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科學與保護成為一門獨立學科 文保事業往前走了一大步

他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時說：“去年，教育部設立的交叉學科下文物科學與保護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我理解，這樣一些高校可以根據招生條件和學術基礎，設置文物科學與技術碩士、博士，文物保護事業往前走了一大步。”

而他心心念念的成立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其必要性已經得到相關部門的肯定，“實驗室的落地我們還在積極爭取中。”

“這些工作的推進不只是我個人的建議，更是全行業努力的結果”。

作為文物保護的先行者，敦煌研究院除了立足自身的探索，更是放眼世界，與世界頂尖的文保機構開展交流合作。在國際交流中，蘇伯民發現文保事業發達或者文保發展比較早的國家，在文物保護的體制、理念、以及一些關鍵技術上，遵循的科學思維和科學程序都非常成熟。

而我國的文保事業還處在學習和探索階段。“我國是一個文物大國，也是一個文物遺產大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文保方面的投入和重視前所未有。但是文物保護技術理論上的創新創造與之相較顯得滯后；文物保護科學研究和解決關鍵技術迫切需要文保方面的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而高校卻沒有專門的學科，現在主要是類似或者相近專業的人在做文保科技工作。”蘇伯民說，“學自然或者科學工程的轉型文保工作雖說相對容易但是需要過程。不能一下子進入角色。”

為此，蘇伯民院長在高校進行了調研，他發現文物保護類專業學生畢業后大致被授予歷史學或藝術學學位。“現在的文物保護需要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雖然也需要去充分地認識文物的價值，但文保專業更重要的是研究文物在自然環境或在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如何緩慢劣化，再來研究如何阻止和延緩它的變化。”

這個建議蘇院長連著提了兩年，教育部一直積極地回復。終于在去年，教育部設立的一大類交叉學科下，列了個文物學科。“這就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蘇伯民說。

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落地的工作我們一直在積極爭取

談及建議設立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蘇伯民說起了敦煌研究院文保事業的歷史。“從敦煌研究院建院的第一天起，保護工作就是敦煌研究院責無旁貸的首要責任和義務。”

蘇伯民說，研究院建院初始，一沒人二無技術，前輩們摸索著干，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初級的保護工作。比如清理洞中的沙子，將倒落的雕塑扶回去，將壁畫脫落處支回等臨時性的保護措施，“就是先穩定住，不再進一步惡化，當時這一步非常重要”。

從常書鴻、段文杰，到后來的樊錦詩，幾任院長都特別重視莫高窟的文物保護工作。以壁畫為例，莫高窟的壁畫面積有4.5萬平方米，跨越了10個朝代，如果細看每個壁畫的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問題，雖然采取一些簡單的辦法補救和修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有的問題5年、10年后，又會重現，“病總是治不好”。

改革開放后，敦煌研究院和美國、日本、英國等機構合作，這些機構帶來一些先進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敦煌研究院也在不斷地學習，研發出新的文保材料、技術等，不斷地迭代升級，研究出一整套關于壁畫保護的方法，有的成了國家標準。

“在這31年的文保工作中，我體會到文保是一個科學問題，文保作為一項科學，需要沿著科學的步驟，采取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思維，再依據多學科原理，了解存在問題的根源。”蘇伯民說。

在他看來，不同材質的文物保護都有其客觀規律，不能只是簡單修補，而是需要大量的科學研究，在與國外同行的合作交流中，參考他們先進的案例和研究軌跡。“我覺得文保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和技術，急需國家層面組織科研力量去長期、持續性地攻關并研究相關基礎理論。”

蘇伯民說，我國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大國，地理環境復雜，文物類型多樣，從實際需要出發，文保事業需要文保基礎理論研究的國家實驗室，去研究文物保護的方法和技術，使得保護和修復后的文物有更加長久的效果，以期實現文物保持得更加久遠的目標。就像醫學一樣，過去憑著經驗，望聞問切，但是隨著醫學的發展，我們需要對疾病的發病機制有更多的認識，文物保護的原理也是一樣。

洞窟接待量上限每天1.8萬人，也是科學研究的結果

隨著文物熱，敦煌莫高窟成了很多人心向往之的旅游景點，敦煌莫高窟采取的預約制，在旺季預約普通門票甚至需要半個月以上。

蘇伯民說，尋找保護和利用之間的平衡也是一個科學論證的過程。

“基于敦煌研究院幾十年管理和保護經驗，以及對文物保護技術理論認識的進步，敦煌研究院對可能導致引起壁畫破壞的外來因素，尤其是最重要的環境因素，經過了大量研究，摸得相對比較清楚，也對風險因素作了評估。”

保護是第一位。據蘇伯民介紹，敦煌研究院做過實驗，觀眾進入洞窟后，洞窟溫度和濕度迅速升高，原先穩定環境波動頻率會大，推測會對壁畫有相應的溫濕度干擾，久而久之，會對壁畫產生影響，經過大量研究，研究院確定了每個洞窟溫度和濕試制極值。

“壁畫后的山體巖體當中有大量的可溶鹽，壁畫墻體中的可溶鹽。濕度升高吸收水分，水分進入墻壁后，含在泥土中可溶鹽潮解。當空氣干燥，溫度下降后重新發生結晶，會導致壁畫空鼓。”這也是對莫高窟壁畫保存影響的最大因素。

從蘭州大學化學系畢業后，蘇伯民被分配至甘肅地礦局中心實驗室從事地質巖礦分析。后來，當時的敦煌研究院“相中”了他。說及自己的專業領域，蘇院長的眼神一下亮了。

從2002年開始，敦煌研究院與美國的文物保護機構蓋蒂保護研究所開展游客承載量的研究，將所有的洞窟進行調查分類。

“說起來莫高窟有492個洞窟，但適合參觀的也就八九十個，考慮到洞窟面積、壁畫保存的情況，以及按照壁畫的時代、內容表現等進行了分類，最后確定分成12條參觀路線，一組只能看8個洞窟，錯開觀看，算下來最大接待量，一天有6000人”。

但是到了夏天，來的人特別多，很多人遠道而來，為了不讓大家感到遺憾，研究所啟動應急模式，應急票的游客只能看4個大的洞窟，對莫高窟的外貌和壁畫的模樣有個初步了解，這樣的應急模式把接待量放大了1.2萬人，所以接待容量的上限1.8萬人。

莫高窟的每個洞窟都有溫度濕度實時監測，一旦超過閾值就會報警，這時洞窟就會立刻關閉，這種情況只是偶爾發生。

2010年在巴西召開的一次世界遺產委員會就以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所采用的旅游管理模式和保護經驗作為典型案例，希望各個國家能夠學習，而且還附了一段評語：“莫高窟以非凡的遠見、創新的旅游管理模式保護遺產的價值。”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劉靜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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