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動司法語境下涉執企業信用修復制度的完善

執行程序中，勝訴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大部分屬于財產性的，而非“信譽”“信用”“誠信”等無形商譽性的；而被執行人由于官司敗訴，財產被執行，似乎天然具有減損商譽的負面效應。因此，在對被執行人財產進行處置時，如何減少對其商譽的影響是“最大限度減少對被執行人權益影響”的重要方面。

（二）開展涉執企業信用修復是優化營商環境建設誠信社會的現實需要

法治所具有的“可預期”“易復制”“超穩定”等特點，決定了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是誠信社會建設的基石。可以說，法治搭建起了營商環境和社會的“骨架”，而信用則是其中的“潤滑劑”，能夠起到促進交易的達成，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如果經營主體缺乏基本的信任，就只能開展即時的現場交易，即“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很難達成大宗長期、需要相互信任才能做成的遠期交易。開展涉執企業信用修復，增加市場中的信用主體，就意味著可以增強營商環境中的信用力量，增加交易機會，活躍市場，增加經濟總量。

（三）開展涉執企業信用修復是當前司法積極作為的重要突破口

實踐中，一些涉執企業的“違約”、人員的“失信”并非其主觀引起，而是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但因此形成的司法案件卻很難分清到底是被動失信還是惡意違約，因此形成的案件開庭信息、文書信息、財產被查封凍結扣押信息、限制高消費信息、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也都在影響著經營主體的信用。對人民法院來說，不僅要追求“案結”，還要積極作為，做到“事了”和“人和”。結案后，協助涉執企業修復信用，能夠盡快幫助其拓展客戶源、穩定產業鏈和擴容融資池。

當前，人民法院對已經積極履行了法律義務、恢復誠信的涉執企業應當積極作為，協助消除涉訴信息對其影響，實現不良信用歸零，給企業創造一個重新起跑的機會。

三、涉執企業信用修復的機制構建

（一）完善分梯度的失信聯合懲戒措施體系

筆者認為，應將信用修復的關口前移，在實施失信懲戒前就考慮對被執行人信用的影響，建立起強度“錯落有致”的失信懲戒體系。

在限制高消費方面，《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及有關消費的若干規定》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了9種限制消費行為，這些限制措施涉及出行、住宿、購物、子女就學、投資等諸多方面。筆者認為，對這九項行為，可根據不同情形，由執行法官單向或者合并采取限制措施，以增強限消措施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在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這一措施中，并未對被執行人區分失信程度，也未區分主觀形態。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將其分為輕微失信、一般失信、嚴重失信，并對不同失信程度在不同范圍內公開。另外，應增強納入失信名單的精準性，向發改、金融、市場監管、人力資源、稅務等不同部門定向分層次公布，做到精準懲戒。

（二）建立司法公信和企業信用良性互動機制

人民法院辦理民事案件，是司法公權力對當事人民事權利爭議的介入。在這一過程中，必然存在司法公共信用和當事人私人信用之間的博弈：生效法律文書普遍能夠得到自動履行，是當事人私人信用對司法公信的支撐；人民法院啟動執行程序，并對被執行人采取強制措施，甚至采取失信懲戒措施，是司法公信對不誠信當事人私人信用的褫奪；采取了執行措施后，當事人之間失衡的權利義務得以糾正，對當事人私人信用的懲戒，彰顯了司法的公信。

執行過程中，建立起司法公信和當事人私人信用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有利于案件的妥善處理，實現二者的相互促進。案件執結后，對當事人予以信用修復，也體現了司法公信對當事人私人信用的幫扶。

例如，在前述案例中，執行法院啟動了府院聯動機制，加強了兩家企業的監管和支持力度，確保了兩家企業的合規經營，在這種情況下，才得以變拍賣“爛尾樓”為“招商”，引入了墊資承包商。這實際上是司法和行政的公共信用為涉案企業信用“背書”、信譽“輸血”，恢復了社會公眾對這兩家企業和項目的信任。

再如，在該案中，針對分散在多家法院的執行案件，上級法院及時啟動執行“三統一”機制，所有執行措施一致，所有案件公平對待，避免個別當事人因恐慌而采取激進措施，杜絕“信用擠兌”，確保整體推進。

（三）建立執行措施預警和柔性化實施機制

執行措施實施具有不可逆性，一旦采取即留下相應信用記錄。如對被執行人采取拘留措施，必然在被執行人戶籍檔案中留下司法拘留的信息。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執行措施實施的預警制度，例如建立預拘留、預限消和預失信等預警和告知制度，前置預警和告知程序，給被執行人一個主動履行的機會，仍不履行法律義務的，再采取相應措施。在強制執行措施方面，可以建立柔性化實施機制，分不同情況采取限期實施、立即實施、中止實施和終結實施等。

（四）督導第三方商業信用平臺建立涉訴信息及時更新機制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影響當事人信用的涉訴信息，不僅包括執行程序中產生的信息，也包括開庭信息、文書信息等審判階段的信息。其中開庭信息等是實時更新的，開過庭后人民法院就及時刪除了，但是一些第三方商業信用平臺抓取這些信息后，并不能同步更新和刪除，還會持續保留在公示平臺上。還有一些糾紛經歷了一審、二審，甚至是再審和執行程序，雖然在人民法院形成了多個案件，但對當事人來說僅是一個糾紛，但由于一些第三方商業信用平臺并非根據案件抓取相關信息，而是根據開庭次數抓取信息，就會導致當事人虛增大量涉訴案件。

筆者還發現，一些商業化運作的第三方平臺，為了商業利益，采取收費才刪除信息的手段盈利。應當加強對商業化運作的第三方信用平臺涉訴信息收集、存儲、發布和使用的監督，避免因一些不正當的使用方法影響當事人信用。

（楊敬栓，作者單位：山東省東營市中級人民法院）

來源：人民法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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