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不保夕者的演化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數百萬人在不穩定、不安全的（有償）勞動和（無償）工作中掙扎，他們缺乏職業認同，喪失公民權利，靠著微薄且忽多忽少的貨幣工資過活。無論在工作場所內外，無論上班與否，他們都受到同樣的剝削。
朝不保夕群體在全球各個角落壯大。據粗略估計，2011年，在很多國家，大約1/4成年人的生存境況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這個比例可能已經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別集中在年輕人當中。
如何定義一個群體很重要。我們可以通過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理想類型”（ideal type），即通過一系列共同特征來劃定一個群體。本書和它的姐妹篇《朝不保夕者宣言》（A Precariat Charter）都提出，朝不保夕者是一個“正在形成的階級”（class-in-the-making），但還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class-for-itself）。那些處于朝不保夕境況的人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對于應該做點什么卻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
為回應有人批評朝不保夕者沒有明顯的階級特征，《朝不保夕者宣言》給出了一個比較規范的階級定義，包含三個維度：獨特的生產關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勞動和工作模式）、獨特的分配關系（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收入來源和遭到“剝削”的手段），以及與國家之間的獨特關系（relations to the state，權利模式）。
批評家們通常只關注到第一個維度的一個方面，便提到了“不穩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說它古已有之。他們的意思應該是指“不安全的勞動”（insecure labour），這從某人的雇傭合同就能看出。但僅憑這一點，并無法定義朝不保夕者。
毫無疑問，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間接勞動激增，這反映在幾個相關趨勢中。“禮賓經濟”（concierge economy）異軍突起，和這個鍍金時代很是相稱。在線個人服務應用程序就是自動化的勞務中介，從人們的收入中抽取相當數額的傭金。“任務處理”的另一種形式“云勞動”（cloud labour）也在大幅增加，亞馬遜土耳其機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率先推出這項服務，起先是發包一些微任務，比如為視頻做標注，現已擴展到項目制的遠程工作了。另外，“隨時待命”的用工方式也多了起來，比如，很多勞動者和雇主簽訂的是“隨叫隨到”（on-call）或“零工時合同”（zero-hour contract），這就耗盡了那些等待就業者的時間和希望。
在線勞動力的增長和全球化以及正在發生的技術革命的另一獨特特征相伴而生，這個特征就是不需要跨境流動的勞動力輸出。這一趨勢將在疫情大蕭條時期加速發展。畢竟，如果人們的勞動力需求可以得到“遠程滿足”，那么“勞動者”或“任務執行者”在國內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幾乎不重要了，只要他們能夠高效完成任務。這樣一來，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必然和發達國家構成競爭，給發達國家國內“在線”朝不保夕者的工資水平帶來下行壓力。實際上，一個發達國家真實的國內勞動力供給，往往要比統計出來的規模大得多。
《美國工廠》劇照。
不過，相比勞動身份更能辨識朝不保夕者的恰恰是他們缺乏一套職業認同或關于自身的敘事。對很多朝不保夕者來講，他們在任何時候從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為他們渴望的身份認同或生活滿足感的來源。民意調查公司蓋洛普定期在150個國家進行“全球職場狀況”調查。2019年，調查發現，在全球范圍內，只有15%的在職員工感到真心熱愛自己的工作；沒有一個國家的這一比例超過40%。英國的另一項調查發現，37%有固定工作的人認為，自己做的事情并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不過，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一種健康的態度。
大多數朝不保夕者都缺乏職業安全。評論家們很少討論雇傭安全和崗位安全的區別，經常將它們當成同義詞混用。崗位安全其實是從一種信念中而來，即某人能夠通過工作來發展自己。也許你擁有雇傭安全，但若手頭的工作讓你感到前路迷茫，那么這種雇傭安全也于事無補。
朝不保夕者的生產關系的另一個方面是，他們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規教育，但要從事的工作卻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經歷。作為一種普遍現象，這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它引發了人們對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異化感。這種感覺會越來越強烈，因為那些需要中高學歷的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將來要被迫接受比較低階的工作，任憑自己所受的教育沒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而，大量必須要做的工作都是無償的。比如為了找工作，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四處尋覓、撰寫簡歷、通勤奔波、拓展人脈），還要為國家工作（填寫表格、排長隊），從事“為社會再生產而做的工作”（比如照料工作），所有這些形式的工作，在統計數據和政治辭令中都被忽視。以前的無產階級通過在工作場所勞動獲得報酬，而如今的朝不保夕者必須在工作場所和有償勞動時間之外做大量的工作。
與此同時，朝不保夕者的分配關系，或者說收入來源，高度依賴于貨幣工資。從19世紀初開始，無產階級獲得的報酬就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工資，另一部分是非工資福利。起初，雇主和國家設計了這些福利制度，目的是實現雇傭關系的穩定，消解工人的反抗——他們一直在抵抗自身的“無產階級化”，希望保持一定的獨立性。后來，社會民主主義者和工會的介入將福利制度變成了一個“雇傭安全”議題。不過，本書認為，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試圖讓勞動力“去商品化”，這意味著薪酬體系中工人的貨幣工資縮水了，更多收入來自非工資形式。
朝不保夕者幾乎沒有任何非工資福利，比如帶薪假期，帶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繳納的、可以在將來領取的養老金。這個群體必須依賴貨幣工資，而貨幣工資的實際價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發不穩定和難以預測。社會要求他們做的無償工作比有償勞動多得多，這就是在“剝削”他們。這個詞是精確的。至少在工業時代，工廠應該根據勞動時間支付工資，這是規矩，工人打卡上下班，一旦離開工作場所，就不存在無償勞動這回事。
這一變化與本書討論的“社會收入”（social income）的概念有關。由于公地遭到掠奪，公共服務和便利設施支離破碎，朝不保夕者更加缺乏安全感，他們和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2歷史上，公地是“貧窮者的外衣”，為貧窮者提供維持生計的條件、非正式的社會保護和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緊縮政策加速了對公地的圈占、忽視、私有化和商品化，并損害了這件“外衣”。朝不保夕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公地，他們被剝奪了非工資福利，也拿不到本屬于基本權利的國家福利。因此，恢復公地至關重要。
這就引出了朝不保夕者最鮮明的特征。“不穩定性”（precarity）這個詞的拉丁詞根是“通過祈禱獲得”。這就揭示了朝不保夕者第三個維度的本質：與國家的關系。朝不保夕者都是乞求者，他們大概也有這種感覺。由于缺乏基本權利，他們只能依靠親戚、朋友、官僚、房東、雇主和其他人隨意施舍一點小恩小惠來維持生計。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中平等和公正的原則遭到損害，公民公地殘破不堪，沉重打擊了朝不保夕者。有一個和英國的通用福利金制度有關的惡名昭彰的例子。所有主流政客都聲稱尊重《大憲章》所遵奉的普通法原則，即沒有經過適當的審判，任何人都不該被判有罪，被指控人有權知曉對自己的指控，并在獨立法官面前擁有自己的法律代理人。然而，自從英國分階段引入通用福利金制度，已有超過500萬人被“懲罰”，只因一個不負責任的官僚的簡單命令，朝不保夕者就失去了享受福利的權利。
遭到懲罰繼而失去福利的人，比在治安法庭被判有罪的人還要多，而且平均而言，經濟處罰的罰款要比這些法庭開出的平均罰款還要高。當然，向法庭上訴的成功率很高，但過程艱巨、曠日持久、代價高昂，很多人在此期間維持生存都很困難，不確定性的壓力懸在頭上，“絕望而死”的現象非常普遍。支持這種制度的政客和評論家都是可鄙的。但是，不尊重正當程序在許多國家的社會政策中已成為一種趨勢。
《寄生蟲》劇照。
金融化和債務
朝不保夕者的另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債務累累，與極端金融化相關的機制系統性地利用了這一點，這并非偶然。在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等地，金融機構持有的資產價值已上升到國民收入的500%以上，在英國，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1000%。3新冠疫情之前，在這些國家和其他國家，有數百萬人在不可持續的債務邊緣掙扎。
用“食利者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這個詞來描述當前階段的全球資本主義，真是恰如其分。它將朝不保夕者變成產生租金收入的債務人，通過鼓勵學生貸款、信用卡消費、發行商店專用賒購卡和短期放款來收取租金和利息。在一些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和大多數歐洲國家，私人債務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150%以上。高水平的私人債務并不是現代市場社會的偶然特征之一，而是金融化的結構性特征之一。
此外，很高比例的私人債務沒有擔保，而且這一比例還在不斷上升。這就意味著，如果一場大的危機來臨，這些債務將沒有任何可變現的資產來支撐。比如，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英國的無擔保債務就超過了2250億英鎊。
最令人不齒的還要數“發薪日貸款”，它的利率像天文數字一樣高。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越來越多的耐用消費品如今也可以租賃了，包括桌子、椅子和廚房用具，以前，人們無法負擔這些物品的時候，就干脆不買或者不用，直到負擔得起時再買。這種債務驅動的生活方式已經讓經濟變得更加脆弱，即便是輕微的經濟震蕩也承受不起了。它在全社會、人類和環境恰恰需要減少對經濟增長的依賴之時，造成了全社會對經濟增長的依賴。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金融業正在抽干維持經濟運行的血液，損害朝不保夕者的利益。2008年之后，因為低收入、沒有儲蓄，很多家庭靠借貸的方式來維持生活水平。這就讓金融業嗅到了新的商機，迫使朝不保夕者債臺高筑。經濟增長是以債務增長為基礎的。而且，債務收入比上升幅度最大的群體是中低收入群體，而不是根本無處借貸的最低收入群體。
在美國，那些目前處于朝不保夕狀態的人，其收入通常低于全民收入的中位數，這就是明顯例證。1970—2016年，這一收入群體的貨幣收入增長了20%，而他們的債務則增長了250%。這意味著中低收入個人和家庭幾乎得拿出全部家當舉債，為自己、經濟和社會制造了更普遍的脆弱性。美國人的做法，在歐洲和其他地方也都很常見。
更糟糕的是，在“食利者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增長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富豪階級、精英階級和白領領薪階級。因此，為提高朝不保夕者的收入，或者僅僅是減緩他們生活水平的下降速度，經濟增速就必須更快。各國中央銀行也不能貿然提高利率，因為數百萬人可能會因此而無法還債。
低利率助長了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冒進行為，它們知道，中央銀行和政府會在經濟衰退時期出手相救。食利者在經濟下行的風險中幸免于難并因此興旺發達，而朝不保夕者卻首當其沖。
面對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和持續下降的實際工資水平，各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允許向朝不保夕者放貸，幫助他們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這是史上最大的浮士德式交易，注定難以為繼。
《三和人才市場》劇照。
疫情大蕭條
屋漏偏逢連夜雨，新冠疫情在全球暴發。這導致朝不保夕群體的生活水平呈螺旋式下降，尤其在大部分受沖擊最嚴重的行業，這一群體的比例高得驚人。面對日益嚴重的封鎖，包括澳大利亞、丹麥、意大利、荷蘭、西班牙和英國的許多國家的政府推出了代價高昂的工資補貼方案，為白領領薪階級“保留工作機會”，對朝不保夕群體幾乎不聞不問，讓富豪階級繼續賺得盆滿缽滿。
所謂的“強制休假”或是“保留工作機會”這類補貼方案，就是試圖防止因封鎖出現的大規模失業，反映了一種政治選擇。這些方案是明顯的倒退，陷朝不保夕群體于不利，并在諸多方面加劇了不平等。這就是贏家通吃、輸者湮滅的游戲。與其補貼高收入群體，還不如向低收入群體投入更多資金，后者會給經濟復蘇帶來更大的促進作用。
英國的方案尤其有悖常理。政府每月向中高收入群體發放最高可達2500英鎊的補貼，但有一個條件：從事有償工作的人不能領取。在同樣的條件下，他們只向低收入群體（疫情之前月收入為800英鎊的人）發放640英鎊。很明顯，假如你現在債臺高筑，再損失20%的收入，可比損失20%用來存款的錢要更加危急。就像預測的那樣，在這個方案的實施過程中，欺詐率很高，近2/3的受益人繼續從事著有償勞動，只不過是以居家辦公的形式。7而那些可以居家辦公的人往往收入更高。
“保留工作機會”或“強制休假”的方案其實基于一種假設，即人們相信他們的工作將會回歸到疫情之前的樣子。但我們有理由確信，很多工作不會再有了。很多低收入崗位將被自動化、外包或直接砍掉。而且，就算在正常的年份里，企業的人員流動率也很高。因此，支持所有企業就等同于支持“僵尸企業”中的許多“僵尸崗位”，這些崗位雖然早就岌岌可危，但卻能靠補貼維持下去。據估計，在歐洲，參加就業保障計劃的員工里，有1/5的人來自酒店服務業等行業，這些行業在疫情過后將繼續茍延殘喘。8在英國，還有250萬個這樣的工作崗位。
疫情大蕭條本該讓我們清醒地認識到，除非對朝不保夕者的需求和愿望給予更多重視，否則我們將無法擺脫未來的危機。但是，各國政府依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憤怒（anger）正在潛滋暗長。朝不保夕者所經歷的憤怒、焦慮（anxiety）、異化（alienation）和失范（anomie），與另外兩項運動也有聯系：一項是反對階級種族主義的正當抗議，口號是著名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另一項是“反抗滅絕”組織領導的預防生態衰退的行動。可見，“食利者資本主義”造成的極端結構性不平等制造了多重裂痕。
新冠疫情是21世紀的第六次病毒大流行。在全球化時代，還發生了大約500次金融危機。這些系統性沖擊凸顯了21世紀不安全感的特征——不確定性。這是一種和過去完全不同的不安全感。
1942年，威廉·貝弗里奇在他關于福利問題的劃時代報告中寫道：“現在是革命的時候，修修補補無濟于事。”就在他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已經說服政策制定者，在工業經濟中，政府可以動用經濟政策來保障“充分就業”。那時候人們的不安全感主要來自意料之外的風險，比如生病、失業、遇到事故或是懷孕，這些不良事件發生的概率可以被精確計算。針對以上風險，政府可以根據繳費率和給付率，設計出一個社會保險制度。
但在全球“食利者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安全感的主要形式變成了不確定性，也可以說是“未知的未知”，即某人無法計算出不良事件發生的概率，更談不上應對和從中恢復過來了。人們都不知道何時會有糟糕的事情發生，也無法為未知的事情做好準備。
越來越多的人不斷感到焦慮和弱勢，我們對此心知肚明，特別是對朝不保夕者而言，這些情緒更為強烈。因此，問題就變成了：面對系統性的不確定性，我們該如何增強韌性？答案在于提供事前社會保障，而不是貝弗里奇藍圖中的事后方案。讓事情更加復雜的是，全職的、在固定工作場所上班的工業工作崗位越來越少，而社會保險體系正是在這類工作崗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因此，將社會保障制度和勞動貢獻掛鉤的做法是武斷的。現在的情形表明，我們需要建立一種基本收入制度，本書末章將會討論這個問題。
《寄生蟲》劇照。
富豪階級
1804年，有人寫了一篇讓幾代政治經濟學家都困惑不已的文章。執筆人是第七代勞德代爾伯爵（Earlof Lauderdale），這篇概述后來成了有名的“勞德代爾悖論”。文章的論點是，隨著私人財富的增加，公共財富會減少。富人愈富，他們從公地中獲得的好處就越多，通過壟斷和人為制造的稀缺性推高價格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現在更是如此。
1776年，亞當·斯密曾提出過一個粗略定義富人的辦法，即根據他們每年的平均工資能雇用多少工人來算。可以說，當今世界上的富豪階級就是由歷史上最富有的男男女女組成的。在第一個鍍金時代，也就是20世紀20年代，當時最富有的人要數約翰·洛克菲勒，以他的年收入，可以雇用11.6萬名美國工人，而今天的富豪們雇用幾百萬名工人也不在話下。
富豪們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獲利，在經濟衰退的時候也還是能獲利。據《福布斯》新聞的說法，在疫情暴發的頭六個月，當那些朝不保夕者正忙于償還債務或向食物銀行求助時，53位英國億萬富翁的財富猛增263億英鎊，達到約2110億英鎊。在這場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中，沒有一位億萬富翁的財富縮水。美國的億萬富翁更甚，他們的財富增加了近1/3。在疫情暴發的前三個月里，又有30人躋身億萬富翁俱樂部，而此刻失業率卻在飆升。
被壓迫者總覺得自己站在了壓迫者的對面，但如今的富豪階級甚至都看不見他們。富豪階級中的很多人都是右翼政客或政黨的金主。其中一些人在把他的居住地或商業總部搬到海外的避稅天堂之前就花錢資助了英國脫歐運動，比如自稱是英國首富的吉姆·拉特克利夫爵士（Sir Jim Ratcliffe）在被授予爵士頭銜后就移民了。
億萬富翁的移民助長了某些國家的富豪統治和不平等狀況。為吸引億萬富翁，這些國家讓他們嘗到了財稅優惠的甜頭。以往，經濟學家和評論家們會關注移民對勞動力市場中的低收入群體可能產生的影響，但是現在，盡管富有移民的人數可能相對較少，但他們正在提高收入分配頂層群體的進賬。外國富豪的涌入是由政治右翼推動的，而且反過來強化了政治右翼本身。一個解釋是，外國富豪為感謝這些政治贊助人迅速授予他們公民身份、為他們大幅減稅而向他們慷慨捐贈。
在英國和美國，每4位千萬富翁或億萬富翁中就有1位是移民。在英國，有錢人的財富很大一部分來自金融和房地產行業，這兩個行業的人在收入前1%的群體中所占的比例，從1997年的18%上升到2018年的25%。在收入前1%的移民群體當中，1/4的人在銀行業、金融支持服務行業和對沖基金工作。
在就任英國首相前不久的2019年，鮑里斯·約翰遜在德里為印度精英做了一場演講就獲得了12萬英鎊的報酬。他在演講中表示，希望看到更多富有的印度人移民到英國去。2020年初，鮑里斯任命了一位財政大臣，這位大臣是個超級富有的、從東非移民而來的印度裔富家子弟，他的岳父大人又是印度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位財政大臣從美國金融巨頭高盛起家，后來以對沖基金經理的身份發跡，在避稅天堂開曼群島運營業務。有很多人在高盛集團和頂級政治職位之間改頭換面，他不過是其中的一人而已。這背后其實是一個跨國的精英聯盟，他們是金融和富豪利益的代言人，自然不會考慮朝不保夕者的利益。
令人擔憂的不僅僅是富豪階級和朝不保夕者之間收入與財富的差距；這分明是權力和影響力的鴻溝。除了擁有大量媒體，富人們也越來越能干預本就有名無實的民主進程，而且將手伸得很長，不止步于在他們自己的國家或是移居國施加影響。而另一方面，朝不保夕者則感到無能為力。他們的政治效能感很低，更缺乏政治熱情和投票意愿，民主也因此越來越式微，日益商品化。長此以往，一些東西早晚會被徹底丟棄。
《三和人才市場》劇照。
危險階級
為理解這個時代的政治風暴，《朝不保夕者宣言》將朝不保夕者分成返祖派、懷舊派和進步派三個類型。返祖派主要是那些從傳統工人階級家庭或社群滑落至朝不保夕群體的人，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普遍感覺自己失去了“昨天”。他們想要回到昨天，因為昨天比今天好。他們聽信民粹主義者的讒言，因為民粹主義者承諾會恢復舊制。喜歡簡化問題、不道德且機會主義的政客們正是利用了這一點。
懷舊派是那些認為自己失去了“現在”，喪失了家園感的人。他們主要由移民和少數族裔組成，自認被剝奪了文化權利和尊重，自認是失權者，而不是公民。他們是返祖派和民粹主義者的眼中釘，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到了返祖派的好日子。但這種看法站不住腳。無良政客們可以動員返祖派來反對這些懷舊派。
進步派的成員主要是年輕的、受過教育的朝不保夕者。他們的家人和老師曾經承諾他們，如果努力學習，考上大學，就會擁有一個未來和一份事業。但實際情況是，他們畢業后并沒有很明確的未來，且背負著沉重的債務。但他們并不想要回到屬于20世紀進步力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承諾的“昨天”。因此，很多人在投票中棄權，保送民粹主義者贏得選舉。2019年12月，反歐盟的保守黨贏得了英國大選，但只拿到29%的選票，僅僅因為很大一部分年輕人沒有投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同年晚些時候特朗普當選總統，都是如此。
這當然是個壞消息，但也有好消息。返祖派幾乎已經到達了巔峰，其中的很多人年紀大了，正在離開政治舞臺。懷舊派開始對進步派產生認同和共鳴。進步派正在壯大，在“反抗滅絕”、“黑人的命也是命”、法國“黃背心”運動和全球基本收入運動等相輔相成的社會運動中，都能聽到他們的聲音。
不過，盡管這些受過教育的年輕朝不保夕者可以成為一種新“天堂的政治”的開路先鋒，但是信奉進步價值的政治家如果為了吸收那些返祖派和傳統無產階級而向這幅愿景妥協，他們可能會犯下歷史性錯誤。政治右翼總是會從側翼包抄他們。信奉進步價值的政治家應該意識到，追求進步的朝不保夕者不只是一群沉湎于不安全感中的受害者，他們還可以奮起捍衛一個新的政治未來。
《寄生蟲》劇照。
彌散的焦慮
持續的焦慮是朝不保夕者的心理特征之一，人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世界各國政府對這個存在性威脅后知后覺。部分原因可能是當政者來自條件優渥的家庭，不認為需要優先解決壓力和焦慮的問題。
幾代人以來，醫生、醫學院、醫院和大型制藥公司都試圖通過藥物和治療來控制焦慮。然而，這種求醫問藥的方法治標不治本。長期坐立不安的人會經歷劇烈的功能失調的壓力，易罹患冠心病、中風、2型糖尿病，以及酗酒和濫用藥物。這些也是增加將來死于新冠疫情或其他大流行病概率的“先決條件”。不要以為上述問題離我們很遠，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有充分的證據表明，自2011年以來，焦慮的發生率和強度都在增加。本質上這是一個關乎分配的問題，是結構性不平等的表征，并加劇了不平等。2020年，英國的一項研究追蹤了1998—2018年廣泛性焦慮癥（焦慮的狀況已經導致衰弱過度的癥狀）的增長情況。該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前十年的穩步增長后，焦慮癥在2008年之后開始“爆炸式”增長。
在年輕女性中，焦慮癥的發生率增加了兩倍多。不過，在所有年齡段中，無論男女，焦慮癥的發生率都有所上升。研究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機后的經濟衰退和國家實施的緊縮政策。另一項歷時九年的研究發現，福利改革和精神疾病的增加密切相關。
這兩項研究都承認，焦慮問題日益嚴重，同社會中彌漫的絕望感和無力感有關，或者也可以說和失范有關。在新冠疫情期間，焦慮和失范現象會越來越多。
具有顛覆性的藝術
反抗是必要的。不再哀嘆失去昨天，而是要重新創造未來。藝術是進步政治的重要盟友，有助于打造一種“天堂的政治”。巧合的是，我在撰寫這篇序言時，接受了一次采訪，訪談內容有關一部電影，這部電影是為紀念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的開創性詩歌《荒原》誕生100周年而創作的。《荒原》創作于1921年，出版于1922年，其時代背景是西班牙流感暴發之后的年代，1918—1920年，這場流行病奪去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再往前一點還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戰爭被稱為“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可謂生靈涂炭。
艾略特的五節長詩是空虛感以及生活只有一線希望的有力表達。艾略特的朋友埃茲拉·龐德編輯了這首詩，他后來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旗手。艾略特本人并不是法西斯主義者，而是退避到宗教領域，并宣稱自己是“政治上的保皇派”。統而觀之，盡管現代主義和其他藝術運動在那個時代蓬勃發展，包括貝托爾德·布萊希特等批評劇作家的作品甚多，但在武裝社會對抗即將到來的法西斯主義恐怖統治并指向一種“天堂的政治”方面，藝術沒能起到一種顛覆性的作用。
今天的情況是否還是如此？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毫無疑問，朝不保夕群體周圍醞釀著一股蓬勃的藝術能量。匿名的英國涂鴉藝術家班克斯（Banksy）就是其中一個標志性人物，他的諷刺壁畫以及其他類型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的墻壁，是這個時代的樂趣。在他的一幅壁畫中，有一個滿臉愁容的貼小廣告的人，剛好在“追隨你的夢想”這幾個字上面貼上了“取消”一詞。
涂鴉是街頭智慧的顛覆性表達，也是對基本權利和自由受到侵害的顛覆性反應。更為正式的藝術作品也在嘗試揭穿不協調控制和“食利者資本主義”的假面，將這些情緒轉化為創造性思維。它展示了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是如何鞏固了削弱個體的個人主義，讓大多數人在朝不保夕的地帶孤苦飄零，連仰望星空的能力都沒有了。紐約新博物館曾舉辦了一場名為“搗亂之歌”的展覽，據說年輕的藝術家代表著朝不保夕者，展覽的主題“公地之下”反映了人們對這種虛假個人主義的反抗。
如今還出現了一種能夠反映朝不保夕者進退失據和活躍張力的電影類型。比如《朝不保夕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2014年上映），描繪了日本朝不保夕群體的壯大，還有《優越》（Advantageous，2015年上映）刻畫了一個反烏托邦式的未來，主人公掙扎著淪為朝不保夕者。一位研究者分析了300部電影和電子游戲后得出結論：“畢竟朝不保夕者從來就在我們身邊。”2020年，好萊塢把包括“最佳影片獎”的四項奧斯卡獎授予了韓國電影《寄生蟲》，這是一個重大事件。批評家們認為，這是一場精英階級和朝不保夕者之間的對決，是全球階級結構僵化的縮影。
《優越》劇照。
衰落至極的經濟體系會提供一些純屬“死胡同”的選項，藝術可以揭露這些出路的無用性。擺在朝不保夕者面前的最新出路之一是“工作保障”18，有人認為這是為現代大眾投食的“潛在鴉片”。是恢復勞工主義（labourism）模式的一種嘗試，但卻無濟于事，將導向工作福利制度（workfare）、更多的脅迫，以及極度的結構性不平等的延續。對于乞求者而言，這又是一種轉移注意力的策略。我寫作本書期間，不少國家政府似乎試圖通過這條途徑擺脫疫情大蕭條，回到以前的正常狀態。這樣下去，只會加劇朝不保夕者所經歷的四個“A”：焦慮、異化、失范和憤怒。
今天的挑戰是不再助長“食利者資本主義”。“食利者資本主義”和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將朝不保夕者變成受害者，并阻止他們開創一個更加生態友好、人人平等和建立在公地之上的社會。因此，我們需要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可能是一個新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時代。但我們不能喪失勇氣，接受不觸動這些結構的改革。
這場疫情本應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社會和我們所有人的韌性，將始終取決于社會中最弱勢和最缺乏安全感的群體。這些人包括：處于朝不保夕狀態的人、與社會完全隔絕的人、在街頭過早死去的人、不幸被競爭激烈的社會拋棄的人。只有人人的基本安全都得到保障，社會才能擁有韌性。本書末章提出的觀點在當下顯得尤為緊要。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原文作者：[英]蓋伊·斯坦丁；摘編：李永博；導語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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