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
草根出身的劉邦，基本盤就是同樣出自草根的沛縣老鄉們，而這些人在貴族項羽的圈子看來根本不入流；出自底層的朱元璋，骨干力量就是同出淮西的老伙計們。劉秀身為地主、太學生，他的云臺二十八將大多也出自這個圈子；李淵父子作為關隴世家一份子，因而很容易團結、吸引那些南北朝勛貴。
在開國過程中，老鄉、圈子是最可靠、最能依仗的資源，但到了治國階段，情況就截然不同了。
首先，開國過程中，充盈著生死存亡之機，信息瞬息萬變，除了需要武人，還需要精通陰謀與詭道的智囊，以應對緊急難題；而在治國階段，局勢相對穩定、有規可循，更需要能解決事務性問題的職業官員。
其次，打天下階段，比的是拳頭與策略，可以側重依仗某個地域性集團與群體；但在治理天下時，想要把國家擰成一股繩，必須盡量開放政權，讓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精英都獲得參政的機會，這樣才能實現團結與穩定。
也許說起來顯得勢利，但從歷史表現來看，出自不同階層、圈子的開國群體，面對這種階段性差異需求，適應性天差地別。
從能力特點來看，飽受關隴集團教育的李靖、長孫無忌，都像李世民一樣既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他們既能應對瞬息萬變的緊急狀況，也能處理事務性的工作。與他們相比，草根豪杰大多缺少系統教育、側重在實踐中學習，創業過程中形成的悍勇、狡詐等素質，在治國階段并不受歡迎，甚至還是現實威脅。
高儉
就政治素養而言，諸如北齊皇室后裔高士廉、南陳皇族陳叔達之輩，對于如何處理君臣關系、避免僭越忤逆，一定比李善長、藍玉更懂得分寸；那些見慣了大風大浪的豪族、勛貴，當面臨財富、權勢的誘惑時，往往更能保持清醒的頭腦、明白帝王紅線所在；長孫無忌能與集團外的魏征和諧共處，而李善長則視淮西之外的劉基為敵。
一句話，無論是知識、能力的構成，還是對權力、富貴的認知，不同的開國群體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當開國功臣無法處理角色轉換、難以順應階段性需求的轉變，甚至對政權帶來了隱患時，自然很容易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了。
雖然有個體性差異，但從整體來看，上述一般性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比如胡惟庸，就是典型的“作死”案例。
朱元璋的大部分功臣，都是出自淮西地區的同鄉。其中，文以李善長為首，武以徐達為尊；特別是李善長，被朱元璋贊為可以比肩蕭何的存在，所以也當之無愧地被列為功臣之首。
在長期的共患難過程中，李善長與朱元璋形成了相互信任的關系，結成了兒女親家；同時，他在淮西功勛集團中也擁有很高的威望，被視為“淮西功臣集團領袖”。
而胡惟庸，則是李善長的心腹，兩人也結為姻親；在李善長的關照與提攜下，胡惟庸在朱元璋集團中可謂如魚得水、官運亨通。
朱元璋
然而，萬事皆有兩面性。“淮西功勛集團”這種事物，在開國階段自然能提供高度凝聚力、戰斗力；但隨著天下平定、朱元璋的事業進入到新階段，這種小團體若不及時自我改變，很容易淪為歷史發展的障礙。
比如，李善長鄉土觀念極重，這種性格促使他為朱元璋殫精竭慮，但同時也養成了他處處維護淮西老鄉的思維定勢。隨著明朝統一天下，政權必須向海內所有精英敞開，李善長卻頑固地維護者淮西小圈子的利益，憑借自己的功勞、地位凌駕于百官之上，處心積慮打壓以楊憲、劉基為代表的非淮西系大臣。
這種有著明顯結黨性質的行為，自然引起了朱元璋的警惕。洪武四年（1371年），他勒令李善長告老還鄉。因為劉基也刻意退居二線，兩年后，李善長苦心培養許久的胡惟庸成功上位，成了淮西集團的新領袖。
胡惟庸
然而，在囂張跋扈這方面，胡惟庸可謂青出于藍，他對朝政獨斷專行，涉及到朝廷大員的升遷乃至生死，他都敢擅自做主；官員們遞交的奏章，他竟敢率先拆閱，所有對自己不利的內容都被扣下；他公開拉幫結派，很多淮系集團之外的大臣也被其守歸麾下。
面對這種情況，別說是朱元璋，就算換成以大肚能容而被受稱道的李世民，想必也不會聽之任之。但所謂“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為了讓淮西集團心服口服，為了獲取天下人的輿論支持，朱元璋對胡惟庸的跋扈生生忍耐了六七年，直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9月，才以胡惟庸輕慢占城貢使為由頭，以“蒙蔽欺君”之罪，將其關進大獄；下一年初，隨著御史中丞涂節提交告發書，朱元璋很快以謀反罪將胡惟庸誅殺，被牽連而死則1萬多人。
《明史》稱：“惟庸既死，其反狀猶未盡露”。但這并不重要，十年后，朱元璋再次以胡惟庸案為借口窮追猛打，包括李善長全家在內（除了朱元璋的女婿）的3萬多人丟了性命。同時，延續了1000多年的宰相一職趁機被廢除，明朝的皇權空前強化。
這么看來，朱元璋確實像是在替兒子拔刺，只不過力道過猛，以至于把棘杖本身也整傷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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