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服喪三年對于資歷與的提高具有巨大感召力，比如三國里的袁紹，他20歲時出任濮陽縣長，因母親病故服喪三年，接著又想起父親去世時自己年紀還小，三年之喪還欠著，要趕緊補。這六年的服喪時期，給他積累了巨大的聲望，對他日后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兩漢和三國時期，對這忠孝很看重，有事著巨大的感召力，但也有不以為然的，比如孫權當皇帝后，下過一道詔書說：太平盛世理應守三年之喪，但現在不是盛世啊，所以既然當了官，爸媽去世就別回家了，腰里系根麻繩接著處理公務就好了。但也有堅持要守喪三年的，有人叫孟宗的就如此，孫權要處死他，而陸遜出面為孟宗求情。孫權也只好同意罪減一級。
兩晉南北朝，守喪三年基本上就算是確定了，南渡以后 沒有能力統一天下，只好把以孝治天下鼓吹得格外響亮，皇帝帶頭守三年之喪，官員守喪的風氣也格外興盛。總之，一個行為既然已經被賦予了神圣性，它實際作用就根本不重要了。失去了本身的價值所在。
唐宋以后，朝廷對丁憂的態度，和漢朝形成了鮮明對照。唐宋以后，儒家思想日臻完善，也越來越僵化，丁憂制度就嚴密了，兩宋以后愈發強調“三年之喪”這個蠢規矩。還有一個更齷齪的原因：官場資源僧多粥少，借著丁憂，可以趁機要求一批人給另一批人騰位子。兩宋以后官僚系統不斷膨脹。尤其是有了科舉制度這樣穩定的選官體系之后，也就意味著每隔幾年就會產生一批有資格當官的人，你去守喪，空出來的崗位我可以安排給其他人。
但有意思的是，三年丁憂對文官要求苛刻，對武將則寬大為懷。到了明代，甚至明確規定，不許武臣丁憂的局面。一方面默認對武將的道德要求低，可以比對文臣低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官員過剩的情況也僅存在于文官隊伍里，武將前線打仗，突然指揮官要去守喪，想想都不可能。引起的麻煩要大得多。朱元璋之所以明文規定不許武將守制，擔心他們以丁憂守喪為名，逃避戰事。實際上在明代，醫官、外交人員、各地方處理具體行政事務的職事官，這些工作具體，高度依賴專業技能和經驗的崗位，實際上也都不提倡丁憂。
對于滿清兩代的官員，丁憂也是個可以接受的結果。第一就是守喪期間，在職官員的權力你是沒有了，但行政級別還在，待遇也還在。第二就是你丁憂別人也要丁憂，一視同仁。所以，丁憂守制，成了大家都勉強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官員丁憂之后，大致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老老實實守喪三年。這意味著原來積累的一些資源可能會喪失。第二種是“匿喪”，就是隱瞞喪事繼續當官。這么做的好處是可以規避第一種選擇的損失，壞處則是一旦被揭發，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在明清兩代，隱瞞父母喪事的，一律罷職為民，后改為充軍。第三就是皇帝奪情。
官員最希望的是皇帝出面“奪情“。皇帝不希望該官員離開崗位，會下詔要求他繼續工作，這被稱為“奪服”或者“奪情”“奪情起復”。意思是因為對皇帝的忠，不得不剝奪對父母的孝。說起來是“奪”，其實反而是皇帝送他一份厚禮了。這是皇帝挽留你繼續工作，現在比起匿喪，奪情不但有面子，還贏了里子。
所以奪情實際上是一種待遇，唐代名臣如房玄齡、張九齡等人，都是奪情起復的典型代表。但也有不愿意奪情的，北宋名相富弼，母親去世后，皇帝五次請他堅守崗位，富弼說，現在太平盛世，守孝三年是必須的。富弼的做法，給后世宋朝士人樹立起一個標桿，有的大臣們想留在崗位上不丁憂的時候，反對派們就會跳出來舉富弼為例，說你憑啥不走？你能力比富弼強？明代最著名的奪情就是萬歷年間的首輔張居正了。這里面即有張居正的主動，也有皇帝的要求，幾經博弈最后，張居正成功奪情，但因為次此事搞的很被動。待張居正死后，也成為一大罪狀。
總之，封建時代的丁憂三年，是個很矯情的事情，屬于道德綁架。也是儒家思想僵化的一個體現。隨著封建體系的崩塌。丁憂也失去了他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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