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明代皇帝學習制度己非常完善具體，且便于執行，但經筵、日講開講與否的主動權基本掌握在皇帝手中，具有很強的主觀隨意性。像最愛玩的正德皇帝，即位初即“自開講以來不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余，進講之數才得九日而己”。他在位時的大多數時間連朝政大事都不大理會，更不用說御經筵曰講，參加學習活動了。
明朝的大臣們也都不愿意當講官，因為學生是皇帝，放不開手腳來教學，只有一些時代例外。如萬歷時的張居正，《明史紀事本末》上有這樣的記載：“初，上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作‘背，字。居正忽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而驚，同列皆失色。”上日講課的時候，萬歷不小心讀錯了一個字，被張居正當成兒子一樣指責，不敢哼一聲。
但說到底，這些講官只是皇帝的臣子，師道和君道哪個更重要也沒有形成定例。像景帝的時候，“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閣臣陳循、高榖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為講官，每值講畢，輒布金錢于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把錢扔到地上給老師們哄搶，絲毫不尊重師道，教學的質量也由此可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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