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旅客在北京西站準備乘車。新華社發
人口不僅要看數量，也要看質量。人口紅利同樣要靠人力資本來保障，后者則是教育、培訓和“干中學”的結果。多項統計數據顯示，印度的人均受教育程度與中國仍有較大差距。我們常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是長期積累的結果，這一點印度短期內是很難趕上的。
未來要通過改革來釋放紅利
知事：李強總理此前指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沒有消失，“人才紅利”正在形成，發展動力依舊強勁。為加快培育“人才紅利”，我們還需要在哪些方面發力？
蔡昉：中國過去40多年的高速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未來還是要通過改革來釋放紅利，我在此提幾點建議：
一是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在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經歷過兩次大的跨越，分別是1986年開始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以及1999年以來高等學校的擴大招生。在政府公共教育支出大幅增加的保障下，這兩項重大舉措顯著提高了總人口和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下一步可以考慮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向前向后分別延長3年，即把學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圍，這樣將顯著提高未來參加勞動群體的人均受教育年限，這是實實在在、真金白銀的“人才紅利”。
有人擔心經費的問題，其實不必，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經濟增長的潛力，預期可以顯著降低義務教育負擔率，提高教育資金的保障程度。受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2001年至2021年，普通小學和初中的在校生人數合計已經在總量上減少了17.1%。未來一段時間里，一方面，義務教育階段的人數預計將進一步顯著減少；另一方面，我國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已經連續10年保持在4%以上，如果未來保持這一比例不變，教育資源的充足度將明顯提升。
義務教育負擔比與教育公共支出
從2021年到2035年，在義務教育負擔顯著下降的同時，可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水平將顯著提高。可以說，這個時期是中國教育實現第三次跨越的機會窗口，或者說是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的窗口期。
二是戶籍制度改革，核心是讓農民工在城市落戶，成為市民。中國還有大量的勞動力滯留在農業中，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和勞動力市場進一步發育，能把這部分勞動力更順暢地轉移出來，大幅度增加非農產業的勞動力供給。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石三鳥”的改革，能釋放出的改革紅利既有供給側的，也有需求側的。現在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是65%，但是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47%，中間差著18個百分點，在于進城農民工被統計成城鎮的常住人口，但是沒有得到城市戶口，也就沒有享受到完全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
因此，雖然農民工的收入在不斷增長，但是沒有好的社會保障和在城市居住的預期，他們的消費模式就不是城市居民的模式。中國社科院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團隊都做過測算，如果給農民工一個城鎮戶口，不算收入增長的效應，僅僅因為得到了城鎮戶口，就可以提高28%的消費，這就是需求側的改革紅利。
同時，農民工進城后，可以穩定地提供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這個群體對教育的投資可顯著增加，對培訓的參與度也將提高，刺激勞動力繼續流動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這是供給側能增加的潛在經濟增長。
此外，我們還要從供給側發力，進一步提高生產率。包括改善營商環境，擴大市場準入，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讓市場主體依靠生產率水平進退存亡、優勝劣汰等。
我認為，所有改革都是相通的，促進共同富裕、提高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和均等化水平等方面的改革舉措，都會對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產生積極效果。
對新技術的負面影響要保持警惕
知事：關于提高生產率，很多人寄希望于科技的進步，例如最近大熱的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您曾提到，人工智能在勞動力替代方面的速度和表現需要警惕，能否展開來談談？
蔡昉：技術進步當然是可以提高生產率的，但是和其他很多進步因素一樣，其本身并沒有所謂的“涓流效應”，必須采取一系列引導手段和方法路徑，才能惠及每一個人。就好像經濟增長會加大貧富差距，如果技術進步用在不恰當的地方，反而會擴大人與人之間的鴻溝。以ChatGPT為例，將來可能掌握它、駕馭它的人會極大獲利，但不掌握的人就會在競爭中落后、甚至被淘汰，這是需要警惕的。
過去我們提到人工智能，往往認為會首先替代簡單重復的體力勞動。而ChatGPT一出來，大家發現它有可能替代腦力勞動、創意勞動。這對我們的認知是一個不小的沖擊，未來技術如何發展？會把什么替代掉？尚不可知。
因此，我們應該思考清楚，人類究竟有哪些真正優于人工智能的地方。未來教育的重點也要有所調整，教育理念要更加開放，不局限于專業技能或特定的知識領域，而是更加重視通識教育、重視創新創造能力的培養，使我們形成更強的學習能力、更開放的思維方式。
新技術還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但是科技企業為搶占有利位置，可能會一擁而上。為了避免“合成謬誤”，我們應加強系統觀念和制度設計，把倫理問題、發展方向問題、如何控制潛在風險等問題研究清楚之后，再往前發展和進行下一步的應用。
推進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
知事：人口負增長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挑戰，您覺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應有哪些側重點？
蔡昉：近期各地政府紛紛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包括延長女性的產假、明確育兒假、提供育兒補貼等，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本地的社會福利水平。社會福利與生育率是掛鉤的，這一點從國際上可以看出，按照“人類發展指數”來看，那些得分最高的國家，生育率也高于其他高收入國家，與它們高水平的社會福利分不開。
未來，我們應努力提供充分且公平、覆蓋全民和整個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務，建設全民共享型社會福利體系，或者說推進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對于政府而言，可以從“七有”入手，即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對于“七有”的內涵和當前的緊迫任務，還可以從目標出發進行概括。首先，通過為生育、養育和教育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提高家庭生育意愿，促使全社會生育率回歸到更可持續的水平。其次，通過各級各類教育和終身學習多渠道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培養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足以應對勞動力市場挑戰的新型勞動者和創業者。再次，加快建立健全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全體人民的福祉，增進各群體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最后，通過立法執法、制度建設和規制完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正規化水平，在擴大就業數量的同時提高就業質量。還要強調一個原則，就是盡力而為和量力而行相統一。
中國式福利國家建設并不簡單等同于高福利，而在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化，縮小農村與城市、中西部與東部沿海地區的差距，這樣不僅能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還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我認為，只要我國的社會福利到達一定水平，將會釋放出比西方國家更大的生育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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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長安街知事微信公眾號 記者 周經緯 劉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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