共錄取進士188名；而宋太宗格外“積極”，在位21年，舉行了8次進士考試，一共錄取1 487名，差不多每次186名；到了宋仁宗時，每次科考錄取人數又大幅增加至350人左右。因此，宋代出現了嚴重的人才過剩和官民比例失調等弊端。
元代辛文房所撰《唐才子傳》原本共十卷，記載了唐代278位（附傳120位）才子的事跡，其中絕大多數與科舉密切相關。對于無法參加科舉的女性，辛文房也有名單記錄，除了耳熟能詳的李季蘭、薛濤、魚玄機之外，他還列舉了一份名單：“劉媛、劉云、鮑君徽、崔仲容、道士元淳、薛缊、崔公達、張窈窕、程長文、梁瓊、廉氏、姚月華、裴羽仙、劉瑤、常浩、葛鴉兒、崔鶯鶯、譚意哥、戶部侍郎吉中孚妻張夫人、鮑參軍妻文姬、杜羔妻趙氏（《南部新書》記載為‘劉氏’）、張建封妾盼盼、南楚材妻薛媛等，皆能華藻，才色雙美者也。或望幸離宮，傷寵后掖；或以從軍萬里，斷絕音耗；或祗役連年，迢遙風水；或為宕子妻，或為商人婦。花雨春夜，月露秋天，玄鳥將謝，賓鴻來屆；搗錦石之流黃，織回文于緗綺，魂夢飛遠，關山到難。當此時也，濡毫命素，寫怨書懷，一語一聯，俱堪墮淚。”對于政治人物，例如上官婉兒、宋氏姐妹等，他可能認為不適合列入。另外，崔鶯鶯等見于筆記小說，不見得確有其人。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以往人們都很重視科舉制對門閥政治基礎產生的破壞作用，認為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變化。但唐代科舉制度漏洞遠多于后世，尤其不糊名，導致人情、威權、金錢等都能左右科舉考試的結果，很難說是一種完全公平的制度——達官貴人子弟肯定受照顧更多。
還有一個現象，就是門閥貴族在科舉制剛興起時的確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但由于家大業大，家族整體文化水平高，所以很快適應了科舉考試，可以說比一般的庶族子弟更適應科舉。自古以來，“教育公平”更多指向的是“全民普遍受教育的權利”，而受教育者的頂級階層永遠和上層社會有很大重疊。科舉制的出現的確提供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論可能，也大大促進了隋唐民間教育的發展，但傳統的世家大族在經歷了初期的震動之后，很快適應了新的入仕渠道。比如，高度推崇門蔭入仕的李德裕就回憶祖父曾不屑于科舉考試，但為了家族利益，參與科舉并一舉中第。“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強隨計，一舉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新唐書·選舉志》）他的家族就是貴胄趙郡李氏。另一個大家族清河崔氏入仕共計287人，根據夏炎《中古清河崔氏家傳文化研究》統計，入仕途徑有確切記載的84人——其中18人為門蔭入仕，66人為科舉入仕。唐后期科舉場上有個現象，就是弘農楊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等家族中舉率極高，除了因為這些家族重視教育、人脈廣，還有一個原因——這些家族日常教育里就有各種獨到的應試技巧的培養。加上那時科舉考試不糊名，可操作空間就更大了，所以科舉制對于貴胄門閥的沖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個曲折的發展過程。
可以說，多種原因促成了門閥貴族的終結。雖然門閥貴族在科舉考試中比寒門子弟更有優勢，但科舉考試畢竟讓所有人坐在同一考場上，以相同的規則進行競爭，比起“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魏晉南北朝，總算有進步，因為彼時寒門子弟連入場競賽的資格都沒有。另外，與科舉配套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有利于瓦解門閥大族的社會基礎。即便是主簿、縣尉那樣的底層文官，也必須離開本鄉本土，宦游幾百上千里，因此門閥子弟無法像唐朝以前那樣依靠家族在本鄉本土的勢力。而且為了考試方便，為了干謁權貴，門閥子弟被迫搬家去往靠近兩京的州縣，導致門閥子弟與家族傳統地盤之間的聯系被割裂，權貴家族的力量遭到弱化。晚唐，黃巢轉戰全國，殺了無數貴胄，“天街踏盡公卿骨”，對于本來就逐漸式微的門閥貴族來說，自然是更沉重的打擊。到了宋代以后，中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貴族政治了。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作者：于賡哲；摘編：李永博；導語校對：盧茜。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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