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祐樘一上臺就效法父親，革除上一代遺留的弊病。首先他先把父親重用的那幫國師、法王、和尚都給趕走了，然后把宦官梁芳下獄，流放奸臣李孜省，罷黜了靠投機逢迎上位的首輔萬安，前后驅逐了一千多個名聲不好的官僚。
在這之后，朱祐樘起用了一批公認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員。皇帝特別勤政，除了堅持天天上早朝之外，還增加了午朝，開辟了文華殿議政，利用早朝與午朝之余的時間討論治國方針，他對政事親力親為從不讓太監代勞，不修宮室，不近女色，聽取臣下建議不獨斷專行，也從不廷杖大臣。朱祐樘一輩子努力做一個儒家理想君主的模樣。但正如前文所述，這樣一個君主并沒有帶來百姓生活的提升，反而讓百姓生活困苦，貪官污吏橫行。而當朱祐樘明白這些時，已經到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了。
作者在書中無情揭露這種儒家治國理念中的虛偽之處，朱祐樘是個勤政的皇帝，那些大臣們經常和皇帝在朝堂上討論國家大事，大臣們暢所欲言，皇帝從諫如流，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但散會后，決策布置下去了，下面很快就返回了報告，無非是皇上的決策很棒，革除了弊病，民心大悅，形勢一片大好。而實際上，下面幾乎什么也不做，只會寫漂亮報告應付上面，該強占民田的強占民田，該收錢干預司法的繼續收錢。
儒家的治國理想很美好，但看重的是人性中善的一面，認為君主以身作則，官僚們上行下效人人向善，天下就美好了。但忽略了人性中惡的一面，而且只要有一點惡就能激發起無窮的惡。作者并沒有否認儒家思想中善的重要性，并認為按照那套邏輯確實是有向善的影響力能被激發出來。他主要認為，忽略了惡的影響力，讓善沒有應對惡的措施，善并不能保護自己不被污染，這是人性的弱點，更是儒家理想的盲點。
皇帝通過戰爭獲得權力，而依靠儒家學者治理國家，這讓儒家學者們在文化教育和信息傳遞中占據了優勢，儒者官僚在利益的驅使下形成文官集團，并且通過以上兩種權力的壟斷對皇帝和政權形成控制。那些創業之主往往能看透這些，不受文人集團的控制，反之那些長在深宮里的皇帝，被教育的對仁義道德的感化力深信不疑，緊緊地依靠文人集團，那些被放大的善與被忽略的惡，讓皇帝都無法理解。皇帝完全想不到，自己身邊那些學識淵博、以天下為己任的賢臣們，會為了個人私利和小集團的利益無視法律。雖然后世對明孝宗的個人評價很高，但這評價是出于儒家的價值立場。如果看漢文帝之后的吳楚七國之亂、宋仁宗之后的王安石變法以及明孝宗之后的變法，就知道在儒家標準之外，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這本書不以傳統儒家的價值觀來評價得失，而是以社會實際情況來分析當時的社會狀況，清晰展現了盛世開創的制度基礎、士大夫的著史心理，以及君臣在治理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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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洪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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