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明確提出效率和公平關系原則的中央文件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我們的分配政策，既要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貧富懸殊，堅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效率優無，兼顧公平”的原則是在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的：“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后來黨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反復強調和明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十六大還進一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改革思路。十九大報告重申：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堅持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實現居民收入同步增長、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同時實現勞動報酬同步提高。進一步強調要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也再次明確要“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
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在公平與效率問題上，歷次黨代會報告以及重大中央文件的表述是一脈相承向前創新發展的。問題就在于，這些表述精神需要相對穩定凝結在特定的制度保障中。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但怎樣實現共同富裕這一社會主義最大優越性或本質的東西，也是經過正反兩面的經驗教訓而逐步艱難摸索出來的。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在會見外賓時談到：“我們有些經濟制度，特別是企業的管理、企業的組織這些方面，受蘇聯影響比較大。這些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營方法、管理方法、發展科學的方法，我們社會主義應該繼承。”“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1985年10月，小平同志在回答外國媒體提問時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和改革開放的嚴峻形勢，他發表著名的南方談話，在談話中堅定地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基本路線，有力地回擊了對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質疑。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過十幾年的摸索成長即將瓜熟蒂落卻又因種種原因面臨極大風險、大多數人思想迷茫、國內外局勢錯綜復雜的關鍵時刻，他堅定清醒，指明改革的方向，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創造了良好條件。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黨的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核心要義即公平與效率的妥善結合。對此，本人的博士生導師董輔礽教授發表于《文匯報》1992年11月5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公平和效率的妥善結合》一文，做了精辟闡述。文章不長，我不妨全文引述如下：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解決公平與效率的妥善結合問題。
市場經濟是以競爭為其有效運作的內在機制的，在競爭中優者勝，劣者汰，促使效率提高，資源配置優化。而競爭又是由人們對獲取更多收益的追求而驅動的。為此，必須允許人們在收入上有差距，否則就不會有競爭，從而不會有市場的有效運作，不會有資源配置的優化，不會有效率的提高。但是，市場競爭中的優勝劣汰又會導致人們在財產占有上、在收入上的差距的擴大。而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要求實現收人的公平分配，達到共同富裕。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公平和效率問題就成為一個很困難而又必須妥善解決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個困難問題，自然要在實踐中探索。我想，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應該考慮以下幾點：
（1）公平分配不能犧牲效率。必須以有利于效率的提高為前提，而且也只有在效率提高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公平分配。即使在實行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也有過這樣的教訓。在那里，曾經實行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廣泛的福利措施，由此削弱了競爭，犧牲了效率，產生了“英國病”、“瑞典病”。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必須引以為戒。從我們自己的教訓來看，差距過小的平均主義分配，不僅阻礙了效率的提高，而且鼓勵了懶漢，恰恰是最不公平的。
（2）實現公平分配要經歷一個較長的過程，只有在效率逐步提高、經濟日益發展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逐步達成。可以想見，在我們否定了平均主義分配，揚棄了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定階段，在經濟由不發達走向發達的階段，人們收入差距的擴大，甚至比較大程度的擴大是不可避免的。這可以被看作是我們必須為經濟發展而付出的代價。只有當經濟發達了，人們的收入差距才會逐漸縮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茨的實證研究揭示了收入差距變化的這種倒U字形曲線。鄧小平同志提出，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達到共同富裕，正符合收入差距變化的這種規律。
（3）自然這并不是說，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定階段，在經濟由不發達走向發達的階段，可以不注意解決收入的公平分配問題。何況在收入差距擴大中還會有一些是由不正當和不正常的因素造成的。在這個階段，要解決的公平分配問題，主要是要使人們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并使人們的生活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逐步提高。在這個前提下，即使人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人們還是可以接受的。鄧小平同志提出，第一步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使人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正是我們在這個階段上要實現的公平分配的目標。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建立和發展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也是實現公平分配的必要條件。當然，這些社會保障制度只能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以便既有助于公平的分配，又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是有條件使公平與效率妥善結合的，除了政府可以利用的各種調節手段（例如稅收）以外，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的以公有制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就是實現二者妥善結合的重要保證和手段。可以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使公平與效率得以妥善結合的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這一著名的董輔礽公式，亦即共同富裕之根本制度保障。
02
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制度
如果說社會主義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共同富裕更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我們不妨引述我國古代思想家柳宗元著名的《種樹郭橐駝傳》的結語來佐證這一點：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斯密在《國富論》里所說的一段話其實就很大程度與柳宗元這一寓言故事所包含的經濟治理思想一脈相承：“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時，各個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個那么強大的力量，以致沒有任何幫助，亦能單獨地使社會富裕繁榮，而且還能克服無數的頑強障礙，即妨害其作用的人為的愚蠢法律，不過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這種努力的自由，或減少了這種努力的安全。”這也可從古典經濟學的角度佐證共同富裕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
而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經濟制度正是千百萬人民群眾自己共同富裕事業的重要制度保障。這是改革開放前普遍貧窮的反面教訓與改革開放后普遍脫貧致富的正面經驗所充分證明了的。
全社會經濟所有制結構的單純公有，是改革開放前的追求。我們這個歲數的人都記得當年張春橋發表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中有一段有關所有制的文字：“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工業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體所有制工業占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三；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還有人數占百分之零點八的個體手工工業。”“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什么叫“完全解決”？百分之百公有且全民所有多多益善。
正是在這種理論統治下，改革開放以前，非公有成份經濟被趕盡殺絕。殘留的個體經濟也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尾巴”或“每日每時地產生著資本主義的東西”，屬于被逐步消滅的對象。到1978年，城鎮個體工商業者僅剩15萬人，且大多被迫轉入“地下”，以不合法的身份存在。與此同時，也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貧窮的短期經濟時代，更遑論共同富裕？
1978年3月，國務院批轉關于全國工商局長會議的報告中指出，為了方便群眾生活并解決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在城鎮恢復和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這是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早期政策信號。此后，在農村逐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同時，又陸續出臺了一些允許個體經濟適當發展的政策。1981年7月，國務院《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還明確個體經營戶在必要時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別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
城鄉個體經濟經過幾年發展，部分個體經營戶積累了一定資本，逐漸擴大了經營規模，要求突破雇工7人的限制，事實上也大大突破了這個限制。雇工8人以上，就定性為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企業。根據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九章中有關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家轉化的“從量變到質變”的數量界限為8人。因此，可否允許雇工8人以上的私營企業存在，成為當時爭論的焦點，成為政策調整的關節點。面對這種新情況，黨和國家當時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如，1983年，中共中央在《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中就明確提出：對超過規定“雇請較多幫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而應因勢利導，使之向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發展。”直到1985年初，中央文件還指出：“目前雇請工人超過規定人數的企業……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及時辦理登記發證工作，加強管理。”在“三不政策”的默許下，私營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1987年10月召開的十三大指出：“私營經濟是存在雇用勞動關系的經濟成分。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它必然同占優勢的公有制經濟相聯系，并受公有制經濟的巨大影響。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4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憲法第11條增加了如下內容：“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
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后，個體私營經濟迅速發展。1992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重申“補充論”，再次肯定了個體私營經濟的地位，廓清了對個體私營經濟的思想混亂，為民營經濟的發展掃清了障礙，同時也掀起了民營經濟發展的新高潮。
不過，本人的博士生導師董輔礽教授當時并不贊同非公有制經濟只是起“輔助、補充”作用，強調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正像在八寶飯中，紅棗、蓮子等東西是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飯做好之后摻進去的什么“補充材料”一樣。不能以生產力的多層次性來解釋發展非公有制的原因。非公有制經濟不僅能夠容納非常落后的生產形式，而且可以容納非常現代化的生產形式，國內有很多高科技企業是私營的。這就是著名的董氏“八寶飯”理論。他還以嚴謹的邏輯清晰地回答了“必須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的問題：
“這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天然與市場經濟兼容，或者說非公有制經濟存在和發展與市場經濟互為條件。換言之，如果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就沒有市場經濟；反之亦然。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和市場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這個發展首先應歸功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應該說，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明確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同時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繼續鼓勵、引導，使其健康發展。”至此，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從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地位上升到“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進一步指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005年2月28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使兩者在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方針，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同時還從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引導非公有制企業提高自身素質、改進政府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監管、加強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指導和政策協調等七個方面提出了三十六條具體意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至此，在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體系中，混合經濟已然正統。
但近幾年又不時冒出針對民營經濟的否定、弱化民營經濟的言論和做法，這引起了最高領導的高度關注。首先是劉鶴副總理挺：民營經濟在整個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如果沒有民營企業的發展，就沒有整個經濟的穩定發展，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就是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六篇第十九章“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重申：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培育更有活力、創造力和競爭力的市場主體。《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再次明確：“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支持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
這方面，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浙江，可謂已然作出典型示范。由于歷史及特殊地理位置原因，1953―1978年，浙江全省人均國有固定資產投資只有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各省市區最后一位，加之外商投資也遠遠低于沿海省市的水平，這就歷史地決定了其工業產值中“國有工業”比重為全國最低，非公有制產值占了全省國內生產總值的90%，其經濟發展主要不是依賴政府大規模投資、國家地區優惠政策或境外直接投資。在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溫州、臺州、義烏等地區，近幾年城市建設資金的80%以上都來自于民間。活躍而充裕的民間資本，已滲透到浙江的各行各業，并逐步形成了民眾投資、民間營運、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環發展體系，給浙江的經濟繁榮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活力。
混合經濟中的公有經濟，尤其國有經濟，在市場機制失效的自然壟斷、社會公共或公益性非競爭領域獨具優勢；而民營或非公經濟，可謂市場經濟之天然微觀活動主體或細胞，前者更多用于追求社會公平目標，后者更多用于增進經濟效益目標，二者缺一不可。公有與非公有經濟并存，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由此形成充滿活力的混合經濟，正如本人的博士生導師董輔礽教授的“八寶飯理論”所比喻的： 結構好、味道好，所以寶貴。
這么好的東西，何樂而不確定為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而切實維護，并在實踐中逐步健全完善？！
03
“揚棄”而非“消滅”私有制的產權制度
共同富裕的主攻方向無疑在于中等收入群體亦即中產階級的擴大。這已寫入《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十四篇第四十八章第二節標題。2021年8月17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也再次強調：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而“擴中”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后者又很大程度取決于全面完善的產權制度。這一點，我們的老祖宗早有明見：“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滕文公上》）
從現代經濟學的觀點看，市場的有效運轉也離不開清晰的產權制度。正如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如果市場要有效運轉，必須要有良好的定義清晰的產權。”
所以，《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六篇第二十章第一節標題即“全面完善產權制度”：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實施民法典，制修訂物權、債權、股權等產權法律法規，明晰產權歸屬、完善產權權能。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健全產權執法司法保護制度，完善涉企產權案件申訴、復核、重審等保護機制，推動涉企冤錯案件依法甄別糾正常態化機制化，暢通涉政府產權糾紛反映和處理渠道。加強數據、知識、環境等領域產權制度建設，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法律法規。
但由于上述制度安排與我們一直信奉的所謂“消滅私有制”明顯不一致，所以其一直缺乏透徹理論的支持。這也就是為什么2018年一篇宣稱“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而應離場”的網文在輿論場引起軒然大波；早前某人大教授長發表《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的長文而引起廣泛恐慌的原因。因此，為上述制度安排提出實事求是的透徹理論支持，是經濟理論工作者的時代責任。就本人理解，這樣的理論與理由大致包含以下要點：
其一，理直氣壯回歸馬恩原著字面與辯證法“揚棄而非消滅私有制”的原意。
董輔礽教授《消滅私有制還是揚棄私有制》的文章，就石破天驚地做了原文考證。他寫道：對于私有制，我們看老祖宗怎么說的。《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我是1946年進大學學經濟，在大學第一外語是英語，第二外語是德語，還沒有完全忘，有些不清楚的就查字典，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有《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我將《共產黨宣言》德文版與中文版一對照，中文版有許多消滅，消滅這個，消滅那個，我一查，凡是中文翻譯為“消滅”的有五個不同的德文字，翻譯為消滅私有制的“消滅”在德文叫“Aufheben”，是個動詞，動名詞是“Aufheb ung”，這個字是黑格爾的用語。馬克思早年研究過黑格爾的，他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黑格爾的，所以他的書里用的黑格爾的詞。咱們看黑格爾是怎么說的，Aufhebung是什么意思？在《邏輯學》中黑格爾說Aufhebung這個字在語言中有雙重含義，它意味著保持，又意味著停止與終結，既被克服又被保存。這個意思我們也可以翻譯為保存、保留私有制，也可以翻譯為停止私有制。沒有辯證法的思維是理解不了黑格爾這樣的思想，他是邏輯學、辯證法的大師。德國人天生是辯證法的大師。因為這個詞，俄文沒有相應的字，英文也沒有。德文這個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黑格爾講事物的肯定，否定，否定中間又有肯定，即有保留又有否定，是這樣個意思：這個事物否定那個事物，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又保留又否定。這個字我們中國有的地方翻譯對了。在《資本論》第三卷里，馬克思講股份公司，翻對了。股份公司出現了，出現了社會資本，資本社會化了，資本家雇了很多工人來從事勞動，股份制以后，資本成為公共資本，資本社會化是原來那種私人資本的揚棄，這個時候有Aufhebung這個字，我們中文里翻譯成揚棄，又拋棄又發揚，雙重含義。馬克思看到股份公司出現后，資本社會化了，資本社會化是私人資本的揚棄，即否定又保留，這樣一個含義，理論上你可以將馬克思的話翻譯成揚棄。
有錯當糾。歷史與語言的原因，馬恩原著翻譯錯誤在所難免，過去就常有校正。比如，原版《哥達剛領批判》中的“資產階級法權”，新版就鄭重改譯為“資產階級權利”。按德文Aufhebung字面原意，應譯為“揚棄私有制”，而非“消滅私有制”，考證確鑿。
更何況，“揚棄”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看待萬事萬物否定之否定變化發展的基本觀點，它怎么就不適合“私有制”？顯然，“揚棄私有制”，更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綜上所述，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理直氣壯地回歸馬恩原著字面與辯證法“揚棄而非消滅私有制”的原意。
其二，進一步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進一步發揚私有制“歸屬清晰、權責明確”與“激勵兼容”的積極因素。
哲學上“揚棄”是指事物在新陳代謝過程中，發揚舊事物中的積極因素，拋棄舊事物中的消極因素。如“揚棄而非消滅私有制”得以確認，當然就毋須諱言私有制的積極因素。何為私有制的積極因素？簡言之，就是“歸屬清晰、權責明確”。
“科斯定理”之重要命題即：資源配置不僅與其所有權分配有關，而且與其他法定的權利有關，而法定權利的最初分配從效率角度看是無關緊要的，只要這些權利能自由交換。怎樣的權利才能自由交換呢？當然是“歸屬清晰、權責明確”，這正是私有制的積極因素。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相互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他們相互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
“激勵相容”是私有制的另一積極因素。所謂“激勵相容”是指：在市場經濟中，每個理性經濟人都會有自利的一面，其個人行為會按自利的規則行為行動；如果能有一種制度安排，使行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行為，正好與企業實現集體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這一制度安排，就是“激勵相容”。正如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所揭示的：“每個人都試圖用應用他的資本，來使其生產品得到最大的價值。一般來說，他并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清楚增進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他所追求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安樂，個人的利益，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就會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達到另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絕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于追逐他個人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效益時所得到的效果為大。”
推而論之：如果說，“歸屬清晰、權責明確”與“激勵兼容”為私有制的積極因素，那么這兩積極因素正是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和發展的邏輯前提。
正因此，中共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說法。
所以，進一步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必須進一步允許并鼓勵私營經濟發展，而且必須進一步發揚私有制“歸屬清晰、權責明確”與“激勵兼容”的積極因素。
其三，“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無疑是馬克思提出的揚棄私有制的重大指向性課題，也是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長治久安治國理念必要的制度安排，理應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論述道：“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長期以來，學術界圍繞馬克思這一概念眾說紛紜，爭論不休。
不管怎樣，“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無疑是馬克思提出的揚棄私有制的重大指向性課題，也是實現“有恒產者有恒心”長治久安治國理念必要的制度安排，因而也理應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我們來破題，來闡述，來實踐。
其四，“公眾所有制”或就是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最佳實現形式，抑或最佳實踐。
“公眾所有制”這一概念也是董輔礽教授首次提出的。1997年他在《上海證券報》上發表了一篇《公有制與股份制》的文章，提出公有制有兩種形式：一種叫共同所有制，另外一種叫公眾所有制。這是兩種不同的公有制。
據他闡述，所謂共同所有制，是指在一個國家、一個企業或一個社區，形成的由所有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財產，每個成員都不是共同財產特定部分的所有者，沒有哪一部分是誰所有的。共同所有制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者并不擁有共同所有資產的某一個特定部分。國有企業里一個螺絲也不是你的，我們人人都有份，全體人民都所有，可是你什么都沒有，哪一個都不是你的，沒有一部分是你的。原始社會的所有制是共同所有制，我們的國家所有制是共同所有制，人民公社是共同所有制。
所謂公眾所有制，即一個企業或一個社區里面形成的某種財產，但每個公眾又是特定部分的所有者，有一部分是他的，有一部分是你的，還有一部分是我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最早出現在合作社組織。合作社的成員交納合作社的股金，為公眾所有，每一個加入合作社的成員都有相應的股金，那部分財產是他所有，股金有多有少，你交了多少股金，那么相應的財產就是你的。以后出現的股份公司，更是一種公眾所有制。股份公司可以有幾十萬的股東，股東入股形成了股份公司的法人財產，法人財產是公眾的財產，但是每個入股者都有相應的股份。公眾所有制越來越多，如證券投資基金，是公眾所有制，基金為公眾所有，但是我買基金的部分，自己投資的部分屬于我的，雖然公眾財產不能分割，但其中相應的部分是自己所有。社保基金、醫療保障基金等形式的公眾所有制越來越多，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社會現象。馬克思已經看到了，它突破了原來的私人資本那種所有制，那時候一個老板投資辦一個企業或幾個老板辦一個企業，雇一大批工人，工人沒有財產，他們是打工，以后出現了股份公司，就突破了。另外有許多股份公司叫公眾公司，公眾投資所有的，而且股份可以變化。你今天買股票你就是股東，你明天又賣就又不是股東。大公司真正的大股東也就占百分之幾的股份，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就不少了。企業里誰是資本家說不清楚，大家都是股東，這種公司美國叫做公眾公司。公眾公司的發展，使得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公眾公司，大家都看到了和原來那種私人資本不同的所有制。原來是一個老板、幾個老板投資辦一個公司、辦一個企業，雇一些工人勞動，這對私有制是一種否定。因為這個企業為公眾所有，它是否定但同時又沒有消滅私有財產，保留了私有財產。在公眾所有制股份公司里，沒有消滅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沒有被消滅而是被揚棄了。這種公司不是公共所有制而是公眾所有制。因此市場經濟應發展，私營經濟應發展，公眾所有制也應發展，私有財產不是被消滅而是被揚棄，它是采用另外一種形態。
推而論之，“公眾所有制”或就是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最佳實現形式，抑或最佳實踐。
其五，揚棄私有制當然包括拋棄其消極原罪因素，也要將其關進制度的籠子，限制其為所欲為傷害個人與社會的權利濫用。
無容否認，私有制確實存在諸多消極因素乃至原罪。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曾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進行過這樣的描述：醫生希望病人多，賣棺材的希望多死人，糧食投機者希望發生災荒，律師希望家家打官司，建筑師希望每天失火，玻璃商希望下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馬克思則對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資本做過如下鞭撻：“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尾，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資本就敢于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
同樣毋須諱言，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若干經濟社會丑惡現象，諸如坑蒙拐騙、造假販假、欺行霸市、凌辱員工、行賄受賄、窮奢極欲等等，都與私有制消極原罪有關。
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發揚利用私有制積極因素的同時，一定要拋棄其消極原罪因素。從這一意義講，所謂“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并不可取。恰相反，對私有財產權也要將其關進制度的籠子，限制其為所欲為傷害個人與社會的權利濫用。
為私營經濟發展提供更透徹的理論支撐，并非易事，甚或引來“拍磚”，要冒一定風險。但作為經濟理論工作者，盡一份責任，冒此風險是值得的。
不管怎樣，必須理直氣壯地摒棄死扣本本的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害死人。正如毛主席當年所痛斥的：“人屎可以喂狗，狗屎可以肥田，你們的教條比狗屎還沒有用！”十月革命期間，某艦水兵起義，有布爾什維克查《資本論》無說法而猶豫不決。改革開放初期，以馬克思《資本論》中舉例雇工超過八人即小業主羽化為資本家，而限制私有企業雇工不不超過八人。現在來看，可謂貽笑大方。
列寧在《論策略書》一文中寫道:“現在必須弄清一個不容置辨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考慮生動的實際生活，必須考慮現實的確切事實，而不應當抱住昨天的理論不放，因為這種理論和任何理論一樣，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東西，只能大體上概括實際生活中的復雜情況。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是常青的。”
綜上所述，一言以蔽之：“揚棄”而非“消滅”私有制的產權制度，可謂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保障。
04
反壟斷與歧視的公平競爭制度
如果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公平+市場效率這一公式，是共同富裕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么市場的公平競爭性，正是這兩者見效的必要條件。
其實，斯密在《國富論》里極力主張的正是公平競爭的市場，而深惡痛絕的正是獨占，尤其憑借或脅迫政府之手而謀求的獨占。這一點可謂跨時空正確。且看這幾段闡述：
“獨占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勞動的工資、土地的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不象無獨占時那么富足。為了要促進一個國家一個小階級的利益，獨占妨害了這個國家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國家一切階級的利益。”“獨占給唯一階級帶來的唯一利益，在許多不同方面妨害國家的一般利益。”“無論就那一點說，這種專營公司，都是有害的；對于設立此種公司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困難，而對于不幸受此種公司統治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禍害。”“我敢說，連最苛酷的歲入法律，與我國商人和制造業者吵吵鬧鬧地硬要國會頒布，以支持他們那種荒謬的、不正當的獨占權的某幾種法律比較，亦會使人覺得平和寬大。象德拉科的法律一樣，支持那種獨占權的法律，可以說是用血寫成的。”
提到壟斷，我們自然還會想到列寧對它的批判：
“這種壟斷還是同任何壟斷一樣，必然產生停滯和腐朽的趨向。在規定了（即使是暫時地）壟斷價格的范圍內，技術進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進步的動因，前進的動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經濟上也就有可能人為地阻礙技術進步。”
反壟斷而崇尚公平競爭的市場，也近乎西方政客與經濟學者們的普遍共識。比如，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的艾哈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先后擔任經濟部長、副總理、總理，任內領導德國創造復蘇經濟奇跡，其后寫了《來自競爭的繁榮》一書，總結其成功經驗，就認為，自由競爭的經濟制度是所有經濟制度中最經濟、最合理的制度。社會市場經濟要求產品的生產者能夠自由地競爭，并且這些生產者可以根據市場上的供求關系的變動，自由地決定產品的價格。通過自由競爭和自由地調整價格，對市場進行隨時隨地的調節，并使供求雙方和國民收入與國民生產在數量上和質量上不斷地趨于均衡。壟斷組織恰好與此相反。首先，它排斥自由競爭，排斥自由定價；其次，每一種壟斷都隱藏著某種對消費者的欺騙行為，這是與社會市場經濟的目標不相容的；最后，壟斷組織吞食了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成果，使得經濟止步不前。因此，要堅持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就必須要反對壟斷制度。
上文提到的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經濟學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在許多場合反復強調的一個觀點即：市場經濟的成功是基于深層次制度提供的激勵之上的，而這些又是基于私人產權和競爭之上。他闡述道：
“福利經濟學的基本定理，即建立市場經濟的有效性的結論有兩個基本的假設：私有產權和競爭市場。許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轉型國家—在這兩個方面都缺乏。然而，直到最近，人們開始只強調建立私有產權和自由貿易——并將后者與建立競爭性市場混淆了。我認為這些問題很重要——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競爭性的經濟體，我們不可能認識到它們所能帶來的所有好處。”
他還在上世紀末對中俄經濟轉型發展進行過比較，得出的結論是：
“中國和俄羅斯的經驗是證明競爭而非所有權的重要性的最生動的證據。通過擴展競爭范圍而不是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中國曾保持著增長率。當然，他們的國有企業也面臨著很多的問題，并期望在改革的下一個階段能夠得到解決。相反，俄羅斯將經濟的很大一部分都私有化了，而且到目前為止也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來促進競爭。這一點和其他的一些因素導致了經濟的大崩潰。”
他進一步指出：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對比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示之一是關于私有化和競爭的政治經濟學的啟發。將壟斷企業私有化會創造出巨額的租金。事實已經證明，要想在不引起腐敗好其他問題的情況下實行私有化是非常困難的。企業家將有動力獲得私有化了的企業而不是投資建立它們自己的公司。相反，競爭政策通常會減少租金，并激勵人們創造財富。更進一步講，私有化與管制兩者的實施順序非常重要。講壟斷私有化會形成非常穩定的利益，這會降低未來進行管制和競爭的可能性。”
所以，在他看來，轉型改革的順序應該是：競爭性市場建設在先，私有化在后。排序問題之所以非常關鍵，不僅僅是因為私有化所能帶來的很多好處只能在競爭性市場中才能實現，而且因為會出現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會抑制競爭或者反對限制壟斷權的管制。他說：
“正如我已經提到過的，競爭是成功的市場經濟中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競爭在經濟中一些領域是不可行的——所謂的自然壟斷行業。然而，競爭的程度和形式是在不斷的變化中的。技術擴展了競爭的范圍，使其存在于許多原來受到高度管制的行業中，如電信和電力。”
他進一步指出：除非經濟是競爭性的，否則自由貿易好私有化所帶來的收益會在“尋租”活動中消散掉，而不是用于財富的創造。
反壟斷，當然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答題。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于2007年8月30日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2021年11月9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修正草案）》進行了審議，并于10月23日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近期頗受關注的是，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對平臺經濟壟斷亮紅燈，針對平臺經濟無序擴張及其壟斷的監管力度不斷增強。2022年3月16日召開的國務院金融委會議特別指出，要通過規范、透明、可預期的監管，紅燈、綠燈都要設置好，促進平臺經濟平穩健康發展，提高國際競爭力。由此可見，對資本無序擴張及其壟斷的監管執法整治本身也要依法有序，亦即規范、透明、可預期。還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哪個行業，反壟斷不能只針對民營企業市場主體，而是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市場主體。否則以反壟斷為由歧視性打壓民營企業市場主體，就可能從另一方向影響公眾對民營企業市場主體的態度，影響市場對相關重要性前沿行業的預期和信心。當然，問題的嚴重性更在于歧視性反壟斷監管執法整治，可能破壞公平競爭這一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換言之，為構建公平競爭這一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既要反壟斷，也要反歧視。這就是所謂“競爭中性”制度。
這些年來，包括我國在內接受“競爭中性”（competitive neutrality）這一政策原則的國家或經濟體日益增多。1996年，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在《聯邦競爭中立政策聲明》（Commonwealth Competitive Neutrality Policy Statement）中最早提出了競爭中性的概念和政策。其涵義是，在政府重大商業活動中，政府不能憑借公共部門所有者的身份，利用立法或財政權力，獲得優于其他私人部門競爭者的完全競爭優勢，在非盈利、非商業活動中則不適用此原則。具體則要求稅收中性、借貸中性、回報率要求、監管中性、全成本定價等等。該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接受。2005年，OECD在《OECD國有企業指引》中就體現了競爭中性的內涵。2009-2012年間，OECD連續發布了多項關于競爭中性的工作報告或圖書，代表性的是2012年發布的《競爭中性：保持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公平競爭》，它首次確認了競爭中性的8個標準：簡化國有企業經營形式、成本確認、商業回報率、厘清公共服務義務、稅收中性、監管中性、債務和補貼中性、政府采購中性等。由此，競爭中性成為OECD國家通行的技術性規范。
對于中國公眾來說，競爭中性或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其實國內學術界研究此概念已經有很長時間了，還有不少學者出版了專著建議中國遵循國際上普遍使用的競爭中性規則參加國際競爭和國際治理。本人2003年12月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上的《論混合所有制》一文就有如下論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種類型的資本及其所有者要進入一個企業，成為混合資本的組成部分，成為混合所有者的一分子，是要經過競爭的。而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也始終存在競爭。換言之，混合所有制中的不同所有者和經營者都是“互相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正如在動物界中一切反對一切的戰爭多少是一切物種的生存條件一樣。”也正是這種競爭性，賦予企業進而整個經濟社會以生命力。因為競爭的結果往往是優勝劣汰，而優勝劣汰又是各個企業進而整個經濟社會保持強勁生命力的必要條件。例如，通過競爭，一方面進入優質或潛在價值較大的企業的資本及其所有者更有可能是比較優質的資本及其所有者；另一方面被優質資本及其所有者所接納的企業也更有可能是比較優質或潛在價值較大的企業。如此“優優”或“強強”組合的概率提高，自然就會增強各個企業進而整個經濟社會的生命力。2013年10月31日發表于《中國改革》雜志的《邁向有限政府市場經濟體制》更有進一步論述：除市場機制失效的自然壟斷、社會公益性領域保留國有企業之外，國有企業逐步退出非公共、競爭性領域，至少在非公共、競爭性領域應打破國有企業的壟斷或半壟斷地位，而最大限度向民間資本開放，任由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展開公平競爭，由公平競爭決定其市場份額。
但我國官方對“競爭中性”原則的認同卻是近年的事。在2018年10月G30國際銀行業研討會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表示：為解決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將加快國內改革和對外開放，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并考慮以“競爭中性”原則對待國有企業。我們將大力促進服務部門的對外開放，包括金融業對外開放。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明確：按照競爭中性原則，在要素獲取、準入許可、經營運行、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平等對待。同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到：按照競爭中性原則，打造公平便捷營商環境，進一步激發中小企業活力和發展動力。這算是“競爭中性”首次出現在中央文件中。
《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第六篇第二十章第三節標題即“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又以規劃綱要的語言進一步細化明確：堅持鼓勵競爭、反對壟斷，完善競爭政策框架，構建覆蓋事前、事中、事后全環節的競爭政策實施機制。統籌做好增量審查與存量清理，強化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剛性約束，完善公平競爭審查細則，持續清理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規定及做法。完善市場競爭狀況評估制度，建立投訴舉報和處理回應機制。加大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力度，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推進能源、鐵路、電信、公用事業等行業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放開競爭性業務準入，進一步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加強對自然壟斷業務的監管。
05
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三次分配制度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與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都強調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以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三次分配制度要能積極促進共同富裕，就必須體現效率、促進公平，所以《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要“努力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
按照規范界定，初次分配以市場為主導，主要依據生產要素對國民收入的貢獻大小進行分配，有助于優化生產要素配置、提高生產效率，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再分配以政府為主導，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之上政府通過征收稅收和政府非稅收入，再通過財政支出的方式，在各收入主體之間以現金或實物對收入進行再次分配，強調普惠、公平原則，具有國家權力的強制特征。第三次分配則主要鼓勵企業、社會組織、家族、家庭和個人等基于自愿原則和道德準則，以募集、自愿捐贈、資助、義工等慈善、公益方式對其所屬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
至于怎樣通過三次分配體現效率、促進公平以實現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說得很具體，可謂構建體現效率、促進公平三次分配制度的路線圖。
一是推動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堅持經濟發展就業導向，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促進充分就業。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的保障制度。統籌各類職業技能培訓資金，合理安排就業補助資金，健全統籌城鄉的就業公共服務體系。鼓勵返鄉入鄉創業。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幫扶困難人員就業。創造公平就業環境，率先消除戶籍、地域、身份、性別等影響就業的制度障礙，深化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勞動者通過辛勤勞動提高生活品質。
二是不斷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優化政府、企業、居民之間分配格局，支持企業通過提質增效拓展從業人員增收空間，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完善創新要素參與分配機制，支持浙江加快探索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價值的實現形式。拓寬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中低收入群體要素收入。豐富居民可投資金融產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紅制度。鼓勵企業開展員工持股計劃。深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鞏固提升農村集體經濟，探索股權流轉、抵押和跨社參股等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實現新形式。立足當地特色資源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壯大，完善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支持浙江率先建立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機制。
三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實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行動計劃，激發技能人才、科研人員、小微創業者、高素質農民等重點群體活力。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健全面向勞動者的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實施新時代浙江工匠培育工程，加快構建產教訓融合、政企社協同、育選用貫通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培訓體系，完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政策，拓寬技術工人上升通道。對有勞動能力的低收入群體，堅持開發式幫扶，提高內生發展能力，著力發展產業使其積極參與就業。拓展基層發展空間，保障不同群體發展機會公平，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邁入中等收入群體行列。規范招考選拔聘用制度，完善評價激勵機制。完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各方面人才順暢流動的制度體系。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激發人才創新活力。
四是完善再分配制度。支持浙江在調節收入分配上主動作為，加大省對市縣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依法嚴厲懲治貪污腐敗，繼續遏制以權力、行政壟斷等非市場因素獲取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建立健全改善城鄉低收入群體等困難人員生活的政策體系和長效機制。
五是建立健全回報社會的激勵機制。鼓勵引導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向上向善、關愛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意識，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事業。充分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完善有利于慈善組織持續健康發展的體制機制，暢通社會各方面參與慈善和社會救助的渠道。探索各類新型捐贈方式，鼓勵設立慈善信托。加強對慈善組織和活動的監督管理，提高公信力和透明度。落實公益性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完善慈善褒獎制度。
就第三次分配，本文以為，為鼓勵引導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向上向善、關愛社會，增強社會責任意識，積極參與和興辦社會公益事業，《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的故事可廣而講之：戰國齊人馮諼，是薛國（今滕州市東南）國君孟嘗君門下的食客之一，為戰國時期一位高瞻遠矚、頗具深遠眼光的戰略家。孟嘗君以“好客養士”、“好善樂施”而名聞天下，他對待門客，不惜“舍業厚遇之”，因而“傾天下之士”，門下食客達三千余人，馮諼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以怪人面目出現，起初為了試探孟嘗君的胸懷和眼光，曾三番五次地向孟嘗君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但孟嘗君無一例外的都滿足他而從來不嫌棄。當他發現孟嘗君是一個不勢利、非常大度、值得為他出謀劃策的領袖時，毅然決定竭盡全力以事孟嘗君。通過“薛國市義”、營造“三窟”等活動，馮諼為孟嘗君立下了汗馬功勞，使其政治事業久盛不衰（“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諼之計也。）。其中有關他到薛地代為收債的故事尤其生動深刻：后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于薛者乎？”馮諼署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于事，憒于憂，而性懧愚，沉于國家之事，開罪于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于薛乎？”馮諼曰：“愿之。”于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遍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之‘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后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此外，怎樣讓高收入群體和企業家更自愿并樂于向上向善、關愛社會、盡社會責任，還應鼓勵慈善事業的創新。比如，作為慈善機構的香港賽馬會頗有借鑒之處。1884年，香港有了賽馬會，后發展成為香港最大的單體納稅單位，其基金會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也是全球十大慈善機構之一。近二十年，香港賽馬會把約94%的稅后利潤用于慈善，錢款已超過321億港幣。馬會慈善基金的項目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有人文關懷的老年服務、青年拓展，也有扶貧救援、醫療保健、體育康娛、家居服務、康復關懷等社會福利，涵蓋藝術、教育、環保等各行各業。
最后還須指出一點，就是不能把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簡單化為三次分配制度，或者太過倚重三次分配制度。這里不妨引述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一個觀點：把所謂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質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就在于：物質的生產條件以資本和地產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的手中，而人民大眾則只有人身的生產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產生消費資料的現在這樣的分配。如果物質的生產條件是勞動者自己的集體財產，那么同樣要產生一種和現在不同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庸俗的社會主義仿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會主義）把分配看成并解釋成一種不依賴于生產方式的東西，從而把社會主義描寫為主要在分配問題上兜圈子。既然真實的關系早已弄清楚了，為什么又要開倒車呢？
就是說， 共同富裕的五大制度保障是一個體系，其重要性如全文依次排列，只有成體系的五大制度保障的田地構建完善了，才能長出我們所期待的共同富裕好莊家。
來源｜蒙格斯報告
版面編輯｜孫銘鴻
責任編輯｜李錦璇、蔣旭
總監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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