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安焉看來，自己雖然沒什么理想，卻有點“理想主義”。而客觀而言，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們相信理想的世界已經存在或即將出現，因而總是提前以那個世界的標準要求自己，即便這種“理想”在被提出之際，其實是以一種脫離現實的面目出現。
《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 胡安焉，版本: 浦睿文化｜湖南文藝出版社 2023年3月
胡安焉出生在一個典型的“體制內”家庭，父母老實本分，從小到大幾乎沒有給過他什么壓力，但對傳統意義上的道德訓誡抱持著發自內心的認同。而這種認同體現在家庭教育中，就是要求孩子從一種“真理”的角度看待事物的價值，將正直與無私的克制精神視為日常小事的行為準則，“不要犯錯”。于是，在道德正確與否的判斷上，胡安焉常表現出一種超出均值的敏感與自律，以至于在處理某些事務時，顯得“遲鈍而笨拙”。
1999年，他開始了籠統意義上的第一份工作，被學校安排去一家四星級酒店做實習服務生。當時排班表上有一種“兩頭班”，即上午做四個小時，下午休息，然后晚上再上四個小時，由于需要花費雙倍的通勤時間和費用，沒有人愿意上這個班次。
而公平起見，領班給每人每月都排了同等天數的“兩頭班”。一次，一個同事因為家里有事，想和他調班，并提出先用自己的“兩頭班”和他換一個普通班，之后再換回來。胡安焉覺得這樣太過斤斤計較，就隨口說“不必麻煩了，也沒什么區別，反正下班后也沒事”。誰知對方卻當了真，幾天之后又提出換班，且這次甚至沒有任何具體理由，“既然你覺得它們沒區別”。
廣東省某招聘墻。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之后的幾年，同樣的事情以不同的面目接連出現在胡安焉的生活世界。會有人在他和客人交談時把他支開，然后搶走這單生意；夜校的課程和加油站排班沖突時，他不敢和主管協調，爭取自己的權益，擔心這是尋求特殊待遇，對其他同事“不公平”……那段時間里，胡安焉想不通，“人為什么總要斗來斗去”。每一段工作也都做不長久，他對人與人之間無法避免的紛爭感到怯懼。
盡管原因可能很簡單，因為利益。他嘗試讓自己站在每個人的角度，發現各自的選擇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而人只要有私欲，就很難不露出丑態”。但這些都曾讓彼時的他生出過幾分幻滅感，這種幻滅感近似于，“你突然某天發現，謊言不是真實的”。
為了逃避的流亡
這些工作中，胡安焉做得最久的是在廣西南寧的一家女裝店，前后差不多兩年多的時間。倒不是對工作本身更加適應，更多是因為他投了錢，是合伙人之一。而那段時間中發生的一件事，近乎直接推動了他轉向寫作。
2009年的一個下午，他獨自在店里看店。一位女顧客腳步遲疑地走進店里，四處打量卻又佯裝鎮定，手臂上還挎著一個大得怪異的挎包。她是商場的“老顧客”，被商鋪的店家私下里喊作“瘋女人”，胡亂搭配的衣著、多變的表情舉止都讓周圍人不太敢靠近。胡安焉回憶說，她常來商場閑逛，但那天是第一次進到他的店里，一并進來的還有周圍店主暗暗投來的目光。
那女人進店后在衣架前翻找，詢問能否試穿一條牛仔短褲。胡安焉記得，那天他反倒覺得這個女人很親切，“可能是因為那時周圍加諸她身上的惡意我很熟悉”。得到應允后，女人抬腳就將褲子套在了身上，甚至沒等胡安焉將她引向試衣間。然而這只是個開始。她隨即又將第二條、第三條套在了身上，胡安焉幾乎下意識地伸手阻攔，卻迎上女人有幾分驚恐的目光。
胡安焉當時就愣住了，眼眶也有些濕潤。“從她的臉上，我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驚慌、不安、被周圍人不懷好意地圍觀，腿上還掛著三條牛仔褲——只不過我還有力氣遮掩，她卻就這么袒露出來。”
胡安焉在廣西南寧與朋友合伙開的女裝店。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最終，她買下了其中一條短褲，從挎包里掏出皺巴巴的錢，然后一張張捋平，給了正好合適的數目。胡安焉記得，直到那女人離開店鋪，她的臉上仍然帶著一種恐懼。那副表情給胡安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我摘下面具，表情大概不會比她‘正常’到哪兒去”。那件事情讓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生活是否也在渾然不覺中脫離了軌道，在虛無中變得麻木。
在女裝店的最后幾個月，胡安焉會帶一些小說放在店里，沒顧客的時候翻出來看看。也是從那時起，他逐漸接觸到塞林格、雷蒙德·卡佛、理查德·耶茨等人的作品。塞林格筆下那種純真的幻滅曾在許多個午后令他恍神，書中的人物大多是一群早慧的“小大人”，他們過早洞察了人生的虛無本質，依然將獨屬于兒童的那些東西帶進了成年期，也因此經歷了失落與迷茫。那是一種跨越地理與時間的遙遠的共鳴。
胡安焉說，那段閱讀經歷帶給他許多觸動，“但回過頭看才發現，打動我的其實是我的生活，那些作品只是觸發了我對生活的感動罷了。”胡安焉極少在周圍人面前袒露自己，幸好當年那些無法消化的情緒都得以在文字中慢慢揮發掉了。
離開南寧后，他想要逃出原來的軌道。現實的世界四處碰壁，虛構似乎就成了眼下唯一的出路。為了逃避，他開始寫作。盡管他承認，這個初衷聽上去，并不是什么“好”的出發點。
在打工與自由的對立之外
胡安焉不是真名。
說起這個名字，胡安焉稱，只是個“文字游戲”。“胡”就是文言里的“為什么”，“安”和“焉”都是疑問代詞，連起來是三個疑問代詞疊加，也是在問，何以安心。
2009年末，胡安焉從南寧回到廣州，帶著開女裝店攢下的六萬塊錢，決心開始一段全心投入的寫作。差不多有三年時間，他閉門不出，每天基本就圍繞讀書和寫作。與此同時，為了緩釋“入行”太晚的尷尬，他還在黑藍文學論壇做小說版的客座版主，參與網刊的編輯工作，選作品寫評語，讓自己浸入在那樣一種氛圍中“學習”。
對現實的逃避反讓他成為“現實主義”的信徒。那段時間，他對小說的“真”有一種執念，苛求從完全的現實經驗中獲取寫作的素材與養分，但內核卻是對現實的厭惡。寫作的動力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磨損，隨著銀行卡的余額見底，他覺得這樣不行，需要一種“異質生活”去自我更新。
于是，胡安焉將家搬到了云南下關，在一個村子里租了間房間，擺地攤賣文具，也開過小吃店。那幾年，他逐漸恢復了一種心平氣和的快樂，不再將生活全部的壓力扔給寫作，很少再正襟危坐地打開電腦，而是腦子里冒出什么想法就隨手記錄下來，常常邊擺攤邊寫，或是邊走邊寫。段落長短不一，內容也從寫實流于想象，“那時寫作對我來說，接近于自娛自樂，既沒什么壓力，也沒什么追求”。
胡安焉在云南下關擺地攤。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心平氣和的日子里偶爾也有“劇烈”的快樂。有一年在上海，他和文學論壇上的兩個朋友聚會，席間輪流朗讀各自喜歡的作品。胡安焉選的是伍爾夫讀《皮爾金頓夫人回憶錄》后寫的一篇讀后感，被收在《普通讀者》中。
皮爾金頓夫人生活于300年前的英國，是彼時一個沒落貴族家中的婦人，她結了婚又被丈夫拋棄。據說那次離異源于一場可笑的“烏龍”，皮爾金頓夫人將一男性在家中留至深夜，但原因其實是，她想要和那位先生借一本書，但對方不愿意借給她，勉強同意在旁等她看完再收回。被丈夫拋棄后，皮爾金頓夫人獨自撫養兩個孩子，生活艱辛而坎坷，最后因拖欠房租被關進監獄。在不斷下墜的一生中，寫作幾乎是她為數不多的支撐。
初讀時，胡安焉被皮爾金頓夫人內里生發出的那種戰斗力感動得哭了。在那篇文章末尾，伍爾夫寫道：
“她喜愛莎士比亞、認識斯威夫特，并在一生的歷險過程中經歷溝溝坎坎，反復無常時仍然保持著樂觀的精神，保持著女士的那份教養，那份勇敢。這種精神、教養和勇敢在她短暫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讓她能夠談笑風生，能夠在心死之時喜歡她的鴨子及枕邊的昆蟲。除此以外，她的一生都是在傷痛和掙扎中度過。”
“她喜愛莎士比亞、認識斯威夫特，并在一生的歷險過程中經歷溝溝坎坎，反復無常時仍然保持著樂觀的精神，保持著女士的那份教養，那份勇敢。這種精神、教養和勇敢在她短暫一生的最后日子里，讓她能夠談笑風生，能夠在心死之時喜歡她的鴨子及枕邊的昆蟲。除此以外，她的一生都是在傷痛和掙扎中度過。”
這些年，胡安焉常在日子吃緊時找一份工作，也在手頭略微寬裕時重新寫作。他開始將工作與生活分離，不再在工作中尋找意義。他坦言至今自己都沒能兼顧工作與寫作，工作中的情緒損耗和精力盤剝會極大地干擾寫作語感，他不得不在休息時間療愈放空，排解負面情緒。但寫作仍然幫他一次又一次精神抖擻地投入生活，借此保持對生活的敏銳與好奇。
對胡安焉來說，閱讀與寫作曾讓他短暫跳出了打工與自由的對立。“在有限的選擇和局促的現實中，我越來越感覺到生活中許多平凡雋永的時刻，要比現實困擾的方方面面，對人生更具決定意義。”
新冠疫情之初，封控在家的胡安焉重新拿起許久未動的筆，寫了幾篇日記，想恢復筆觸，其中就有《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胡安焉回憶說，那篇只寫了半天的日記，好像一夜間就“莫名其妙”將他推到了臺前，于是有了三年后的這本《我在北京送快遞》。
最近涌現的“底層作家”？胡安焉并不覺得這說的是自己。對他而言，寫作，并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事情。
“我寫的不是‘流動的盛宴’，
我只是在送快遞而已”
新京報：胡安焉這個名字開始被更多人知道，大概是在2020年，你在網上發表的那篇隨筆《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記錄了一個夜班理貨員的生活。那篇文章的走紅對你有什么影響？
胡安焉：現在想起來，我仍然覺得很意外。當時那篇其實只用了大概半天就寫完了，還配了很多照片，主要是想給在德邦的十個月留個紀念，就是一個回憶或者說自我檢視，是寫給自己的，而不是為了寫一個作品，或者有什么東西要表達。后來陸續有人找到我，約我繼續寫德邦夜班這類文章，他們問我還有什么工作經驗，再往后，才慢慢有了這本書的雛形。
但這個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我不再是寫給自己，而是寫給約稿方所面向的讀者。這就和寫《德邦》那篇時的心態很不一樣，我需要去想“怎么寫”。我開始有意識地去學習和借鑒，比如那段時間我看了彭劍斌在貴州跑業務時寫的《不檢點與倍纏綿書》，還看了一些別的，但實際上能借鑒的很少。花的工夫越多，越難動筆。因為只要你開始想把這個東西當成作品去展現，就會在落筆時和敘述本身的語感有沖突，那些花哨的語言、復雜的結構和內容本身無法融合。畢竟，我寫的不是《流動的盛宴》，大家聚在一個沙龍圈里談人生、談理想嗎？不是這樣的，我只是在送快遞而已。
《不檢點與倍纏綿書》，作者: 彭劍斌，出版社: 單讀 / 鑄刻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0年11月
新京報：《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出版后，在豆瓣等平臺引發了不少討論，你會去看讀者的評價或留言嗎？
胡安焉：四月中旬前都有看，當時比較忐忑和在乎，后來評語多了，加上我忙起來，就沒再看了。坦白講，我覺得其中的很多“喜歡”很可能是錯位的，是一種自我投射，或者說某種文化投射；而很多批評也是錯位的。對于大多數創作而言，文字也罷，電影也好，音樂也好，真正能稱得上“知音”式的讀者或觀眾，可能是極少數吧。
新京報：這段時間，你也密集參加了很多活動，需要短時間內“深度”接觸不同的人，這會給你帶來壓力嗎？
胡安焉：最近這一個月，我面對的采訪、播客、各種現場活動等，它們對我而言仍然是一種全新的體驗，目前還能帶給我持續的新鮮感。就像以前換工作一樣，一份新工作的開始都是新的環境和體驗，比如在此之前，我還從來沒有進過那種全封閉式的錄音棚，這些可能都在中和負面的感受，不同程度地增加著我的見聞，以及對生活世界更多維的理解。起碼到目前為止，我還在吸收這樣的新鮮感。而且，這些經歷都有很大的運氣成分。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它也不會持續很久。至于我以后會如何反思這段經歷，它是需要時間的。
新京報：這個過程中，你可能需要大量地重復自己。你會在某個瞬間產生一種對話的倦怠感嗎？我記得你曾在自述中提到，自己對人際間的微妙關系很敏感。
胡安焉：會的，不少活動的話題設置其實不太允許你暢所欲言。而且大多時候，你去不斷講述自己的過往和想法，的確會有一種恥感。包括在《我在北京送快遞》這本書里，我沒有寫太多關于我的精神世界的部分，比如我今天這種性格是如何形成的，這些都沒有提，沒有多少人真的關心“你是怎么想的”吧，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放在更大的圖書市場上，大家更關注的還是“工作”這個標簽，它有共性。
其實這本書剛出來的時候，也沒有什么人聯系我，一直到今年四月份，才陸續接到一些電話。最開始接受采訪的時候沒經驗，我都不太敢面對面交流，每個問題先回復很長一段文字，反復糾結措辭表達，很消耗精力。但怎么說呢，現在這本書它關乎我的收入，我需要這本書的版稅，它曝光度增加的話，我就能有更多時間，更自由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去寫更想寫的東西。還是不要太矯情的好。
體力勞動中的焦慮
新京報：前幾年，《外賣騎手，困在系統里》曾引發了人們對這一行業的關注，意識到時間和算法對個體的傾軋。而這本書中我印象很深的也是，你曾說起在高樓金送快遞那陣子，經常會在工作中陷入一種負面情緒，會煩躁和不滿，感覺到自己正在被工作中的處境一點點改變。如今互聯網上，很多年輕人稱想轉向輕體力勞動，覺得可以減輕焦慮，事實似乎并非如此？
胡安焉：那篇文章我有看過，很多地方我是很有共鳴的。雖然我的工作和外賣員還有些不同，不是每一單都是單獨的一條時間線，但我每天一上班，依然覺得像是一顆炸彈的引信被點燃了，需要在它爆炸之前，把活兒干完。比如每天八點分裝完畢離開站點，八點半我就要看送了幾件，我需要知道這個進度和昨天同時間相比，是快了還是慢了。如果昨天八點半我送了15件，而今天八點半我只送了14件，我就開始焦慮了。之后每隔半個小時，我差不多都要確認一次。有種恐慌在推著你，忍不住要關注時間，你要時刻判斷自己處在怎樣一種工作狀態。
時間久了，我慢慢就習慣用成本的眼光看待時間。當年在我們生活的那一帶，快遞員不包吃住的情況下平均工資大概在7000元，如果低于這個報酬，人員就會流動到別的地方，這個行情是和北京的生活成本和工作強度有關的。假設我每月工作26天，每天11個小時，那日薪就是270塊。拋去裝貨和路上的兩個小時，我就需要每小時產出30元，折合下來一分鐘就是0.5元。這意味著什么？如果派送一個快件平均分到2元，那么我必須在4分鐘內送完一件才不會虧本。再比如一頓午飯要花20分鐘，那么這期間的時間成本就是10元，假設一份蓋澆飯15元，那合計下來就是25元，這就太貴了。
再舉個例子，我對小區電梯的快慢也非常敏感。當年一開始，高樓金的電梯超級慢，等我走了之后，整個小區的16部電梯全換了。其實那個小區年代并不老，也就十年左右，之所以電梯全部換了，就是因為實在太慢了。另外，有些高檔小區那種園林式的設計也會拖慢（送快遞）效率。但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因為意識到時間就是金錢而賺到更多錢，反而陷入了一種看起來既在乎錢，又不在乎錢的狀態里。
新京報：你頻繁地提到“效率”和“成本”，（做這份工作）之前你也很在意自己的“效率”？
胡安焉：也還好，之前我對“效率”的關注就是均值水平吧，但進入這行之后，你就慢慢進入自我內卷的狀態，歸根結底是很怕拖后腿。具體到快遞公司會設置“倉管”這種職位，專門在電腦前監督快遞員進度。如果快到中午十二點，張三還剩20多件，他就拿起電話，不是和你討論“你想怎么樣啊？”，直接就是羞辱性地開罵，讓你想辦法不要每天給站點拖后腿。只要慢了，你每天就要接這樣的電話，哪怕你很忙，然后道歉，表示自己會馬上想辦法處理。這種情況下，你不得不關注時間。
當時我們站點在一個很偏遠的角落，一天平均往返至少五班貨，接駁耗費很多時間。我記得當時全北京有250多個站點，我們站點的時效數據每次都排在200名開外，總部就派下來“欽差大臣”專門監督工作，用軍隊里抓紀律的方式提高效率。其實實際問題并不是出在紀律，但整個系統上下沒有人會聽你解釋，就是每一級層層施壓，最后垮掉的還是下面的快遞員。
紀錄片《零工經濟：App奴役制度》劇照。
新京報：除了和貨物打交道之外，快遞員的工作也涉及到和具體的人接觸，這個過程對你而言會產生情緒消耗嗎？
胡安焉：是的，對人提出請求還是挺讓我覺得難堪的。最不適應的就是向對方索要好評，可如果我不做的話，站點就會搞一個表格，每個人每周的好評數據都會公布出來，周會上好評數較少的人就會被叫到前面公開接受批評，罰做俯臥撐，這太傷害我的尊嚴了，我也受不了這種屈辱。所以我只能服從這套評價體系，但同時又開不了口，我就晚上回家編輯短信，字數還不能超，否則變成2毛一條，成本就增加了，而且還得發給年輕友善、懂操作的客戶。所以后來我就不想做了，對我的情緒損耗太大。
新京報：這種情況下，每天下班后身心疲憊，還會堅持做一些記錄嗎？
胡安焉：基本不會，那時候連書都不想讀。還會產生一些負面情緒，做完就很煩躁，需要去消化排解掉，有時還要靠酒精，或者恐怖片去釋放壓力。不過，人都是復雜的、有彈性的，雖然那時候心里很焦慮，但白天也能和別人正常打交道，不是說一崩潰，就每條線都癱瘓了，也不至于。
新京報：你會怎么看，當下很多年輕人想要轉換職業軌道，對“藍領”工作熱情上升的趨勢？
胡安焉：我其實不太清楚有這樣想法的人，他們原先承擔著的壓力究竟是怎樣的，可能有的人也并不適合傳統意義上的“坐辦公室”，但我也沒辦法給出什么意見，以“失敗者”的身份嗎？我覺得我不是，但我也不是什么成功的過來人，我什么都不是，而且畢竟每個人情況都不一樣。
如果真的覺得原有的環境待不下去了，想要換口氣，那就去嘗試，即便做了之后發現自己原先的認識是有偏差的，那也沒關系，就再去想辦法改變，這就是試錯。無論是否跳出原來的環境，試錯本身都應該是值得鼓勵的，我覺得其實不存在什么一勞永逸的安全感，重要的是在做出選擇前，要想好。
“除了都做過簡單勞動，
我們在寫作上的共同點不多”
新京報：關于寫作，你曾提到最初是從模仿塞林格開始的，或許不同于很多讀者的印象，你對寫作其實是有過相對主動的投入和“練習”的？
胡安焉：是的，除了塞林格，后來我也嘗試模仿過卡佛，他的小說語言是偏實用的，類似新聞報道那種，沒有太多的修辭。這和他所描寫的底層社會的“粗人”也有關，大多數不善表達，和修辭本身是沖突的。總的來說，他們的很多所謂“技藝”是能夠被剛入門的我所直接借用的。
我完全投身自由寫作大概是從2009年開始，我花了很多時間逛文學論壇，讀網友的作品，發評論參與交流。那三年間，我對小說的認識提升的確是很快的。但這些工作也很耗時，每天真正分到寫作的時間也就兩三個小時。到了后來，基本都是我在輸出，而真正有收獲的部分很少，也沒有收入。我的錢也在持續消耗，之前打工攢下的幾萬塊很快就見底了。
新京報：那段時間，當你覺得自己對小說的認知迅速提升，但真正動筆的時間又很有限時，會覺得更難下筆嗎？
胡安焉：的確是這樣的。無論怎么寫，都達不到自己內心的要求，也就是常說的“眼高手低”吧。而“眼高手低”最慘的后果就是，它會非常消耗一個人的寫作動力，時間久了就沒法堅持下去。如果“無知者無畏”，那我就會埋頭拼命寫，雖然可能也是浪費時間，但至少寫出來了。可一旦眼光提上去，就覺得丟不起人。但說實話，想在一兩部作品中達到想要的那種高度，是不可能的。
新京報：那你當時是怎么解決這種內耗的？
胡安焉：沒有解決，就是逃避，暫時不寫了。后來我就去云南做物業，做烘焙店，又去上海做自行車店。大概2015年回到云南后，覺得好像又可以寫了。人其實挺復雜的吧，當年那種自我否定慢慢就被時間沖淡一些，那種動力“春風吹又生”，又冒頭了。沒有什么特別的契機，對我來說，可能就是需要兩三年什么都不寫，讓自己重新恢復那種想寫的狀態，而不是用什么辦法去解決。也可能有辦法，但我沒找到吧。我的寫作中最難的，其實是保持一種中正的心態。
新京報：怎么理解你說的這種“中正”？
胡安焉：可能就是，將生命感受直接兌現到語感之后，不會讓人感到有某種失衡的傾向性或意圖，比如浮夸、煽情、矯飾或油滑等。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全面的分寸感。
新京報：那么作為寫作者，你怎么看自己這三年的非虛構寫作，和此前的虛構創作之間的關系？
胡安焉：非虛構的階段其實更多是幫助我看清自己的本質，這對我之后的虛構寫作而言，它構成了一種最基本的態度。這個態度可能不是小說的情節、人物、或者結構，而是一旦我落筆，我整個的人生狀態就會體現在我的敘述中，這是一種更本質的沉淀。
新京報：這兩年涌現出不少“底層”書寫作品，比如外賣員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包括此前因為《我是范雨素》一文進入公眾視野的育兒嫂范雨素，今年她也出版了長篇小說《久別重逢》。你會怎么看這些作品被外界貼上的這個標簽？
胡安焉：坦白講，我們也是最近才認識彼此，此前可以說并沒有互相聽說過。之前在杭州的一次活動上，主辦方把我和王計兵安排在同一場對談中，我才去網上查他的資料，看他的書，發現他其實不是公眾認知中的“外賣詩人”。他從2005年就開始寫詩了，而送外賣大概從2018年才開始，也就是說他開始送外賣前，起碼已經寫了13年的詩了，而且他在寫詩前還寫過小說，我不會認為他是“外賣詩人”。而范雨素和王計兵的情況又不太一樣，她家里的文化氛圍很好，她曾經還做過語文老師，但因為養家生計的壓力，才去做了保姆之類的工作。這類標簽更多是圖書市場的噱頭吧。
而我的情況也是一樣的，當主辦方在一些活動中將我們放在一起，可能覺得我們的作品是一類，但實際并不一樣。除了都從事過簡單勞動之外，我們在寫作上的共同點其實不多。不過也沒關系，這樣能夠讓我們被更廣泛的人看到，而當基數足夠大時，那些少數本不會關注我們，但又真正能理解我們的創作的人，順便也被“波及”到了，這個結果就是好的，而且實話說，也有利于我們的經濟回報。
新京報：那你會擔心自己后續的創作，可能會受到這類標簽的局限嗎？
胡安焉：不會，而且我認為，像這種標簽它不會最終定位這個文本。我們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這樣歸類，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如果它是有價值的，更加銳利、精準的評價會慢慢取代之前有偏差的評判，大家自然會認清它的本質，而這需要時間。退一步講，如果我們的東西的價值不足以保存十年或二十年，那它也自然就會被淹沒，怎么被貼標簽其實都無所謂。所以最重要的，是先獲得接受時間檢驗的“資格”。
新京報：之后會完全投入自由寫作嗎？
胡安焉：現在還不好說，我對未來還沒有具體的規劃。如果我的經濟條件允許，我希望自己還是不要去做那種純粹為了謀生的工作，但如果條件不允許，我也能去做，而且我也能夠調整自己的心態。
新京報：最后，2021年的一次采訪中，你曾提到自己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是一部關于什么的作品？
胡安焉：這個小說已經是經過不斷推翻后的N.0版本了。我現在的想法是，它會是一個類似獨白的形式，像意識流一樣貫穿，可能沒有具體的人物或情節，描述一種介乎生存與生活之間的生命樣態。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申璐 ；編輯：走走；校對：柳寶慶。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 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