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國企的優越性。
外企也有一個對比，過去外資流入中國市場，是因為人工成本低，特斯拉人均工資一萬以上，對中國人來說，算是善待員工了，當然有能力嚴格執行《勞動法》；畢竟科技含量高，利潤率高。所以，不光中國的老百姓不理解中國企業，馬斯克也不理解中國，因為，特斯拉的中國工資已經比在全球其它地區低了。不是一個數量級，又如何用同一個標準？
如果《勞動法》直接影響到了企業的生存，企業就會有逃避《勞動法》的沖動，無論是私企，還是國企，勞動密集型企業實際都在使用勞務派遣；《勞動法》反而成了擺設，這樣的《勞動法》真的對員工有利嗎？
既然勞務解除企業的賠償太高，企業就一年一簽，或者根本不與員工簽長期勞動合同；既然年輕的女工有孕期的問題，能不招就不招；所以，當《勞動法》超出了大多數企業的承受力時，對勞動者的保護反而不達目的，矛盾一大堆，政策也無法對一億五千萬這么龐大的群體都一查到底。
人們腦子里有一種固定思維，一說法，那就是不可改變的，其實，法也是人定的，不是天條。法也不是永恒不變的，否則現在豈不還在實行商鞅的酷法？不合適就應該調整，或者補充必要的細則。
如果按四十年前的法，一個企業也活不了，因為，那時根本不允許私有經濟存在的，哪里還會有今天的華為、福耀？雇八個以上工就是資本家，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的。
鄧公去農村考察，村干部很嚴肅地匯報：養三只鴨是社會主義，養四只那就是資本主義了，不可以，這樣的法很“正確”、很“革命”、很“正義”嗎？符合經濟發展的要求嗎？所以，的確存在一個法與實際相符合的問題，《勞動法》的根本目的，是化解勞資矛盾，既要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也要讓企業能夠正常運營。網絡不需要非此即彼的噴子。
《勞動法》中有什么不適用的地方？
主要是存在著非中性的條款。比如，如果一個員工無故被公司辭退，按規定，公司要賠付二個月的工薪，并按其在公司工作的年限計算，一年工齡加補一個月的賠付，這當然是對勞動者的一種保護，個人認為也應該做出保護，公司不能隨意解雇員工。但是，如果員工炒掉了公司，公司一時半會找不上合適的人頂手，是不是也應該有賠付？這就是非中性原則。
非中性原則在《勞動法》中很多，讓企業深深感到亞力山大，甚至可以做局。比如，一位員工準備跳槽，完全可以通過消極表現壓迫公司辭退，這樣就可以得到一筆賠付，如果是高管，那公司慘著去了。一個很厲害的員工，每年如法炮制，在各地公司中轉圈圈，大約也是一種提高收入的手段。
那么，問題又來了，在一個中性原則下，畢竟員工是弱勢的一方，如何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又做到避免各種漏洞引起的勞動糾紛？
其實也很簡單。
既然企業已經交了五金一險，已經給財政交了很重的企業稅率，那么，一些正常的賠付應當交給社會，由財政去擔當。
事實上，中國財政對民生支出的占比，已經比發達國家低了一半，這不應該是我們的追求，老百姓收入偏低也不完全是企業的責任，中國已經是稅率最高的國家，作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經濟，財政是不是也有責任擔當？是不是也應該提高第二次分配？提供必要的、免費的社會保障，比如：醫療、教育、養老。
在目前企業困難的局面下，由財政去承擔勞務賠付，并建立起中性原則的《勞動法》，這也不失為是對企業的一種減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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