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制度正式確立于唐玄宗開元年間，這一時期節度使在數量和職權方面均有所發展。截止到天寶元年，唐廷于東北和西北邊境地區一共設置了十個節度、經略使，分別為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陳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以及在嶺南地區設置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同時，節度使的權力也不斷擴張，兼任采訪使，史載：“初，節度與采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釆訪使作為“道”的監察長官，類似于西漢時期的“刺史”，處于由監察官員向地方長官的過度階段。不久，節度使皆行采訪使之職權，“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后改為采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這樣節度使就間接獲得了掌管州縣地方事務的權力。在玄宗時期，使職差遣化日益嚴重，節度使往往還獲得其它方面的使職。如開元二十八年，安祿山就有以下頭銜，除了持節充平盧節度使外，還兼度支、營田、陸運、捍（押）兩蕃、激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采訪處置使等，其中“支度使”掌管地方的財政，“營田使”則掌管地方的營田和屯田。可見，幵元、天寶年間，節度使已經逐步掌控了地方的軍權、政權、財權，就是所謂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在節度使制度下，中央權力下移，于是“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此時，節度使的職權已經基本具備，唐代中后期的節度使制度已經基本形成了。玄宗時期節度使制度的特點。
天寶元年，唐王朝形成了“十節度、經略使”邊疆格局。與唐代中期相比，玄宗時期的節度使制度，有以下特點：
節度使只于延邊地區設置，執行防御外族入侵的職能。玄宗時期節度使主要為了應對當時的邊境戰爭，是出于邊防的要求而設置的，“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朔方節度捍御突厥……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御突厥……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平盧節度鎮撫室韋、秣鞮……隗右節度備御吐蕃……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猿……嶺南五府經略緩靖夷、猿”，此時的節度、經略使的轄區只局限于邊地，主要掌管邊地的軍事事務。由于李林甫為阻絕節度使“出將入相”之路，建議玄宗大量任用胡人，因此天寶之后的節度使也大多由能征慣戰的胡人擔任，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皆為外族，這盡管有利于削弱節度使對內地事務的影響，也有利于唐廷對節度使的控制，但也容易使其產生獨立傾向。
此時的節度使尚不具備割據的條件。此時的十大節度、經略使己經擁有地方的行政、財政、軍權，但是并不具備割據的可能，“節度使既是適應邊境軍事需要而設，統率軍鎮、指揮軍事活動自然是他們的主要權力。史料顯示，開元天寶時期，無論是指揮戰爭的重大決策，還是設置軍鎮、備邊、募兵等措置，節度使都要上奏朝廷，遵循中央的旨意行事，并沒有專擅之權”。節度、經略使擁有一部分財權，但是“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為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沒有獨立的財權，節度使就也無法實現地方的軍事割據。
開元時期募兵制改革的完成，天寶元年“十節度、經略使”邊疆格局的形成，幾乎是同一個過程。掌控地方眾多職權的節度使擁有募兵之權，就將募兵制和節度使制度結合起來，這標志著藩鎮體制的形成。藩鎮體制對玄宗朝的政治和軍事有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藩鎮體制破壞了唐王朝傳統府兵制下的“內重外輕”軍事格局，變成了“外重內輕”。天寶元年，唐王朝的軍隊總數為人，其中藩鎮控制的兵力就達到人，占到總數，占絕對的優勢。唐廷雖然建立了“擴騎”，但是兵力有限，也沒有得到唐廷應有的重視，于是強兵猛將多集中于邊疆，內地兵力空虛。
其次，節度使集軍、政、財大權于一身，而且不僅控制一鎮，還出現一人兼領數鎮的現象，如“因（王）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陳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這樣節度使就變成獨霸數鎮的“軍閥”。
再次，節度使任期太長，這就為其專擅提供了條件。唐玄宗邊疆戰爭頻繁，但是良將難尋，于是一些將領久任不替，史載：“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
阿史那社爾、契甚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馀年不易，始久任矣”，如安祿山出任平盧節度使長達十五年，兼任范陽節度使又十二年，兼河東節度使也達到五年之久。這種情況下，節度使培植黨羽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地方將士“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增加了地方軍事割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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