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密折的功能及保密制度來看雍正朝密折制度的得失

（雍正帝）

雖然雍正帝明知道這兩個皇弟一直對自己的皇位虎視眈眈，但鑒于他們的龐大勢力，雍正帝在執政初期仍然只能選擇委其以高位，這也從側面反映出在雍正執政初期，朋黨對其皇位的巨大威脅。

為此，雍正不得不親自撰寫《朋黨論》，痛批朝野結黨的政治亂象。在這種不利的政治形勢下，雍正帝開始使用密折來了解民情，控制臣下，并逐步達到瓦解對手的目的。

通過使用并完善密折制度，雍正帝不僅先后除掉了勢大的皇弟和隆科多，還掌握到了權臣年羹堯的犯罪證據，最終成功逼其自盡。

（年羹堯）

二、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需要

清軍入關后，雖然大力繼承了漢人王朝的許多先進制度，但在決策權及決策機構的設立上，仍然保留了舊滿族強烈的軍事民主制的色彩。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議政王大臣會議的設立。

議政王大臣會議的存在，雍正的祖父輩們的皇權都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限制與分割。雍正即位后通過推行密折制度和設立軍機處，逐步將王朝的所有決策大權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從而使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在雍正朝達到有清一代的巔峰。

密折的功能

一、通過密折了解下情，以防臣下欺瞞、蒙蔽皇帝，這是雍正推行密折制度最主要的目的。

前面筆者提到雍正朝大大放寬了密折的使用范圍，而對于勤政愛民的雍正帝來說，這個變化的表現之一就是有關民生的大小事情，雍正帝都希望臣下能夠及時密奏，甚至是一些臣下之間的私人往來，雍正帝也鼓勵他們能夠密報。如李衛就曾為在果親王府請安得賞一事向雍正密奏，而雍正顯得非常高興。

雍正常常妄自菲薄，自稱事事都不如先帝，只有“洞察下情”一項比康熙高明厲害，這正得益于密折制度的推行。

（康熙帝）

二、通過密折與大臣商議改革大政。如雍正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之前，就通過密折與各大臣反復商議利弊。

故在雍正四年四月得到鄂爾泰的密奏后，心中早有算計的雍正當即就決定，借對貴州用兵的機會，強力推行改土歸流，事后的實踐結果也證明了推行改土歸流的有效性與必要性。

三、通過密折加強與臣下的感情聯系。雖然雍正在歷史上是出了名的對下屬嚴厲，但另一方面他也很注重與臣下的感情聯絡。所以雍正對密折的批示時常顯得非常率性、盡情，往往在其中也穿插一些君臣之間的生活細節，以便籠絡人心。

在《朱批諭旨》中，雍正也提及了密折的這種作用：“密折批示應因材施教，嚴厲激進的臣子要引導他們寬和，優柔寡斷的官員要教他們剛毅。”

如雍正的寵臣李衛，雖然對雍正忠心耿耿，辦事也果斷精明，但接物待人粗魯無禮，故雍正在其所奏密折中時常教導他要寬容待人，和平接物。

（李衛）

在朱批中，雍正還重復向李衛指出“涵養”的重要性，這種君主對臣下的諄諄教導一直持續到雍正晚年，而李衛也不負所望最終成為了雍正朝的一代能臣。

雍正朝的保密制度

毋庸置疑，密折制度重在保密。也只有在確保足夠隱秘的條件下，密折制度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與作用。雍正為密折制度創立了一套嚴格的保密措施，具體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臣下向雍正上呈的密折，在送往京師前后都由雙方親信接手，中間不經過第三方。與題本、奏本不同，送達京師后的密折不必經過六部、內閣等諸多中間環節，只須交給雍正指定的親信和太監即可。這樣的設置有利于最大程度上避免密折內容在傳送過程中有所泄露。

二、密折都由雍正親自批閱。正如雍正在《朱批諭旨》寫道，密折都由他自己一人親自批發，從不假借其他人手。據此密折只在臣下與雍正之間流轉，保證了密折的高度保密性。

三、密折須使用鎖匣。雍正在下放密折使用權力的同時，也給有權使用密折的官員頒發鎖匣。鎖匣配有兩把鑰匙，只有官員和雍正才有打開鎖匣的鑰匙。據《雍正起居注》記載，這是一種帶鎖的皮匣，非常堅固耐用。專用鎖匣的使用無疑從實用性上確保了密折的保密性。

（密折）

夏目說

一、得：雍正通過推行密折制度，在充分了解下情的基礎上，提拔人才，整治腐敗官員，使雍正朝出現了吏治清明的新氣象。

如雍正大膽起用鄂爾泰，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取得巨大成功。雍正帝還通過推行“地丁制”，最終取消了剝削平民百姓數千年之久的人頭稅，解放了生產力，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其次，推行密折制度大大提高了雍正朝的行政效率。雍正帝本身就是一個急性子，做事一向果斷精明、雷厲風行。加上維護其政權合法性的執念，雍正帝終其一生都希望打造一個民富國強的太平盛世，甚至在父輩武功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而密折制度的推行，極大滿足了雍正帝的勤政需求，使雍正朝成為了歷史上少有的高效率執政時期。

除此之外，密折奏事隱藏了奏事人的身份，使奏事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揭發官員的不法妄為之事，如田文鏡密奏彈劾權臣張廷玉之弟張廷路，李衛使用密折彈劾鄂爾泰之弟鄂爾奇。密折制度高度的保密性，使張廷玉和鄂爾泰這種等級的權臣都處于皇帝的嚴密監視之下，可想而知普通官員得有多謹言善行。所以雍正朝出現了有清一代少有的清明的政治局面。

（田文鏡）

二、失：任何制度都是有得有失，密折制度也不例外。密折制度雖然使雍正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達到頂峰，但高壓的政治環境也壓抑了官員的人性，扼殺了人才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

當時除了田文鏡、鄂爾泰等幾位雍正心腹還敢于主動挑擔子之外，多數的臣下都謹言善行，不敢任事。就連被稱為“第一宣力”的漢軍最高官員張廷玉，其為官箴言也是“萬事萬當，不如一默”，雍正朝的政治壓力之大可見一斑。

與此同時，18世紀的西方國家已經開始了發展資本主義的步伐，而中國卻因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空前強化而錯失了歷史發展的巨大機遇，并逐漸從領先到落后于西方世界。

另外，密折制度的高度保密性，也使得其內容不易為外人所知，導致有些官員被誣告了也無從申訴。更有不懷好意者自持與雍正帝的親近關系，利用密折打擊政治對手，造成諸多冤假錯案。到乾隆執政初期，御史謝濟世就針對此問題提出廢除密折制度的主張。另有些官員為了奉迎圣意，通過密奏推行一些不切實際的措施，比如強令粵、閩籍等南方官員學說官話，從而造成朝野上下無謂的紛爭。

最后，密折制度的高度保密性間接鼓勵了官員的越級奏事，必定會引起上下級官員的猜疑，打亂不同層級的職責邊界，不利于科學管理與政務的暢通施行。如何打破這種不利局面，必須充分依賴于皇帝的執政能力和效率。某種程度上，清朝后世的皇帝都不如雍正勤政，所以密折制度的機密性逐漸下降，最終到光緒二十七年名存實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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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史料

《雍正起居注》《朋黨論》

《清史》

《清雍正時期反腐及當代啟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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