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設置公用錢是吸取五代治國的教訓，“蓋祖宗時，以前代牧伯，皆斂于民以佐廚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懼及民也。”既能規避官員腐敗，又是體恤民情之舉，宋太祖可謂良苦用心。
從現代角度來講，公使錢制度的設立有其合理性。經濟上的保障，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官員冒風險貪墨公款以滿足私欲的可能性，而且增加了官員違紀的成本，由此公使錢也算是用制度管人的典范。所以后來即使國家財政不樂觀，一些官員也反對廢除此項制度。
慶歷時皇帝想要削減軍事上的公用錢，范仲淹與韓琦就反對：“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他們認為“顧小利而忘大體”不可取。
另外，宋太祖設置公用錢，是想要用“懷柔政策”收服五代十國留下的方鎮政權。宋太祖即位初年節度使勢力根基深厚，威脅新生政權，為此宋太祖還采取過“杯酒釋兵權”的手段，兩者異曲同工。
“高官厚祿”最初成效顯著，取得了“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茍斂之患”，財權、政權、軍權收歸中央，極大地鞏固了皇權和中央集權。公使錢制度并非不可取，只是后繼無力。
2.制度不完備
公用錢一開始是帶著目的而設立，制度上尚未完備。
第一，太宗時期公用錢還未實現統一和普遍，一些州郡沒有享受這種待遇。《宋史職官十二》記載，“淳化元年（年）九月，詔諸州軍監縣無公使處……”
無公使處也就意味著沒有公使錢，逢年過節會給這些地方官員發放一定數額的，用于茶飲宴請的款項。
第二，由于制度不完備，公使錢發放數額標準不一，數額不盡相同，而且不斷調整之后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太宗時期，部分中央官署與地方府州軍監的公用錢是有定額的。
《新安志》記載，“國朝典故，三京及諸州府軍監公用錢舊皆有常數……”后來又經過幾任皇帝下詔調整，比如真宗“差定諸州軍公用錢。”
仁宗時才設置統一的公用錢范圍：“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到熙寧四年再次調整：“量入為出……若三京三路帥府、成都、杭、廣自來所用多者，增其數。”照寧五年再次上調：“增定諸路州軍公使錢及宗室正任刺史以上公使錢。”
這樣看來，公使錢已經成為官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能夠反映一個國家財政情況。正如哲宗在位時用削減公使錢的辦法來緩解國家財政拮據：“并分大郡、次郡、初除、次郡，俸錢各減四分之一，移大郡全給。留后、節度使分大鎮、次鎮、小鎮，（俸錢）遞減五萬……其刺史至節度使公使錢，依俸錢分數裁減。”
然而到了宋徽宗時期，公使錢又增加，熙寧、元豐時只有少數官員公使錢達到貫，宣和年間，“知通所得數倍，或至千貫。”
公使錢理應作為制度在國家法度之列，而從上述看來，這一制度的變化全憑皇帝個人裁決，沒有完整的法律構建體系，所以這也就是“人治”相比于“法治”的最大缺陷。
3.使用范圍不明確
沒有法度作為底線去規范，公使錢的使用范圍也是不明確的。
公用錢的辦公用途：用于往來饋送，包括赴任或卸職的官員和路過的官員，自周朝“傳食于諸侯”起，這向來是禮儀大邦的待客之道，禮待士大夫符合君主之道。彼時任揚州知州的蘇軾說：“三年之間，八易守臣，將迎之費相繼不絕。”
宋代吸取唐亡教訓設立的官員管理制度完善但復雜。官員必須異地任職制度，這就難免辦餞行酒宴，輪任制導致各地方官員經常輪換，而且監察制度規定官員要定期巡視地方，這無疑都增加了迎來送往的公費支出。
國家律令對公使錢限制較少，使得各地官員在使用上自由度高，會做出超出范圍的支出：拿公使錢購買節日禮物，文彥博說：“向時曾令公使置例冊，端午知州送粽子若干個，亦上例冊，人以其削弱為笑。”
綜合上述來看，公使錢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在制度管理上漏洞百出，慢慢演變為官員明目張膽的“以權謀私”，揮霍無度，這也是宋朝南遷之后國力大衰的原因，財政相當困難的時候公使錢也就必然走向沒落。
沉疴已久，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宣和末年，宋、金戰爭至宋室南渡，這一期間戰亂離亡，人民生產力百廢待興，但南方地域狹小，一時間朝政都無法恢復，所謂公使錢大概只能加速宋朝滅亡。
一個制度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務于經濟建設就當廢除，可惜南宋時期公使錢制度一再變質，到最后名不副實。
1.南遷亂象，朝不保夕
南遷后宋朝政策更迭，外有金、蒙兩國的強敵威壓，內有主戰和主和、迎二圣的“國是”爭議，現實與理想、生存與發展的多重矛盾使得朝野激烈變動。
內憂外患的情形下，南宋政局不穩定，皇帝意志幾乎不能主導朝政，中央已朝不保夕，也就無法顧及各個地方財政，“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此時作為中央參與地方集中調配的“公使錢”制度歷史使命隨國家命運而茍延殘喘。
2.饋贈之名，行賄之實
因為朝堂混亂不堪，吏治也更加腐敗，南宋時期尤其盛行官員私相饋送，且饋送次數和金額嚴重超出標準的情況變得很普遍，動輒就是價值上萬緡的東西。
另外官員往往假借饋送之名相鄰地方的官員往往以饋送為名，一方面是互相賄賂，另一方面是為了結黨營私。公使錢變成了“私使錢”，官場風氣敗壞。史書記載：“諸司互以錢物饋送，皆以折酒為名，賕餉相通，專濟私欲。”
官員貪得理所當然，都有“法不責眾”的心理，可見當時世風日下。
3.偏安一隅，精神頹靡
林升在詩中諷刺道：“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從官員濫用公使錢，貪圖宴飲享樂，不思進取的狀態來看，公使錢存在的意義就被抹殺了。
宋代官員宴飲次數、規模遠超前代，對這種不良風氣張放平說：“自和好以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荀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不逮。”
本來是為了優待官員的公使錢卻用于奢靡消費，再北宋時期就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到了南宋簡直變本加厲。甚至某些地方官員借“公使錢”由頭剝削人民，在朝廷監管力度微弱下轉化為赤裸裸的掠奪。
一國制度是體現統治者的意志并由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若國家層面無法做到這一點，那么這一制度實際上就不存在。
公使錢制度之所以在輝煌時萌芽一是因為當時朝廷權威較高，二是因為社會經濟的帶動作用。而南宋經歷政權驟變失去權威的同時，經濟也大不如前，所以公使錢制度逐漸變質以至沒落。
無可否認，“公使錢”確實發揮了它應有的效用，結果一發不可收拾。缺少制度的加強和完善，“公使錢”在北宋時期就弊端層出，統治者有心逐漸廢除，但“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制度在設立之時就該在推行之前先試行。
就像鄧小平改革開放設立經濟特區，哲學上真理從特殊性發展到普遍性是需要漫長的探索過程的。
再者，人治的天下終究會因個人得失成敗而致國家覆滅，而今天提倡的“法治”就是“路漫漫其修遠兮”，雖然遠，但我們都為之努力，這才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長久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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