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勞動陷阱
貶低休閑活動，尤其是工人階級休閑活動的價值，是勞工主義最糟糕的遺產。傳承價值的教育活動越來越少，導致年輕人逐漸脫離他們身邊的文化，喪失對他們所在社群的社會記憶。
“街角社會”的概念已經成為一種遍布都市的意象。人們不知該如何運用時間，“閑逛”成了大家主要的時間使用方式。有人稱這種困局為“休閑的匱乏”。物質上的匱乏限制了年輕朝不保夕者的休閑活動，他們囊中羞澀，也沒有職業社群，更無法在穩定性的庇護下好好地支配自己的時間。
這就助長了他們對包括工作和勞動在內的所有活動的厭惡態度。這是一個“不穩定勞動陷阱”。僅僅為了基本生存，人類就需要足夠的公共空間，但緊縮政策卻連這類公共空間也要侵蝕。畢竟，在新自由主義者看來，這些東西就是“奢侈品”，因為它們對增加產出或促進經濟增長沒有直接貢獻。只有當朝不保夕者威脅到了社會穩定，這種評估事物價值的做法才會引發人們的反思。
在英國，包括工人俱樂部和公共場所在內的休閑事業都成了撒切爾治下激進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犧牲品。法國的小酒館也一樣，它們是巴爾扎克筆下的“人民的議會”，如今卻大都關張。
讓·喬治斯·貝勞德《在小酒館》。小酒館最初起源于法國大革命后的巴黎，曾是法國工人階層從事休閑活動的公共空間。
“慣習”能反映出某人的階級屬性，某人的活動區域、生活方式決定了他“要做什么，不做什么”。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匹配，同樣短暫、彈性、投機，很少有人能夠構建出穩定的道路。
人們可能會因為恐懼和焦慮營造出的不安全感，而縮進一個更逼仄的空間，這一縮，生活就很難再走上正軌了。在一個充滿彈性和不安全感的社會中，人們更容易虛擲光陰，而不是利用時間自我精進，為今后的發展做好準備。
所有時間都是工作時間
再回頭思考工作場所這一概念的瓦解所造成的影響，它中斷了朝不保夕者的生活機會，讓生活中的任何角落都成為他們的工作場所；任何時間，甚至幾乎所有時間，都變成工作時間。就算不在工作場所工作或勞動，他們也無法擁有自主權，到頭來可能還是提線木偶。而且，統計數據也會騙人，“工作時間”并不等同于“實際的工作時間”。
模糊兩者間的區別會讓人認為自己正在進行“自由勞動”，但事實并非如此。就像雇主有辦法讓勞動者從事無償的“為獲得工資的勞動”，他們也可以將工作和勞動任務挪到正式工作場所之外。這是權力關系造成的。
某些勞動無法讓人獲得工資，人們卻不能自主決定是否要做。這種勞動是免費的，卻是不自由的。哈特和奈格里在一項影響深遠的分析中指出：服務性勞動是免費的、“非物質的”、“無法測量的”。
但事實上，這類勞動可以被量化，而且量化的標準還會被那些參與勞動關系協商人士的議價能力影響。因為生活缺乏安全感，彈性勞動文化盛行，朝不保夕者目前處于弱勢地位，讓雇主拿走“為獲得工資的勞動”帶來的大部分收益。
多線程工作、無法系統而富有意義地控制時間，也無法溝通過去和未來，只能茍活于當下。當一個人陷入朝不保夕化的生活狀態中，他就和工作綁定，無法思考職業發展。
我們面對眼前的各種信號，注意力四處移動，無法集中。多線程工作降低了每件任務的生產率，碎片化的思考方式已經成了我們的習慣，讓我們更難以從事創造性工作，更難以全身心投入需要專心致志、深思熟慮和持之以恒的休閑活動。
休閑被排擠出人們的日常生活，人們靠被動玩樂放松心神。下班后不停地在網絡上連線互動，是朝不保夕者的“精神鴉片”，正如啤酒和杜松子酒是第一代工業無產階級的飲品一樣。
如今的工作場所無處不在，它們滲透到了生活的每個角落，卻又讓人無法辨識，無法提供安全感。即便朝不保夕者確有一技之長，這些技能也有可能消失，不再能幫助他們獲得一種穩定的身份，也無法幫助他們維持有尊嚴的生活。
這種不健康的環境，很容易讓人變得機會主義和玩世不恭，讓社會變成彩票中心，由運氣決定一切，而朝不保夕者承擔了極高比例的失敗風險。
(本文摘選自《朝不保夕的人》，原文有刪節，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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