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場辰豬與二葉亭四迷
然而，諷刺的是，“馬場辰豬雖然說話時用日本語，卻從不用日本語寫作。寫作時使用的語言是英語”，“無論是在倫敦留學或在美國流亡時期寫下的書物和小冊子，還是在流亡之前已開始寫的《馬場辰豬自傳》，都是用英語著述而成的。另外，在倫敦時的日記，甚至在日本所寫的日記也都是用英語寫成的”。這是因為，辰豬自幼在長崎的英語傳習所學習，其知識性教養幾乎全部來自“英學”，欠缺其他知識分子那樣的“漢學”素養的緣故。而當時日本“言文不一致”，口語無法成為書寫語言，導致辰豬不得不使用英語寫作。
事實上，那種由于語言問題而導致的社會階級的分裂，并非采用英語以后的事情，而是辰豬生活中正在發生的現實。只不過，這里的“統治性語言并不是指英語，而是漢文”。“批判森有禮的英語采用論的馬場辰豬，卻只能用英語寫作，這樣的悖論不折不扣地、象征性地反映出當時日本的語言狀況”。這也并非是辰豬個人的尷尬，而是整個明治初期“日本語”的局限性所導致的普遍性問題。據說，二葉亭四迷（1864-1909）在創作小說《浮云》（1887年）時，每當“他寫小說每次遇到詞不達意的情況時，實際上是首先用俄語寫出來，然后反過來將其翻譯為日本語口語體的”。
二
當時the language of Japan的“言文不一致”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言”（各地方言，各個階層的用語）不一致。其二是“文”也不一致，有“和文體、漢文歐文直譯體、方言體、漢文體”共四種文體。其三是，究竟是讓“言”與“文”一致還是讓“文”與“言”一致也爭論不休。如此看來，安德森所謂的“語言本身的同一性”是“語言共同體的同一性”的保障是不存在的。正如柄谷行人指出的一樣，這種狀態是“民族國家”草創期的普遍狀況。“在法國革命的當時，于法國國土中講法語的人只有40％左右。那以后，伴隨國家教育制度的確立法語得到了普及，以至各種各樣的方言口語遭到了驅逐”。法國于1635年為了“給國語提供明確的規則，使之純正化而變得雄辯且使之成為可以用于藝術和學問的語言”設立了法蘭西學院。而在日本，這得等到1900年文部省設立的“臨時國語調查會”。
國語調查委員會，1902年11月
在文學上，由于最早主導“言文一致”的小說家是東京出身的二葉亭四迷、山田美妙（1868-910）、坪內逍遙（1859-1935）、尾崎紅葉（1868-1903）等等，因此“以東京話為基礎的小說的言文一致體，成了向地方傳達東京話的媒介”。這一點，從下一代的文學創作者，即1870年代出生于地方富豪世家，來東京上私立大學（東京專門校，即早稻田大學）的“私小說”作者群體中可以看出這種影響力。加藤周一指出，他們“沒有一個是江戶或大阪町家出身的，也沒有一個是繼承德川時代的武士知識階層（儒家或醫家）的系統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在肩負德川時代以來的文化傳統最薄弱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如果沒有“言文一致”這樣一種表達工具，他們便不會有文學創作的機會。
但小森陽一認為，以上這種“近代文學史”的一般說法“排除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發布前那段把鉛字媒體絕對局限于消費層面的速記講談及速記相聲的歷史”。“與二葉亭四迷的《浮云》及山田美妙的《武藏野》在話語市場的流通程度相比，三游亭圓朝（1839-1900）的速記單口相聲及松林伯元（1854-1919）的速記講談在市場所占的份額要遠遠大得多”。“作為娛樂消費主體的漢字媒體，通過講談、單口相聲的速記文打開了市場。但是，它們并未特別意識到所謂的‘言文一致’，它們只是在以故事娛樂讀者。然而，‘速記文’這種新型記錄系統會使人產生錯覺，從而認為活生生的聲音就在文章的背后。對知識分子而言，這一表記體系使得他們對一種以歐美為典范的，‘文明’與‘ 進步’名義下的‘言文一致’持有某種幻想”。
事實上，以上不論是哪一種“言文一致”，都與當時的日本“帝國”意識同步成長了起來。1901年，帝國教育會已經明確指出，“言文一致是與西歐列強相競爭時的語言武器”。“歐洲各國在三百年前從拉丁語的支配中脫離，實行了言文一致，所以踏上了‘文明開化’、‘富國強兵’之路。”與此相對，“朝鮮、女真、契丹、滿洲、蒙古”沒有做到言文一致，所以“國運傾頹，國勢貧弱，國家或衰或亡”。“言文一致是學制改革的先決問題”，應該“立即設立國語調查會，將言文一致作為國家的事業來實行”。“言文一致”被正式納入國家制度建設的一環。
1884年的“東京專門校”
根據安田敏朗的研究，近代日本語的形成大致是按照“寫明白”（書いてわかる）、“聽明白”（聞いてわかる）、“說明白”（話してわかる）的順序進行的。如果“言文一致”是統一書寫語言的話，那么“聽明白”與“說明白”就是對統一口語的要求了。相對于需要通過教育與學習來獲得的“書寫”能力而言，“聽說”正如走路一樣，可以說是人類的一種“自然”的行為。也正是由于其過于“自然”，所以政治權力對它的干涉相對而言也愈發困難。直到1925年廣播在日本被普及以前，國家對“聲音”的管制作用十分有限。這就導致了“聲音”的地域、階級差異難以消弭。甚至是在帝國議會開會的時候，議員之間也發生過因為方言而難以溝通的問題。正如語言學家神保格（1882-1965）所指出的一樣，“談到日本語的聲音，昭和之御代尚且是各地方言處于一種語言上的群雄割據，封建的各地分立的狀態”。首先意識到這一問題并采取有力對策的是從德國留學歸來的上田萬年（1867-1937）。
受到歐洲語言學的影響，上田指出，“是因為聲音才有文字，而非先有文字后才有聲音”，“目前為止尚未有人加以整理的國語，必須經由日本人之手完成，國語整理，可謂一切文化之源泉”。1895年，上田做了一場題為《關于標準語》的講座，首次將“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Gemeinsprache）的概念介紹到了日本。“與所謂的方言不同，全國國內到處、所有的地方都可暢通，帶有可讓大部分人理解之效力”，“在一國之內作為模范被使用的語言”。那么是什么樣的語言可以成為“標準語”呢？他指出，“現如今的東京話應具有享有其應有的名譽之資格”。 在1904年，這一提案被明確地記載進《尋常小學讀本編纂趣意書》中。
安田敏朗指出，“標準語”問題的產生，是近代日本以甲午戰爭勝利為契機，為了重塑日本國家主義而催生出的“大規模交流的欲望”。與此同時，則是民族主義語言觀的濫觴。正如上田寫道的一樣，“語言對于說這種語言的人來說，正如血液所展現出的肉體上的同胞之關系，精神上的同胞用日本語來作比的話，可以說日本語是日本人之精神的血液。日本的國體讓以這一精神的血液為主維持著的日本的人種最強悍最永久地保存下來”，“國語是帝室之藩屏，國語是國民之慈母”。
上田萬年及其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的結課證明
一方面，“方言”被視為是危害“國語”=“國家統一”的障礙，必須從學校或者政府機關排除出去，被嚴格地限定在家庭等私人領域。但另一方面，由于既然創造了“國語”這樣一種虛擬的觀念，那么為了彰顯“日本精神”，追溯其古老的歷史文化傳承又顯得尤為必要。因此，某些“方言”開始被假想為歷史上存在過的“聲音”。例如方言學者東條操（1884-1966）認為八丈島的方言是奈良時代留下的“聲音”，而琉球的方言則是在室町時代從本土方言中分離出去的。
“方言”不僅在時間上可以被民族主義思想利用，在空間上也是如此。后者的代表學則是柳田國男在《蝸牛考》（1927）中提出的所謂“方言周圈論”。柳田“通過采集各地‘方言’中表示‘蝸牛’意味的詞語發現了該詞語分布是以京都為中心按同心圓狀排列的情形。即，在政治、文化中心使用著的語言，越是向歷史更為嶄新、越是周邊、邊境的地域推行，越是會留下古老的印跡，從而表明‘方言’的地理性、空間性分布可以通過表示一個詞語歷史變遷過程的共時性對其通時性予以方法論上的表述”。
小森陽一就此評論道，柳田通過將這種“社會進化論性質的優劣關系導入中央與地方之間，實際上僅僅作為人工制造的、作為中央語的標準語君臨了上位，而‘方言’似乎變成了下位語言”。這種理論“一方面作為表現現代民族國家中央集權的裝置，使通過‘標準語’進行的‘方言’矯正運動正當化，并成功地使它同語言的發達結合起來。另一方面，通過設定在周邊、邊境等區域存續著曾經在中央使用過的語言的痕跡，在此前提下證明中央與邊緣之間的連續性與同一性”。
柳田國男與《蝸牛考》初版
如果說“方言”是在“異時空”中殘留的“國語”的話，那么在“同時空”中出現“異質性”語言體系，例如“敬語”則作為“國語的特殊性”=“國體的神圣性”來表述的。1942年國民學校第六學期使用的《初等科國語》中這樣寫道，“通過使用敬語，我們可以準確地表述尊敬與謙遜之意。事實上這是我國語的一大特色，世界各國語言中都沒有此例。古來我國民以皇室為中心為了表達至誠之心，使用最上等的敬語……在我國敬語如此發達，無外乎是我國往昔的良風美俗在語言上的反映”。
三
正如長志珠繪指出的一樣，想要指責以上敘述中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想并不難，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近代“國語”思想中同樣蘊含著的近代科學主義精神。與動不動就將“言靈”（一種基于“神國”觀念的語言觀，認為語言中潛藏著神靈）掛在嘴邊的“古學派”國語學者不同，上田等自認為自己是“科學派”。“古學派是以我國從來的國學者為主，在和學者、皇學者、古典學者、皇典學者等奇異的名稱之下，調查研究本國的語言，或者說試圖去做此研究的人”，而“科學派”是“我國最新的學派”，其任務是“廣泛收集各國的國語，做出比較、進行分類，確立其因果關系，考察探究語言的起源、語言的種類、語言的發達及其階級規則等”。
上田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無疑來自于德國的“青年語法學派”。與傳統的將希臘語、拉丁語作為對象的古典文獻學不同，“青年語法學派”是“以‘東洋’的語言——梵語的語法組織作為印歐語言研究的參照系，而且將這種沒有文學傳統的‘野蠻’語言的研究與古典研究放置在同一價值上，這是與信奉人文主義傳統的古典文獻學學者所秉持的精神相悖逆的”。
1900年，東京帝國大學設立“博言學”（語言學）講座之際，上田提出了具體的研究目標：“帝國大學語言學的研究對象是北方經高麗Corea的滿洲語，經中國Chinese的西藏、印度、阿伊努語Ainu，南方的馬來Malay、伯尼西亞Polynesia等語言”，“我大學語言學之講座，研究東洋語言Oriental Philology”，且在此基礎上“確定我日本語之地位”。此后，上田的學生幾乎全部沿著這個目標展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橋本進吉（1882-1945）是古代日語，小倉進平（1882-1944）是朝鮮語，伊波普猷（1876-1947）是琉球語，金田京一助（1882-1971）是阿依努語，后藤朝太郎（1881-1945）是漢語，藤岡勝二（1872-1935）是滿語與蒙古語，小川尚義（1869-1947）是馬來、伯尼西亞語的研究者。
然而，這種看似“科學的”比較語言學也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動機。薩義德就曾指出，在近代歐洲，所有的“東方學家”（Orientalist）都是從比較語言學領域進入這個領域的。印歐語系的發現直接推動了近代歐洲學術體系的形成。在19世紀，構成種族主義理論支柱的三大學科分別是人類學、顱相學以及比較語言學。當然，日本的“東洋比較語言學”研究也與其現實的帝國政治利益直接關聯。例如伊波普猷對比日語與琉球語得出的結論“日琉同祖論”強行將日本吞并琉球解釋為“祖國的統一”，而“日韓合并”（1910）之際，金澤莊三郎提出的“日鮮同祖論”也是基于“語言學”上的事實，將日本殖民朝鮮半島的行為合理化。“比較語言學”同樣地為大日本帝國的擴張提供了“科學”的論證。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京帝國大學是唯一設置“語言學講座”的學術機構。例如，京都帝國大學在1897年成立，但“國語國文學科”的設置則要等到1908年。此外，東北帝國大學（1907）、九州帝國大學（1910）、北海道帝國大學（1918）在成立之初，不要說是“語言學”，關于文學、政治、經濟的一切學科均未設置，這些“帝國大學”的目的顯然是為了戰爭工業而進行學術研究。另一方面，日本在殖民地設立的“京城帝國大學”（1924）與“臺北帝國大學”（1928）則一開始就設置了“國語國文學講座”。“國語學”的殖民性是不言而喻的。
“京城帝國大學”與“臺北帝國大學”
但是，這里值得關注的是，“國語”對于近代日本“民族國家”及其殖民地而言，具有雙重殖民性格。一方面，正如西川長夫指出的一樣，“國語”是作為“民族”的文化統合工具而形成于近代日本之中的。作為一種高效率的動員工具，“國語”起到了幻想出“民族”統一感與均質感的作用。正如上田萬年在解釋“國語”時指出的一樣，“如果有大的災難來襲，只要有如此的語言，四千萬同胞無論什么時候聽到聲音，無論在哪里都會奔赴相助，鞠躬盡瘁。所以當喜訊傳來時，千島也好，沖繩也好，一齊響應。如果在國外聽到這樣一種語言，那么它是一種音樂，一種天堂的福音”。
西川長夫的“國民國家論”批判
但另一方面，這種“高效率的動員工具”對殖民地人，例如朝鮮半島人和中國臺灣的人而言則是“近代化”與“文明化”的象征。但正如若林正丈指出的一樣，殖民地的臺灣人“所追求的現代化（modernity），雖然最終是西歐的現代文明，并非日本文化”，“但接近西歐現代文明的最快最方便的手段，卻是在殖民地教育中半強制性地接受近代日本語的閱讀能力”。而日本在“殖民地有選擇性地導入的現代化，是作為一種高效率的統治工具和支配殖民地人的權力手段被利用起來的。那種接近現代化的方式，明顯是對被殖民地人的不公平”。
在朝鮮半島同樣也存在這種“現代性的誘惑”。韓國學者南富鎮就曾指出，在1930年代的小說中，“作為說日語的主人公的朝鮮人，這樣一種設定存在著與國策和思想性不相關的浪漫的風俗性要素……那是一種不自覺的群眾性欲望的投射，被假想為殖民地最為普遍的現實。換言之，那不是靠宗主國嚴苛的政策創造出的殖民主義，而是被殖民者一方由大眾欲望創造出來的結果”。 根據1918年朝鮮總督府的調查，朝鮮半島的真實現狀是，“男性的98.204％，女性的99.766％”是無法使用“國語”交流的人。
但是，日本的“國語”的動員機制卻被保留在了殖民地朝鮮。換言之，朝鮮總督府的“國語”并不是作為一種具體的“語言”（日本語），而是作為一種制度被朝鮮利用。朝鮮早在1921年就成立了“朝鮮語研究會”（1931年改為“朝鮮語學會”），并且模仿明治日本做了大量的辭書編撰、方言調查、標準語制定、正書法設定、文字普及等工作。其中心人物崔鉉培（1894-1970）的《方言采集手帖》（1936）是參照日本學者東條操的《簡約方言手帖》（1931）。李熙昇（1896-1989）的《關于標準語》是參照上田萬年的同名論文，而《語言與民族》（1946）則是參照了山田孝雄的《何謂國語》（1941）。按照安德森的理論來說， “民族主義”這套“電力系統”一旦被發明出來就可以被無限地利用與復制。事實上，日本的“國語民族主義”同樣是復制近代德國的產物。上田萬年的《關于標準語》（1895）參照了保羅的（Hermann Otto Theodor Paul，1846-1921）的《語言史原理》（ Prinzipien der Sprachgeschichte， 1880），而保科孝一的《方言采集薄》（1904）則是參考了賈柏蓮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的《方言錄音考》（ Handbuch zur Aufnahme fremder Sprachen，1892）。
1935年1月，朝鮮語標準語查定委員會
1942年，朝鮮總督府開始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為由取締“朝鮮語學會”，斷定其為“在文化運動的假面下養成與施行朝鮮獨立之團體”。對于率先采取“民族國家”體制達到“富國強兵”的帝國日本，且通過實施“同化”政策以壓榨殖民地的朝鮮總督府而言，朝鮮想利用同樣的“國語民族主義”以反抗其統治，是絕對無法容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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