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因上有太皇太后，為使鐵木迭兒放松警惕，英宗先后加封其為上柱國將軍、太師，并且下詔禁止官員非議鐵木迭兒。
在《元史》的記載中，鐵木迭兒“廣樹朋黨，凡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大搞拉幫結派，甚至由于皇帝沒有聽從他對賢臣的誣告，而稱病家居之時，依舊是“雖家居，其黨布列朝中，事必稟于其家”。
不過當時朝中權貴相互勾連，外至蒙古諸王，內至太皇太后無一不在這條官官相護，勢高鎮主的利益鏈上，元英宗一時也無法將這顆朽木連根拔起。直到至治二年秋，鐵木迭兒與答己相繼病逝，元英宗才得以掌握大權。但此時，距離“南坡之變”只剩下不足一年時間。
大舉革故鼎新
相比于忽必烈時期有意將國民分為四種人等，英宗選士并不拘泥于蒙古親貴，而是大規模起用漢人儒臣，發布《振舉臺綱制》，選賢與能；同時精簡政府官員配置，“銳然減罷崇祥、福壽院之屬十有三署，徽政院斷事官、江淮財賦之屬六十余署”。
同樣與部分蒙古貴族格格不入的是，他延續了其父親仁宗寬厚愛民的作風，加之蕭拜柱上諫：“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谷，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英宗深以為然，于是大力改革稅法，以緩解百姓徭役賦稅的壓力。
在整治民生、吏治的同時，元英宗開始對當時弊政的根本——以奸臣鐵木迭兒為首的貴族黨羽下手。
至治二年十二月，由于鐵木迭兒舊黨依舊作奸犯科，被蕭拜柱上表彈劾其“坐受劉夔冒獻田地”，英宗對官員說：“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今有罪，當論如法”，于是下令處死鐵木迭兒之子、宣徽院使八思吉思；與此同時，右相蕭拜柱奏黜鐵木迭兒之子鎖南“以通言路”。
至治三年六月，英宗下詔追奪鐵木迭兒一切官爵，抄沒其家產，其罪公布大下；翌月，又以貪贓罪罷免其子旺丹官職，至此奸相鐵木迭兒勢力幾乎清除，王朝有了蓬勃向上的基礎。
奈何三年而亂
后世明宋濂等人評說英宗“過于刑戮，奸黨畏誅”，這樣的評價不能說錯，但也不是完全正確。
他的確對群臣強調“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南坡之變的策劃者鐵失也的確是怕被劉燮貪贓之事牽連被誅，但正如《新元史》中所說，這是“帝之失刑，非由于殺戮也”，意為元英宗遭此大難是因為其刑罰還不夠狠厲，而不是因為他廣于殺戮。
因為這場政變的策劃者鐵失不僅是鐵木迭兒的義子，其妹速哥八剌更是英宗本人的皇后，是故英宗早先追查劉燮案等之時沒有將其一并處死，而終成大禍。
鐵失及其朋黨由于曾于鐵木迭兒只手遮天時炙手可熱，而后英宗起任蕭拜柱，種種新政都在束縛著蒙古貴族的特權，不僅觸及了舊黨的根本利益，更是引起了幾乎所有權貴的不滿，據《元史》記載，當時“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而買奴指的正是當時右相蕭拜柱。
于是八月初二，由于自知在劉燮獻田一案中牽涉頗深，見劉夔及同僉宣政院事囊加臺先后伏誅，鐵失恐怕地位性命不保，于是買通宮內僧侶喇嘛，試圖通過鬼神之說暗示國難當頭，希望皇帝大赦天下，但由于蕭拜柱勸諫，皇帝并沒有對奸黨寬大處理。
走投無路的鐵失于是動身前往土拉，拜會當時于漠北撫軍的甘麻刺長子晉王也孫鐵木兒，拉攏其參與政變計劃，并允諾若能成功刺殺英宗，自己愿意擁戴鐵木兒為新帝。
三日之后，元英宗與拜住在返回大都的途中，率部于南坡店駐營。當日夜間，鐵失與因罪被黜的鐵木迭兒之子鎖南、知樞密院事、大司農等十六人發動政變。鐵失控制阿速衛軍絞殺蕭拜住，而后親手將英宗于床榻之上殺死。
同年九月，鐵失聯合諸貴族舊黨擁立晉王也孫鐵木兒于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是為泰定帝，史稱“南坡之變”。
余波再無寧時
在被元貴族擁立繼位之后，繼任的泰定帝并沒有與其繼續同流合污，而是下令處死鐵失一黨，繼續英宗的部分改革，元王朝有了短暫的太平。
但泰定帝在位時間也只有短短五年，于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駕崩。而宰相倒刺沙把持朝政，遲遲不立新君。直至知樞密院事于在元大都再次發動政變，擁立武宗之子圖帖睦爾為元文宗，改元天歷后，倒刺沙才將泰定帝九歲幼子阿剌吉八擁立為帝。
“天歷之變”后，元王朝內一度“國有二主”，而這場鬧劇很快發展為元上都泰定帝一系與元大都文宗一脈的“兩都之爭”，戰爭歷時三月有余，最終文宗一脈摘得帝位。
其后文宗禪讓于明宗，皇位于兄弟二人中輾轉兩次，交于明宗次子寧宗，其中皇帝或年幼，或短命，再無一帝能夠改革中興，而五年后，元末順帝繼位，王朝逐漸走向不可轉圜的境地。
貴族選君，勢重易亂
1.蒙古舊制，草原本位
從元代帝王譜系中，我們不難看出，由武宗至仁宗，由文宗至明宗皆是兄弟繼位，而貴由和蒙哥更是出于成吉思汗四子中不同的兩系，完全不同于我國古代“立嫡立長”的先規，甚至比清朝“立賢”更為寬松，甚至不局限于先帝之子。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成吉思汗并沒有規定系統的選君體制，而是在建國稱汗之后，依舊保留有濃厚的草原本位思想，在選君問題上也延續曾經部落中貴族之間推舉立君的方式。
但很顯然，疆域廣博、人口眾多的帝國并不同于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在更大的集權、特權、物質、利益面前，樸素的草原本位思想已經完全不能適應當下的帝國。
2.帝位難穩，逐利終亂
蒙古帝國的一大特征正是“忽里臺大會選君”。道森于《出使蒙古記》中記錄著“如果任何人由于驕傲，自行其事，想要當皇帝，而不經過諸王的推選，他就要被處死，決不寬恕”的說法，可見由貴族把持的忽里臺大會掌管廢立，權力之大。
忽必烈曾有意建立類似中原的“嫡長子”繼位制，于長子早夭后，封三子鐵穆爾為皇太子。但即便如此，在忽必烈駕崩之后，鐵穆爾依舊需要通過“忽里臺大會”的確定才能被立為新君。
“忽里臺大會”的巨大權利使元王朝的帝位傳承有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可操縱空間”。早于窩闊臺病逝之后，乃馬真后臨朝改制立貴由為汗、貴由崩逝之后，拔都摒棄窩闊臺一脈，另立成吉思汗幼子拖雷一脈的長子蒙哥為汗；后到元成宗駕崩后，其兄之子武宗繼位，二人“叔終侄及”；這些幾乎不可能存在其他王朝的帝王譜系，卻由于“忽里臺大會”的極大權力，在元朝一代甚至較為常見。
也正因如此，“黃金血統”的成吉思汗后人都試圖從皇位爭奪中分一杯羹，而即得皇位者如仁宗一脈，也不愿將其已有權利交于旁支，各大勢力之間往往沖突頻發，內訌不斷。
何況“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舊部之間本就難以磨合，蒙古又本身地域遼闊，諸多旁支大多各自守疆，彼此差異極大。而“忽里臺”大會的貴族選君制偏偏讓臣民無法預料下一任君王是何許人也。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元朝帝王大多數時間都在忙于內訌或防止內訌，于旁支諸王及王公貴族之間斡旋，既無心發展建設，也無心關懷民生。于元后期，吏治越發黑暗混亂，百姓不堪其苦，終于大舉起義，北上攻破元都。
總結
元朝入主中原98年，其中末帝三十年。而在忽必烈至元順帝間六十余年，先后換代十帝，帝位混亂三十年，這是其他各朝都并不曾出現的。
究其原因，游牧民族草原本位制的貴族選君不可謂不是一大要害。它給了貴族過大的權利，而蒙古起于馬背之上，諸多貴族不習漢學，也沒有其自身的思想內涵和胸懷抱負，唯利是圖，不顧黎民蒼生。
所以當賢君在世，大力改革以圖國泰民安時，因為觸及舊貴族的利益，賢君能臣作為“異端”卻往往英年早逝。過無賢君，沒有天下人的君王，只有貴族的供給者，這樣的王朝不逾百年也實屬情有可原。
參考資料：
《英宗實錄》
《元典章》
《元史·英宗本紀》
《續資治通鑒》，【清】畢沅
《元史類編》，【清】邵遠平
《元史新編》，【清】魏源撰寫。
《元書》，【清】曾廉撰寫。
《蒙兀兒史記》，屠寄
《新元史·英宗本紀》，（民國官修正史）
《論元代的太子參政問題》
《元中期“南坡之變”的歷史原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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