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世民在晚年費盡心思寫下《帝范》一書、苦口婆心教育李治來看，他對兒子的治國能力自然是心有疑慮的。但他為什么放心地把江山交給李治呢？底氣在于自己留下的三大政治遺產：
第一，制度遺產。李世民雖然文武全才，但作為隋末大亂的親歷者，他目睹了更為聰明的隋煬帝是怎么把一個鼎盛王朝搞垮的。因此，他創立了諸多制度來對皇權進行匡正、輔佐，比如規定諫官、史官全程參與頂級軍政會議，設立了集思廣益、鼓勵不同意見的“五花判事”制。
李世民
第二，人事遺產。文有長孫無忌、褚遂良，武有李世勣，李世民為兒子留下了“頂配”班底；甚至連兒媳婦，也挑的是賢良淑德、出身關隴貴族的王皇后。
第三，良好的民望基礎。“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短短20余年間，李世民創造了政治清明、經濟復蘇、文化繁榮、軍力強盛、社會和諧的貞觀之治，史稱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朝野對李唐皇室的認可度極高，民心可觀。
事實一度證明了李世民是對的。李治在即位之初的永徽年間，各項制度、人事安排都遵循了太宗遺政，對幾位輔政大臣言聽計從、極為尊重，彼時的大唐國泰民安，沿著貞觀之治的軌道繼續穩定發展。
但無論多么溫和、仁孝的人，一旦坐上皇帝之位，都不會甘心長期唯他人是從，即使對方是把自己扶上太子之位的親舅舅。同時從李治勾搭父親后宮的武才人一事來看，他柔弱的外表下也飽含叛逆之心。
最終，借著改立皇后之機，李治在武氏的幫助下收回了皇權，并且打擊關隴勛貴、將科舉制推向深入，同時還知人善任、提拔了杜正倫、薛元超、韋思謙等一眾賢臣。
李治
單從結果來看，李治親政的表現是相當合格的。
他勤勉執政、關心民生，相對于霸氣十足的父親，其執政風格看似更為溫和；永徽三年（652年）編成的《唐律疏議》寬平公正、體系完備，推進了古代法制的新發展。
他執政期間，經濟持續發展、國力繼續穩步提升。以此為基礎，大唐繼續延續了貞觀年間主動出擊的對外軍事戰略，先后平定漠北、攻滅高句麗和百濟、擊垮倭國大軍、滅亡西突厥，使國土東起東北亞、西臨咸海，笑傲整個唐朝時期。
但如果據此認為李治是比肩父親的千古一帝，那可就太過兒戲了。
評價一個帝王的成就，不應僅注重外在，還得看內里；不僅要看實時業績，更要看留下了什么政治遺產。
以帝王的標桿秦皇、漢武為例。
前者被一些文人罵作“暴君”，但就是他，第一次真正地統一了華夏，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第一次創建并實行了成型的制度；第一次系統性地向周邊強勢推廣華夏文明，其后兩千年的制度、文化都深深受其影響，所以他被視為當之無愧的“千古一帝”。
劉徹
漢武帝被人罵作“窮兵黷武”，但就像他自己曾對衛青和太子劉據說的那樣：“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后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后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作為雄才大略的代名詞，漢武帝終其一生都在推行涉及到所有領域的改革，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外交都實現了堪稱開天辟地的創舉，中原王朝全方位的強勢從此成了習慣。
因此，所謂明君，相對于造福一時，利在千秋更為可貴；也許這一點很難，那么退而求其次——為自己的子孫打下良好基礎，為朝廷、百姓留下良好的規則、環境，即使僅僅持續一兩代人，那也足以令人贊嘆了。李世民就完全符合這一標準。
反觀李治，則完全相反。
《舊唐書》評價李治造成的后果：“忠良自是脅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盤維盡戮，宗社為墟”；《新唐書》與之類似：“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兩本史書對李治的指責都集中于兩點：破壞規則、遺禍宗室。即所謂的“毒流天下，貽禍邦家”。
被李治破壞的，正是他父親留下的優秀政治規則。
相對于其他盛世，貞觀年間最令人稱道之處，其實并不是強盛的軍事，而是清明的政治。從整體而言，那時沒有政治傾軋、派系斗爭，沒有小人亂政、忠良獲冤，不需要溜須拍馬、更無須見風使舵，人才得展所長、官員勤奮為政。
貞觀初年頒布了諫議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那些有權參與軍國大事的官員們面見皇帝時，旁邊必須有諫官跟隨，后來還加上了史官。這么一來，沒人敢溜須拍馬、糊弄敷衍，無不絞盡腦汁地出謀劃策，盡心盡力。畢竟誰也不想被魏征這樣的人指著鼻子罵，更沒人想在史書中留下庸臣、佞臣的標簽。
至于所謂的“五花判事“，則是要求“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以制度要求官員各執己見、鼓勵不同聲音，在任何時代都極為罕見。
不過這兩大制度都在李治執政期間名存實亡。
在借著改立皇后之際打擊元老勢力的過程中，凡是反對自己與武后的，要么被削職免官，要么被貶出京師甚至處死，即使是對國家、對自己立有大功的長孫無忌等人都未能幸免。
相反，那些見風使舵、順應圣意的人則獲得了進入權力中樞的機會，李義府、許敬宗等人飛黃騰達，奸佞之風死灰復燃（后來這倆人雖倒臺，但風氣一旦開啟就再也剎不住車）。
李勣
史書記載，李治登基五年后，就極少見到敢于仗義執言的諫官。連李治本人都感到奇怪，宰相李世勣的解釋是：“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而諫。”但是顯然，沒有完美的皇帝，李世勣顯然是在說謊，只是迫于當時的政治風氣、無人敢提反對意見罷了。
這就是“忠良自是脅肩，奸佞于焉得志”的原因。一個不允許不同意見的朝廷，是不可能風清氣正的。
至于李治因風疾而將權力分給武后的做法，則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就像宰相郝處俊勸阻時說的那樣：“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于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詳納。”
站在今天的視角來看，李治把帝位傳給誰、本質其實并無差別。但在當時，這是對封建政治制度破天荒的破壞（關鍵是壓根沒啥創新、進步），其造成的后果就是無數李氏宗室及其支持者被誅殺，甚至還引發了兵禍，唐朝的實力、威嚴遭到重挫，連曾經降服的東突厥也心生不屑、借機崛起。
武曌
此外，為了堵住悠悠眾口，武氏胡蘿卜加大棒、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賞賜與酷吏并用、恩威并施，將曾經清正的朝廷，變成了阿諛奉承、蠅營狗茍的沆瀣之地，“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這才遺禍最深遠的。
假設一下：如果當初李治清洗了長孫無忌等元老之后，重用的是自己挑選的文臣而非武后的勢力，也許開元盛世會提早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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